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量刑建议权的思考

目前，法官在量刑过程中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一方面，刑法规定的刑罚幅度比较大，另一方面，各类案件的复杂性日益加深。这就造成了法官在量刑时量刑失当现象时有发生，法官自由裁量权反而限定了法官正确量刑的发挥。因此，量刑建议作为一种监督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手段正得以越来越多在司法实务中运用，理论界也进行着积极的探索，本文尝试从量刑建议权的含义、价值及我国司法操作构想来具体分析，做出有益的探索。     

量刑建议权初步探析

量刑建议作为一种监督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手段正得以越来越多在司法实务中运用,本文将结合司法实践,就量刑建议权的含义及法律性质进行分析,针对现行量刑建议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对策。     

论二审法官的刑罚自由裁量权

刑事法官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具有其普遍规律，二审法官进行的刑事自由裁量具有纠偏性裁量、先破后立、刑罚的不可加重性以及终局性的特点。二审刑事法官行使刑罚自由裁量权的情形主要有：一、二审裁量的犯罪情节相同，但选择的刑罚不同；一、二审裁量所认定的量刑情节虽然不同，但选择的刑罚相同；一、二审裁量所认定的量刑情节不同，选择的刑罚也不同；二审期间出现了新的量刑情节，二审选择的刑罚不同。二审法官在行使刑罚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存在量刑不均衡、量刑情节适用的不统一、量刑程序不规范以及法官司法理念转变和刑事政策贯彻程度的不同步问题。二审法官进行刑罚自由裁量要遵循谦抑原     

我国量刑建议的缺陷与重构

量刑建议本来旨在削弱法官自由裁量权,减少法官司法暴政,改变同案不同判,强化司法公正与权威的的司法的活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催生出强势的检察官,懒惰的法官,强势的检察官好像获得了法官同等的量刑权力,而懒惰法官只是在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中做一个选择,量刑建议的实践呈现出各自为政的状态,如何规范、统一量刑建议制度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问题。     

浅论规范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制度与实践

我国刑法和司法实践表明,虽然量刑活动会受到诸多因素制约,但法官仍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存在消极、负面的影响。因此,必须健全和完善量刑程序和量刑制度,规范量刑自由裁量权。     

浅议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法官行使的一种重要司法权力。然而在中国当前的审判实践中,一方面,自由裁量权尚未获得普遍的理性认识,另一方面,自由裁量权缺乏规范,极易被滥用。本文通过对中国目前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现状、自由裁量权存在和发展的价值、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保障与规制三方面论述,试图从理论上探索在我国建立法官自由裁量权制度的途径。     

量刑规范化与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衡平

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对量刑规范化的实现是必不可少的.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我们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应持有限度的认可的态度,不提倡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过度行使.可以考虑从量刑理由的阐述、量刑基准点的确立和量刑刑事判例的角度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制约.     

量刑自由裁量权述论

自由裁量权包括刑事实体法上的自由裁量权和刑事程序法上的自由裁量权,统称审判(ｔｒｉａｌ)自由裁量权。量刑(ｓｅｎｔｅｎｃｅ)自由裁量权则是其中实体法权利之一,①指法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业已定罪的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以及判处什么样的刑罚的酌情裁决权。一、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范围量刑自由裁量权是一个法学概念,因而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类型范围。首先,从裁量权的形成依据看,量刑自由裁量权包括立法法定和司法释定的自由裁量权。立法法定的自由裁量权指刑法明文法定的弹性量刑规范或量刑幅度。例如德国１９７６年刑法第２１３条就…     

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在我国的适用与规制

我国刑事法律规定的量刑宽泛等特点赋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实务中法官滥用量刑自由裁量权等现象的出现,如何规制量刑自由裁量权?除从立法及司法解释方面着手外,还可建立适当的判例制度及法官量刑展示制度。     

浅议量刑规范化改革

随着刑事审判活动的不断实践深入,法官被赋予自由裁量刑罚的权利,然而目前我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这一领域的法律尚处空白,总结实践经验规范司法运作现状是现行及未来法治的必然要求。量刑规范化改革,旨在＂规范自由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是规范司法运作的有效举措,具有相当的适时性和必要性。     

独立量刑程序的价值分析

定罪与量刑是我国刑事审判中的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实现定罪的准确性与量刑的合理性是整个刑事审判活动最基本的要求。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罪名的认定与量刑轻重都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结果,由于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宽泛,在量刑问题上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影响更大,相应被滥用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也就更迫切需要有效的约束机制。     

刑事量刑自由裁量权及其规范

一、对刑事量刑自由裁量权的理性认识所谓刑事量刑自由裁量权,主要是指在正确认定犯罪的基础上,法官在刑法法定刑刑种及其幅度内,综合估量并确定宣告刑的一种裁判决断权,其实质是法官在法定刑幅度范围内,对犯罪人分配刑罚,酌定刑种及其轻重的一种权力。但是,言及刑事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规范,有必要先从理论上对之有个清醒、正确的认识。     

