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僚制与社会和谐的关系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在近二十年遭到了最猛烈的批判,例如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提出"再造官僚制",麦克尔·巴泽尔呼吁"突破官僚制",而彼得·普拉斯特里克倡导"摈弃官僚制",更有西方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官僚制与社会和谐呈反向变动的关系"。官僚制与社会和谐是否真的誓不两立?中国目前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如同西方国家再造、突破甚至是摒弃官僚制?本文通过对官僚制以及和谐社会的内涵与本质进行阐述,从而揭示官僚制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内在关系。     

对韦伯官僚制组织效率悖论的反思

对韦伯官僚制行政模式存在的效率悖论的批判,在更大层面上是后人的一种"误读"和"苛求".新公共管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僚制的行政效率,但并没有动摇官僚制的理论基础;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而且对当今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行动中的组织——中国地方政府部门运行的个案研究

<正>自秦统一六国,废"封建"、立"郡县",中国即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结构复杂而生命力极强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这种官僚体制长期主导着传统中国的政府组织,也一直是传统中华帝国的组织基础。不过,这种官僚制并非现代意义的理性官僚制,而是一种以传统支配类型为主的"家产官僚制"。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传统官僚体制正式终结,建立起了一种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集中制国家政权组织形态,后虽进行了多轮不同程度的改革,但以党为核心的政府组     

重新发现官僚制: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对官僚制的再思考

现在公共行政理论研究中存在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韦伯式官僚制已经过时了,或者被更"好"的如网格、协作等管治模式所替代。论文质疑了这一观点,并批判了在评价官僚制中的"非黑即白"的绝对主义和"稻草人"式的虚假批判的逻辑错误,指出把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视为简单的从"低"到"高"、从"旧"到"新"的线性过程是片面的,应当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考察才能够正确理解官僚制。论文回顾了新公共管理、网格管理和协作治理理论对官僚制的批判和反思,然后从效率、民主和政治—行政二分原则三个角度对它在公共行政的实践进行了深入考察。论文认为,官僚制的核心原则和特征并没有受到根本的挑战,相反,高效率、有作为的官僚制依旧是公共利益的有力保障,甚至在推动非传统的治理模式,如网格管理和协作治理等方面发挥协调、指导作用。     

试析中国转型期官僚制的去向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是一种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明确规则为主线,强调规范化和高效率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机构的"理性类型"。对比理性官僚制组织的特征,对当前我国的官僚制的现状进行分析,作者认为我国的理性官僚制严重不足,另外我国目前尚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这一特定的行政环境决定了我们当前的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加强理性官僚制的建设。     

韦伯官僚制及其在我国的完善

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总体上处于官僚化不足阶段,因而不是要"摒弃"官僚制,而是应着力于如何以超越的眼光创新性地建构新型官僚制。     

理性官僚制的基本特征及其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借鉴

以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和非人格化为基本特征的理性官僚制,是现代社会大多数组织进行结构设计时普遍遵循的原则。本文通过对官僚制的上述基本特征进行阐述,发掘隐藏在现实组织形态之中的官僚制原则的合理性,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科层化组织"的低效率,并非理性官僚制原则使然,实则是组织设计的理性化程度的不充分造成的。我国的政府公务员系统的官僚化、理性化程度的不充分,导致政府效率低下;因而以理性官僚制建构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是一种可行的有益尝试。     

官僚制弊病的根源性分析

现代理性的官僚制理论是由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是一种理想形态的官僚制。这种官僚制依靠自身的优越性在韦伯生活的时代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官僚制的深入应用，现实中的官僚制正在蜕化，官僚制弊病不断出现。官僚制弊病的产生根源于官僚制自身的缺陷，根除官僚制弊病，需要官僚制理性的回归。     

废除官僚制: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述评

论文介绍了法默尔《杀死国王——后传统治理与官僚制》一书的理论贡献,并批判性评价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主要观点。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标志着后现代公共行政语言理论的形成;《杀死国王——后传统治理与官僚制》建构了后现代治理理论总体性框架,其中"想象的游戏"的认识论、"寻求的正义"的方法论和"艺术的实践"的实践论,从理论层面为我国重塑公共行政理论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理性官僚制视角下的中国官僚制

