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农民工的婚姻困惑

青年农民工是社会代际转换期第二代农民工,婚恋情感问题已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他们面对婚姻心理状态如何,记者也对其中一些农民工二代进行了采访。     

青年与老一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代际比较研究——基于W市调查案例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在城市处在一个身份认同和自身定位的转型期,本文以W市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层面来探讨青年与老一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差别,并且得出结论:两代农民工有着不同的社会认同感和生活期望值,导致他们不同的个人行为选择,他们的差异是多方面甚至是全方位的.相较于老一代,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嵌入"式和"失范"性程度更加突出,需要从理论层面和制度设计中予以重视.     

二代农民工的婚姻困惑

<正>青年农民工是社会代际转换期第二代农民工,婚恋情感问题已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他们面对婚姻心理状态如何,记者也对其中一些农民工二代进行了采访。     

青年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分析

青年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部分,因而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群体。青年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较大的区别:他们有着较为强烈的市民化意愿,并积极地表现出自身的主观诉求。由于在自身素质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再加上各种不利的客观因素存在,青年农民工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心理和社会问题,从而严重影响着该群体的市民化进程,对此,政府和社会各界应予以高度重视。     

青年农民工的“中国梦”——权利诉求结构及其差异分析

青年农民工的城市权利诉求是底层"中国梦"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要满足青年农民工的底层"中国梦",就必须对他们的权利诉求进行具体而深入的了解。对青年农民工权利诉求的调查分析表明,青年农民工的权利诉求呈现出实用主义和理性化的特征,且不同权利诉求的紧迫性不同,呈现出层次化的结构性特征。在了解青年农民工权利诉求结构性特征及其轻重缓急的基础上,应分主次、有重点和有次序地满足青年农民工的权利诉求,从而提高政策实践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代差视角下第二代农民工城乡迁移个人风险成本的实证研究——基于1012位城乡迁移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对1012位城乡迁移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第二代农民工工作的稳定性程度只有第一代农民工的54.13%;两代农民工遭遇劳动不安全、财产不安全比例无代际差异,但第一代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数高于第二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中"体质大不如从前"和遇到失业的比例均比第二代农民工高;两代农民工在签订劳动合同方面不存在任何差异,都处于很低的法律保障状态;第二代农民工享受临时性福利比例略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享受较为制度化福利的比例不存在差异,比例都较低.     

从“生存的满足”到“生活的要求”:代际变迁中的农民工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中农民工主体也逐渐由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一代农民工"向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二代农民工"转换。由于社会变迁的作用,两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所面临的政策环境、用工需求形势、个人社会期望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也使得"第一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就业具有很强的以能在城市生存为满足的特质,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是以生活的要求来选择在城市务工就业。     

从人权视角探讨青年农民工犯罪问题

失权是青年农民工犯罪的重要动因,扭曲的自救式维权造成了农民工更大的悲剧.预防青年农民工犯罪,增权理论的运用可以帮助青年农民工了解自身权利,提升融入城市社会能力,增强维权效力,进而改变弱势心理,削弱犯罪动因,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青年农民工短工化的个体因由及其解释

短工化是青年农民工就业不稳定的重要表现。频繁的换工以及间歇性自愿失业既是青年农民工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其个性彰显的具体体现。在个性彰显的背后,是青年农民工对生活价值以及对劳动意义理解在起作用,也是导致青年农民工短工化个体原因的内在逻辑。体验式的打工归宿、个体性、舒适化的生活价值观体现出青年农民工对城市打工生活"奔头"的异化理解。对劳动意义的扭曲认识以及劳动与生活关系的紧张化,导致辛苦劳动与有闲生活的关系对立化,且难以调和。劳动与生活的交替进行成为青年农民工调节劳动与生活关系的一种方式。     

青年农民工城市发展现状分析及启示——以武汉市7个主城区的问卷调查为例

本文以武汉市7个主城区、22个街道的1065名青年农民工的数据调查为依据,描述了青年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得出青年农民工存在着高贡献与低回报的落差、"完全剥夺感"与"相对剥夺感"的叠加、"文化震惊"的主动退缩和污名化的被动排挤、职业低初始水平竞争与低水平重复的恶性循环、职业发展需求与信息化"数字鸿沟"、乡村支持网络失灵和城市支持网络低效等特点和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不是单方面存在,而是相互叠加、交织在一起,共同促使青年农民工不断边缘化为城市弱势群体。     