论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程序约束机制之构建

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是一种司法权力，其权能贯穿于刑事司法的全过程，无论在实体法上还是在程序法上都体现着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的权能。因此，对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加以规制和约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从程序制度设计的角度。提出解决法官裁量权随意行使的现实方法。     

求刑权的行使与价值取向

量刑是法院根据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性质、程度、情节对其裁量决定刑罚的司法活动。量刑权是法院审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法官在法定刑幅度内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体现,但这一权力行使的科学合理与否关系着司法的公正,影响着刑罚效能的发挥。所以,在立法未对量刑予以制度化之前,检察机关应对量刑包括刑种、刑期、罚金数额等提出具体的建议,行使求刑权。     

量刑规范化：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合理行使的路径

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兼具实现刑罚的社会正义与个别正义、权衡量刑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重要价值，同时，量刑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行使也会带来擅断裁判、机械裁判、司法腐败等负效应。因此，如何规范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便成为了一个世界性课题。美国的《量刑指南》对规范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对我国量刑规范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性。在我国现有的法制环境下，我们量刑规则的制定应坚持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先粗疏后精细的原则．在实证分析既有判例和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起与我国法律制度相适应的量刑模式。     

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边界:集体经验、个体决策与偏差识别

在量刑规范化改革中,如何在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前提下,将"案件由谁审理"这一因素所导致的量刑偏差控制在合理限度内,是理论和实务要解决的问题.一种可行的方案是,将法官个体的刑罚裁量与法官量刑集体经验进行对比,对靠近集体经验量刑的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采取肯定和尊重的态度,而对量刑显著偏离集体经验的法官的量刑决策进行识别并纠正其偏差.基于北京地区五类案件近5万份刑事判决书,对盗窃、诈骗、抢劫、故意伤害和交通肇事案件的刑罚裁量展开实证研究后发现:"案件由谁审理"这一变量能够解释5％11％的量刑差异;大多数法官的量刑结果在集体经验附近浮动,只有少部分法官的量刑结果显著偏离集体经验;更有少部分法官在多个罪名的刑罚裁量中均出现量刑偏差.量刑结果显著偏离集体经验的法官应成为自由裁量权规制中重点关注的对象,尤其是在多个罪名的刑罚裁量中均出现偏差的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规制方案,彰显了大数据与算法在量刑规范化改革中的应用前景,在引入"算法的程序控制"理念的前提下,具有推广价值.     

智能量刑算法决策与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差异与融合

人工智能量刑系统的应用为刑事司法领域带来诸多便利,提高了司法效率,实现"类案同判".人工智能量刑系统是以数据模型运算为工作原理,通过逻辑运算形成算法决策.刑事自由裁量权是为了实现个案正义而赋予法官的裁判权力.智能量刑算法决策与刑事自由裁量权不仅价值立场不同,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权力属性上也有区别,但两者之间可以形成一...     

酌定量刑、量化量刑与量刑双轨制——美国量刑改革的发展演变与新型量刑模式的确立

19 世纪以来，美国量刑改革经历了酌定量刑、量化量刑以及混和量刑三种不同模式。酌 定量刑时代推崇康复思想与矫正刑，司法自由裁量权几乎不受节制。量化量刑时代重在消除量刑偏差与实现量刑均衡，通过设置形式化、量化的规则和标准指导量刑，极大地约束了司法自由裁量权。双轨制量刑模式特点是法律的形式规制与法官的直觉感悟并重，确定量刑与不确定量刑混融。与量刑双轨制相对应，美国在量刑委员会的功能与定位、量刑指南的简化以及量刑监督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完善。     

自由裁量权的制约因素

自由裁量权是理解司法过程的关键。本文试图通过对自由裁量权的分析，寻找出法官裁判的内在制约因素，并从这一角度兼论司法职业道德、司法独立和对司法的监督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自由裁量权 （一）自由裁量权的界定①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是审判权固有的，它存在于这样一种状态里，这里有多种的合法选择可供法官自由取舍，在多种的合法选择中自由地选择其中之一的权力，就是自由裁量权。就象法律之路将法官带到了交叉路口，这里没有路标指引法官走向何方，法官有权根据自己的良知选择一条自认为最适当的道路。自由裁量…     

量刑规范化模式的域外考察与现实启示

量刑规范化,就是指在司法阶段中如何实现司法者即法官对于个案中犯罪人的具体刑量确定标准的统一化和程式化。如何在案件判决的过程中合理使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现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的统一,达到法律价值目标,实现刑量确定的均衡性,这就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量刑规范化模式结合中国的现状从而实现未来中国的量刑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