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转型与农民组织化

中国社会转型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积重已久的“三农”问题成为农村社会转型的巨大制约。农民组织化在农村转型期是促进现代农业、推进农村市场化、服务农民角色转换、维护农民权益与稳定农村社会的有效路径。要加快农村转型进程,必须努力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近十年来农民组织化的研究进展

近十年来,农民组织化问题成为社会广泛关注和学术研究的热点。梳理相关文献,研究主要涉及了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农民组织化的动力机制、农民组织化的载体、农民组织化发展模式及农民组织化发展困境等内容。但在农民组织形式创新、组织绩效、组织文化、农民主体地位等方面仍很薄弱,有待于深入研究。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民组织化——基于武汉市新洲区的调查

本研究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通过对武汉市新洲区的实证调查,对农民的组织化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指出:农民不仅组织化程度低,而且其组织化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这种男女有别的组织化是传统社会组织的家庭性与男性家长制相叠加、性别社会化所导致的女性组织能力不足以及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重视组织化中的性别差异,才能更好的推进农民组织化的进程。     

以农民再组织化推进农村社会文化建设

农业经营体制改革降低了农民组织化程度,农村社会文化建设需要实现农民再组织化。采用推演和实证方法研究发现,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会文化建设存在互动关联关系。但农户承包经营解体了农村最基层组织,村民自治性组织功能扭曲,社区服务组织覆盖率低,群众性社会组织培育缓慢,农村留守群体中缺乏社会文化带头人。农村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约束农村社会文化建设,为此应以各类合作经济为纽带促进农民生产活动组织化,以群团组织职能延伸推进农民社会活动组织化,以各类社区组织发展带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并实施农村新型组织带头人培育工程。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

农民组织化不仅是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保护农民利益的有效途径,而且能够直接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降低供给成本。当前,我国农民组织化水平总体比较低,社会环境制约着农民组织的发展,农民组织规范性较差,农民自身因素也影响着组织化的水平。为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为目标,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应大力发展农民组织,改善制度环境,健全法律法规,提高农民政治素质及其对农民组织的认知程度。     

提高农业农村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如果以组织形式作标志划分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那么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大体经历了人民公社、家庭经营两个阶段,现在到了进行组织创新,提高农业农村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新阶段。     

农民组织化程度偏低的五大原因

中国农村有近2.5亿农户,但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的农户仅有2363万户,占全国总农户数的9.8%。可以说,组织化程度低是导致农民成为最大弱势群体的重要内因。     

试析毛泽东的农民组织化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农民、农村窘境的科学认识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展开了自己关于农民组织化思想的两个维度:在党、政、军体制内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在党、政、军体制外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这一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中,这一思想也无不发挥其应有的光辉。     

论社区农民集体的再组织化

《物权法》有关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的规定充满矛盾,反映出农民集体虚化的现实。社区农民集体再组织化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未来的民法典编纂不能继续采取回避的态度。再组织化应满足底线要求,在充分尊重历史和现实、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依法进行,允许探索多元模式,但再组织化要适度。再组织化之后形成的社区农民集体可成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在民法典中有所体现,并以单行法的形式进行具体的、制度化的调整。     

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我认为,这既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责任,更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要职责。在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组织一定要自觉增强组织群众的能力,把农民组织起来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转型期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正在进入社会转型加速期,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民向城市的大量涌入给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系带来了巨：赶的冲击和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农民”的内涵悄然发生着改变。这构成了“农民”理论创新与社会政策体系重构的宏观历史背景。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民问题的根本解决,是伴随着农民实现非农化转移,实现身份和职业上的转变,即通过农民向市民转变的市民化进程来实现的,这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进程,同时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进程。     

资源依赖分析:党建科学化研究的新视角

资源依赖理论在党建领域中的应用,为党建科学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在党组织与外界环境的复杂互动中,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新的研究路径。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权力架构、组织结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其它执政资源都发生了一定的转换。中国共产党应顺应国际潮流、国内转型和党内转变的总体环境,进一步提高非权力性权威、巩固组织网络、强化社会整合功能。     