助推“返乡创业潮”的政策思考——浙江省青年农民工返乡创业意向调查研究

金融危机、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意味着劳动"积聚效应"的结束、"回荡效应"的开始。严峻的就业形势激发了青年农民工强烈的返乡创业愿望,而这有利于缓解当前严峻的城乡就业压力及培育新型农民,造就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各级政府应通过建立健全扶持青年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环境优化政策,切实解决返乡创业农民工的燃眉之急,助推农民工"返乡创业潮"。     

“80后”农民工四个特征

特征一"要的是开心":更加关注自我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为子女勤俭克己,第二代农民工有的却很少寄钱回家。他们当中的很多人,     

草根青年组织的个案研究——对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的调查与思考

打工青年艺术团以"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为宗旨,在顺应社会发展需求中形成了组织结构扁平化、纵深联合能力增强、整合社会资源意识和能力提升、服务功能日益泛社会化的特征,并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家园、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诉求、培育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的载体、增强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认知方面凸显了广泛的社会功能.同时,打工青年艺术团面临着发展困境,这些困境反映了草根青年组织发展的共同难题.     

青年农民工的回流困境

由于融入城市之路并不顺利,导致返乡回流成为外出打工者最典型的路径选择,包括青年农民工。然而青年农民工的回流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具体体现为回流青年在返乡问题上表现出的双重不情愿及其再融入农村的双重勉强感。后一个是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因为一旦返乡付诸行动构成事实,那么不情愿就变成了潜在的对再融入乡村勉强感的影响因素。而合理规导回流青年农民工再融入农村要在国家和个体"两个层面"以及政策、制度、法律和社会支持"四个维度"来着手进行。既要注重维稳,又要促进发展。     

多措并举有效预防农民工二代犯罪现象

所谓农民工二代,以"80后"、"90后"为主。他们或者曾是"留守儿童",或者曾是随"农民工一代"父母进城寻梦的"无根儿童"。在他们身为"农民工一代"之辈渐渐退出城市舞台的同时,他们陆续涌入大大小小的城市在不属于他们的高楼大厦间寻梦,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农民工二代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都有所不同。在我采访到的十几名服刑人员中,当问及将来是否还要回到农村老家时,回答几乎都是"不"。而且,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也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因此,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之间,他们游离,稍一失控,偏离人生航向,走入犯罪歧途就会成为必然。为了有效预防农民工二代犯罪现象的发生,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农民工思想观念矛盾性透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经历了两代,即原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但这两代农民工几乎处于同样的社会物质空间、同样的劳动环境空间和同样的生活空间,他们的思想观念随着农村生活的脱嵌和城市文明的冲击在变迁中也呈现出种种矛盾。农民工思想观念的矛盾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迫切的"入城"意愿与融入心理游离的矛盾;渴望摆脱精神孤寂与人文关怀缺失的矛盾;超值的发展预期与自身资本薄弱的矛盾。本文对这三大矛盾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从富士康事件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

＂新生代农民工＂又被称为＂第二代农民工＂、＂青年农民工＂,从富士康事件入手,透视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面临的一些问题,如新生代农民工普遍要求体面劳动,难以忍受低工资、低权利的工作现状,各种因素导致农民工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相关政府部门、工会组织的不作为,更加重了这种弱势。在保障就业的前提下,积极维护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加强维权组织建设,构建社会支持网络,转变低工资、低权利的发展管理模式,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农民工犯罪被害人的特征倾向分析--以天津市为背景的研究

农民工犯罪被害人有较为明显的特征,被害人以男性为主,以青年为多.农民工犯罪由于具有一定的随机性,所以针对陌生人的犯罪侵害比例较高.在熟人之间的犯罪中,农民工侵害"同乡"的比例居于首位.面对被害人的过错行为,农民工犯罪人多有"忍气吞声"之嫌,但如果被害人的行为过错危及农民工自身财产,犯罪行为很容易发生.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道全新命题。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呈现"三高三低"的特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处于城市制度之外的社会群体,社会地位边缘化、居住边缘化、就业边缘化、经济地位边缘化。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比农民工问题更复杂,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并非一朝一夕。政府应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真正摆在议事日程,给予特殊关注,采取多种途径解决这一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     

结构力量与身份认同:农民工中的青年技工

通过时江苏南通私营企业工人深入的田野调查,本研究注意到:首先, "结构力量"成为农民工群体中青年技术工人展示群体力量的基础.其次,城市生活体验与"结构力量"有利于青年技术工人形成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是基于资本和社会的认可,而不再局限于户籍制度的农民身份的认可.最终,本研究认为,青年技术工人已经成为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中独具特质的社会群体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