官僚制分为前官僚制,理性官僚制和后官僚制三个阶段。由于受到多种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国传统的家产官僚制没有走向理性化,而是依旧具有其独特的传统特性。本文通过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分析,并在其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官僚制发展不足的现状,提出官僚制改革的相应对策。     

现代官僚制的经济性和工具性——马克斯·韦伯的现代官僚制理论及启示

对现代官僚制作全面深刻的理解,有赖于对其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之理论文本的深入剖析。本文通过对马克斯·韦伯现代官僚制理论的梳理后认为,经济性是现代官僚制兴起的原因,工具性则是官僚制的本质,这种本质又直接导致了现代官僚制的自我权力化并产生了政治与行政之争,而制度之下的人也随之被工具化。现代官僚制在创造了惊人的管理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问题。如何在现代官僚制下实现“人是目的”这一主题,则是马克斯·韦伯理论的永久命题。     

学习型官僚制：转型时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新视点

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制遭到了西方行政改革者的广泛批判,但官僚制的完善仍是行政现代化的关键。因而对于转型时期的我国,官僚制依旧是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官僚制的缺陷和局限性要求必须对其加以矫正和改革,而学习型组织理论用于这一改革具有可行性。因而我们找到了塑造适合中国国情的行政组织模式的新视点,即,将学习型组织与官僚制进行优势结合,建构学习型官僚制。     

官僚制视角下中西行政改革实践探析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对人类行政管理的法制化、科学化和专业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官僚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方国家都掀起了行政改革的热潮,从官僚制的视角看,本文认为当代西方行政改革实践是在步入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对传统官僚制的一种扬弃,中国的行政改革实践是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对现代理性官僚制不足的一种弥补。     

官僚主义的治理：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启示

反对官僚主义是我国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本文通过对韦伯官僚制和我国国情的分析,指出官僚制是反对官僚主义的,“中国的问题在于官僚制不足”,提出充分发展官僚制,治理官僚主义。     

官僚制在中国行政组织中的缺失与发展展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官僚制在西方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而中国的官僚制发展则明显不足,低效、缺乏理性的官僚主义却日渐盛行。官僚制的核心精神符合中国特殊的行政环境,而中国行政改革目标的实质也与官僚制具有一致性,因而,在中国应加强官僚化的力度,要吸取理性官僚制的精华,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输入新的行政理念。     

走向后官僚制时代：公务员价值取向的转变

官僚制度下形成了官僚制组织及其成员以理性为基础的价值取向,但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使官僚制组织及其理论受到了冲击,新的社会需求要求政府公务员树立新的价值取向。我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在对官僚制组织体制进行反思和改革的过程中,应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公务员价值取向。     

新公共管理时代的官僚制：反思与抉择

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后,学者们较为关注官僚制的前景。本文认为,官僚制尽管具有许多弊端,但它仍有一定的生命力。中国是一个处于现代化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官僚制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中国仍需要官僚制精神,现代化需要秩序和稳定,中国政府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须理性官僚制去解决。     

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的范式选择——官僚制

在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官僚制曾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随着时间推移,官僚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但无论从世界发展趋势还是中国行政管理现状来看,官僚制仍是不可替代的行政范式。因此,对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在行政改革过程中,要从组织、管理方式、文化方面出发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官僚制。     

浅析官僚制的利弊与中国行政改革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僚制受到了来自全世界范围的抨击,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真正能代替官僚制的理论。中国行政由于传统文化的惯性及其他历史性因素,总体上仍处于官僚化不足阶段,因而我国的行政改革,要在吸收官僚制的优点,弃其弊端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理性化官僚制。     

韦伯的官僚制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至今仍是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行政体制模式。尽管于20世纪80年代,官僚制被普遍的质疑和批判,但不可否认其在世界范围内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本文认为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总体上官僚化程度不足,因而不能抛弃官僚制,而应完善官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