强奸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文化观念和刑法规范的变化,强奸罪的实行犯应当扩大至女性主体;对于婚内强奸的行为,应当区分情况予以刑法评价;性骚扰、强制猥亵妇女的行为,与强奸行为的根本区别是行为人有无奸淫妇女的主观意图;在认定强奸罪的过程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情况,在对奸淫幼女行为归罪时,仍应坚持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的标准;界定强奸罪加重处罚的法定情节,对于刑罚的准确适用具有重大意义。     

强奸罪应否纳入亲告罪之探讨

亲告罪一般定义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规定的罪名多涉及对个人私权利的侵害,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关系不大,某种意义上说被侵害者可以个人决定如何处理。强奸在世界各国是普遍受到刑法规制的严重犯罪行为,对强奸行为的定罪是否也应由被害人决定,将其纳入亲告罪的范围内,我国刑法目前并无此规定;从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看,强奸罪为亲告罪的规定也正逐渐被摒弃,但对婚内强奸是否为亲告罪则还有讨论的空间。     

民法视野中的婚内强奸罪

婚姻使男女双方从性行为主体角度获得了与对方同居的资格 ,夫妻双方获得的是向对方的同居请求权 ,而非对对方性的支配权。妇女性权利是妇女的一项基本人身权利 ,不能以任何形式转由他人支配和行使 ,包括其丈夫。从利益衡量和妇女解放运动的趋势看 ,婚内强奸亦应成立强奸罪。     

民法视野中的婚内强奸罪

婚姻使男女双方从性行为主体角度获得了与对方同居的资格,夫妻双方获得的是向对方的同居请求权,而非对方性的支配权.妇女性权利是妇女一项基本人身权利,不能以任何形式转由他人支配和行使,包括其丈夫.从利益衡量和妇女解放运动的趋势看,婚内强奸亦成立强奸罪.     

伦理变迁与强奸罪

目前强奸罪的认定采用奸的传统含义,导致婚内强奸一般无法成立强奸罪。随着社会的变动,婚姻伦理由夫为妻纲发展为夫妻平等,性伦理由单方面强调女子守贞变为重视人的性自由,奸的含义因此发生改变,不再限于男女之间婚姻外发生的性关系。这必然要求强奸罪顺应婚姻伦理和性伦理的变迁做出调整,视婚内强奸为强奸罪的一种表现形式。     

婚内强奸应构成强奸罪——王卫明婚内强奸案评析

【基本案情】 1996年6月,被告人王卫明(男,1970年5月生)搬离住所,以与妻子钱某感情确已破裂为由,向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请求。同年10月,法院对其离婚请求作出了“不予支持”的判决。后双方仍处于     

"婚内强奸"的再定性

“婚内强奸”是一种存在较普遍的社会现象,目前我国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能否将其犯罪化以及定何种罪名是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最具争议的问题,刑法理论界亦存在着肯定论与否定论的对立。婚内强奸侵犯了妇女性权利,严重影响了社会良好和谐的性秩序,认定婚内强奸构成强奸罪,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符合国际立法趋势。     

论“婚内强奸”行为

对于“婚内强奸”行为是否应当被认定为强奸罪的问题,任何极端化的观点都是不妥当的。在严格的特定条件下,即妻子确有拒绝与丈夫性交的正当理由,而丈夫强行为之,并且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以强奸罪论处。     

婚内强奸的刑法学思考

婚内强奸符合强奸罪的外在特征,从国内外的立法现状及我国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其也可以构成犯罪,但是从刑法价值的角度看,其犯罪性应当被排除,因而在我国,不宜将婚内强奸认定为强奸罪.     