代替行政: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与政府职能转变

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的进一步深入,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地承担了以前由政府部门承担的职能,成为政府职能的替代性力量。这有利于建立一个职能优化、效率突出的政府。但是由于政府下属或主管的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关系,使政府将大量事务性的工作交给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完成,政府还可以通过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行使应该转变和精简的职能,使政府本该转变和精简的职能实质上仍然保留在政府手中,导致政府职能转变的停滞和失败。因此,事业单位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与政府机构改革应该统筹协调,同步推进。     

论中国结构转型中的困惑：价值实现与效率实现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转型的过程，转型的终极目标就在于价值实现和效率实现。价值实现与效率实现相背离正成为当前中国转型发展的困惑。价值实现是劳动回报，是社会公平性的关键。价值实现受主观价值判断与价值认同影响，还受客观的技术实现程度和资源获取能力制约，经济主体通过技术（包括组织方式）实现经济效率，改变单位物品的价值量，从而创造出社会效益。在耗散的系统结构中，价值实现与效率实现背离，影响到结构优化。该文揭示中国社会转型中，系统结构受控，效率脱离民生；两部类生产体系的价格无关效率；失衡结构中价格无视价值等困惑及其实质。     

柔性社会管理:可能与可为

社会管理应该"刚柔并济",柔性社会管理是对以法律为基础的刚性社会管理的补充,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一种综合的政策框架,柔性社会管理主要包括三大特征:起点上的需求导向、过程中的非强制性服务、结果上的需求满足。推行柔性社会管理需要政府关注需求的差异性、重视弱势群体的需求、开展需求调查、推动公众参与、建立协商机制、改革基层组织、优化考核方式,更需要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满足群众的差异性需求。     

建立两岸（福建）农村建设合作示范区探讨

基于大陆“三农”建设与两岸关系发展新形势以及进一步深化闽台农业合作,福建有必要,也有条件在包含农村、农业、农民在内的农村建设这一更大的领域,进行合作模式的创新尝试—建立两岸农村建设合作示范区,通过施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和措施,在两岸的农民组织交流合作、两岸农业经营管理模式以及乡村治理等方面先行先试,将两岸农村建设合作示范区建设成融合两岸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连接点和大陆农村建没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双方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融合。     

论知识经济背景中社会结构转型的新趋向

文章对由于知识经济的兴起而在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包括财产结构、社会分层结构、权力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所引发的巨大转换与变迁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展现了一场社会结构转型新浪潮的形貌。     

农民工市民化行为的文化逻辑——一项来自城市农民工安全经济学的分析尝试

在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中,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构成了农民工行为分析的主要逻辑。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遵照"安全第一"与理性选择原则,建构起了一种生存层面安全、经济技术层面安全以及社会文化价值层面安全三者统一的安全经济学。这为地方政府制度建构与制度过密化防范提供了切入点。     

论法律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受到普遍关注.然而,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对农民工的保护遇到了很多困难,因此构建一个以社会保险为基础、以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为补充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维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改革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有着重大的意义.     

“城市农业”的理论思考与施政体现

在中国倡导发展城市农业，不仅意味着将现代农业的科学组织形式引入城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生物资源的有序供给和和谐生产，同时，更意味着将大农业的综合组织与空间布局理念引入城市与城市群落的大范围空间布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当前中国城市化的主导发展理念：即从同心圆式或摊大饼式的外延式扩张向网络状空间布局扩张的转变；由单纯的资源环境消费型城市向再生型生态城市的转变；由城市扩张对农村的吞并和对农民的驱赶向城乡有机融合及农民的产业工人化转变。为了确保这一转变过程成功，有必要进一步从行政角度廓清城市农业这一概念的含义，以确保它能恰当和有效地体现、贯彻于政府决策和施政之中。同时，一个成功的城市农业发展规划必须有真正创新的发展思路，考虑到中国当前发展主义至上导致的城市发展理论单一性的思想阻力，建议将城市农业的发展理念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原则予以推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