刑罚基本问题理论研究六十年

20世纪50年代我国刑法学界已对刑罚基本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刑法学界才开始对此方面的问题予以普遍关注并展开全面的研究。就刑罚的概念与本质、刑罚权、刑罚目的、刑罚的功能、刑罚的价值等问题，刑法学者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诸多观点和主张，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了共识性的观点，同时仍存在一些分歧。长期以来关于刑罚基本问题的研究讨论在丰富和深化刑法学理论的同时，也促成了我国理论界和司法界刑罚理念和刑罚观的转变。     

贪污罪理论研究六十年

建国60年来,刑法学界关于贪污罪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从研究历程上看,贪污罪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建国初期到1979年刑法典的颁布,从1979年刑法典的颁布到1997年刑法典的系统修订,自1997年刑法典系统修订并颁布实施至今。贪污罪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贪污罪的概念界定,贪污罪的构成要件,贪污罪的共犯形态,贪污罪的停止形态,贪污罪的定罪量刑,贪污罪的立法完善等。贪污罪的理论研究对依法惩治贪污犯罪、促进贪污罪的立法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抢劫罪理论研究六十年

建国60年来,刑法学界对于我国实践中常见多发的抢劫犯罪进行了卓有建树的研究。研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至1979年刑法典颁布之前;第二阶段是自1979年刑法典的颁布至1997年刑法典的出台;第三阶段是1997年刑法典出台至今。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典型抢劫罪的基本犯形态的客观特征、典型抢劫罪的加重形态、“携带凶器抢夺”的认定、转化型抢劫的认定、“聚众打砸抢”以抢劫罪认定的理解、抢劫罪的对象、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抢劫罪的刑罚配置等。这些研究,对于丰富抢劫罪的刑法理论、指导司法实践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理论研究六十年

建国60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对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全盘接受前苏联的理论,到展开本土性研究形成通说,再到目前的“百家争鸣”,我国关于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研究逐步深入。关于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构成要件地位、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关系等问题,争论还颇为激烈。当然,在诸如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分类、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功能等问题上,理论界也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保安处分制度理论研究六十年

建国六十年来的保安处分制度研究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保安处分的基本理论、保安处分的适用问题和当代中国的保安处分制度。基本理论的内容集中在保安处分的原则、保安处分与刑罚的关系、保安处分的适用（条件、宣告和执行）等问题上。其中，又以保安处分与刑罚关系的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影响最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发展经验

新中国成立的60年是辉煌发展的60年，深刻总结这60年的发展历程，得到了如下宝贵经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新中国的发展壮大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新中国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是新中国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新中国发展壮大的政权保证、实行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发展壮大的根本动力、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是新中国发展壮大的实力基础、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是新中国发展壮大的坚强保证、努力推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和全方位外交是新中国发展壮大的外部条件、社会和谐是新中国发展壮大的社会环境。     

浅析当前强奸犯罪中的证据把握问题

近年来,强奸案件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变化。强奸案件的新特点,导致办案人员对该类案件证据的认定产生了较多困惑。为了正确定性,需要提出强奸犯罪证据的审查要素问题。     

故意伤害罪理论研究六十年

建国六十年以来，我国刑法学界对故意伤害罪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但对故意伤害罪研究的真正展开，是从第二个阶段开始的。在故意伤害罪的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既遂与未遂等问题上，论者们都有过不同的主张，在有的问题上至今还存在分歧，但成效还是显著的。在许多问题上，经过众人长期的不懈论争，观点逐渐趋于成熟，得到刑法学界的普遍认可而成为通说乃至共识。     

中国现代警学基础理论研究30年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警学基础理论研究先后经历了起步阶段、学科建设发轫阶段、奠基阶段,现在已走向多元和理性阶段,并取得了很大成就。尽管如此,在警学基础理论研究中,仍然存在“左”的影响,尚未形成成熟的学术规范,警察理论与警察实践、理论警察学与部门警察学相互脱节现象严重。新世纪新阶段,要真正推动警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突破和发展,应当坚持四个价值取向,形成四大理论品格。即由断裂走向兼容：保持深厚的历史感;从封闭走向开放：追求博大的境界感;从注释走向理性：形成严谨的逻辑感;从滞后走向超前：凸显强烈的时代感。     

刑法解释实践与研究六十年

建国六十年来,我国刑法解释权配置体制的沿革经历了决议前阶段、1955年决议阶段和1981年决议阶段三大阶段。中国刑法学界对刑法立法与刑法解释的关系、刑法解释的对象、能否以刑法立法解释的形式修改刑法、是否应当维持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并存的刑法解释体制、如何合理地划分刑法立法解释权和刑法司法解释权的界限、地方司法机关的刑法司法解释权、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刑法解释应当奉行的立场、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合理性、扩大解释的限度等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刑法解释理论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刑法研究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