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树联动式"调解模式研究——以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实践为例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的急速转型,纠纷急剧增加,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环节,人民调解的创新和发展势在必行.在这一过程中,乡镇、街道一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在2002年以后快速发展;如何实现镇村两级人民调解委员会之间的有效互动成为一个完善当前人民调解制度的有效突破口.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在拥有良好调解组织基础和调解传统的背景下,创造了'镇村联动式"调解模式.该模式主要是通过建立诉前劝导机制、纠纷分类调解、镇、社区村三级联动调解来实现纠纷解决的."镇村联动式"调解模式实施以来,化解了大量的民间纠纷,为人民调解的"法制化"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分析香港促进式调解与内地法院调解及人民调解的异同

香港促进式调解与内地法院调解及人民调解是不同概念的调解制度,他们之间具有相类似的社会背景、目的和制度方面的特点,但在程序的启动,调解人对事实、责任和处理意见的态度,以及调解过程的保密性等等方面都有许多根本理念上不同而导致的制度差异。通过两地不同调解制度的比较,可以发现香港促进式调解在强化当事人合意原则,以及围绕此而建立的一系列制度,对于内地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对接联动之探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诸多新情况、新特点,矛盾纠纷的多发性、复杂性和群体性使矛盾纠纷的化解难度越来越大,单一的调解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本文通过分析对比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的优势与不足,找到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之间的互补性。并针对我国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的功能优势及其存在的弊端,通过建立:"诉前引导"对接机制、"诉中委托、参与调解"对接机制、诉后联动对接机制、联合调解机制以及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机制,实现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制度优化及资源整合,进一步发挥其功能优势,实现功能互补、资源共享,达到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的有机衔接。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和谐”与“规范”视角下的诉讼调解 以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调解为例

诉讼调解制度长期以来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它具有有效减少当事人讼累,切实实现案结事了的功能,是符合现实国情的一项司法制度。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入推进,有效地运用诉讼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能够及时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有效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     

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模式比较研究

以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和保险调解为中心的第三方解决模式是化解医息矛盾、解决医患纠纷的重要模式之一。每一种模式均有其特点与优点，但同样也存在缺点与不足。因此，单纯依托其中任何一种模式来化解医患矛盾、调处医患纠纷，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较为理想的选择应该是将三种模式中的两种结合起来，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取长补短，共同化解医患矛盾、调处医患纠纷。     

民事调解改革微探——从诉前调解和审前调解的角度

为响应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以及解决司法所面临的困境,各地法院对调解制度进行了形式各样的改革创新。改革重点集中在诉前调解,审前调解,以及人民调解和诉讼程序的衔接等问题上。本文通过从法理上深入剖析调解制度的原理,吸收借鉴各地法院的改革创新成果,试图探索完善民事调解制度,设计出对民事调解实践有指导意义的程序规范。     

法院调解“内卷化”与调解资源外部植入——以Q市两级法院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实践为例

在纠纷解决的资源视角下,法院调解资源的投放情况攸关调解的效能。由于缺乏传统"马锡五审判方式"所隐含的"熟人权威"资源背景,法官更多通过增加调解工作频度以弥补熟人资源的缺失,造成了诉讼调解的"内卷化"。地方实践中的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在人大代表介入调解的正当性基础上,通过常识性话语资源优势和社会资本优势,为法院调解提供了"意外"资源支持的机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调解"内卷化"问题。     

为医疗纠纷调解做“加法”

<正>"人民调解公平公正,正本清源为民服务"。日前,家住广西柳州市鱼峰区的申女士给柳州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送去锦旗,对调解员公正耐心的调解表示感谢。市医调委主任莫远波接过锦旗后深情说道:"这面锦旗包含着信任和责任,作为‘中立第三方’,我们医调委就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的对策思考——以上海市杨浦区整合调解资源的实践探索为视点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如何妥善处理发展中的社会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平安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实践证明,强化调解在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可以将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平安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遗憾的是,我们在推进法治化的进程中,一味地强调借鉴西方法治的经验,却忽略了本土法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诉讼成为法律界人士竭力推崇的主流法律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调解制度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调解工作也逐渐被边缘化,且三大调解手段存在单兵作战、各自为政的格局,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没有…     

新形势下基层人民调解工作的有益探索——基于绍兴齐贤镇“大调解”机制的个案分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广大农村地区正处于由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新形势下农村的纠纷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传统基层人民调解制度的固有模式面临挑战。本文基于实地调查，以绍兴齐贤镇基层人民调解工作的创新之举一“大调解”机制为个案，深入分析，阐述了当前我国基层人民调解工作进行资源整合、联动联调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期对新形势下基层人民调解工作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     

法官调解的“术”与“观”——以南村法庭为对象

调解是中国社会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近十几年来,法院调解在中国重新得到重视,在案件解决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案件调解过程中,法官经常运用预判术、隔离摸底术、“借力术”等调解技术。法官在其法律观、司法观、当事人观等观念支配下形成了独特的调解观。     

民事案件“调解优先”政策再思考——以新《民事诉讼法》先行调解制度为视角

目前的民事案件调解优先政策在实践中容易引发强迫调解问题.近期的司法实践表明,新《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先行调解制度不但无助于解决该问题,还存在将其进一步放大的风险.通过对法院调解的V字型历史趋势以及调解过程中法官与当事人地位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强迫调解的根源在于我国法官对于调解本身掌握了过强的主导权和控制力,这种权力与近年来法院面临的客观困难相结合形成了法院的调解偏好,中国社会纠纷的现实状况又给调解制造了大量的客观障碍.法院的调解偏好与调解在中国社会的现实障碍相冲突,才引发了强迫调解.在无法彻底放弃调解优先政策的现实条件下,应改革现行的法院调解考核机制,增加评价指标,将案件具体情况与当事人自然状况作为考虑因素共同纳入考核体系.     

温馨调解——新时期民调的主旋律

人民调解是一项上升为法律制度的民间调解制度。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员是在纠纷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作为第三人依法对纠纷进行调停。新时期民间纠纷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等特点,人民调解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纠纷和调解活动同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仍然是心理活动外化的结果,调委会调解的根本目的还是使双方当事人的需求得到最大化,达成调解协议即是双方当事人心理共同达到平衡点。因此,使当事人获得心理平衡是一系列调解活动的基本原则。为此,我们提出温馨调解,改变以往司法调解中心“法庭式”的庄重严肃,推行温馨和谐“家庭式”的街道、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温馨调解需完善5个构成要件:     

构建调解“四化”格局 作好调解优先大文章

周永康同志最近指出．要着力把调解优先的原则更好地体现在依法调节经济社会关系中．有效化解矛盾纠纷。近年来．山东省济宁市在深化调解工作方面积极探索．建立起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工作格局，形成了立体化布局、机制化衔接、规范化建设、人性化调解的“四化”工作体系，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优势和影响日益凸显．呈现出“领导优先用调解、群众优先选调解”的可喜局面。走出了调解工作的新路子。     

我国台湾地区乡镇市调解走势之研究——以民案调解为中心

台湾地区乡镇市之民案调解近年来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调解成功率上看,与刑案调解相比,都呈显萎缩迹象。实证研究表明,影响民案调解成功率的因素包括:当事人的情绪;当事人的权利意识;当事人的证据意识;当事人对主要事实的认识;当事人参与调解的诚意;调解人的作用等。虽然民案调解的萎缩在理论上与以刑逼民现象有一定关联,但乡镇市调解在调解人资格、调解人伦理、当事人行为等方面缺乏规制,才是构成民案调解走向萎缩的真正原因。     

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新举措——对福州市人民调解中心的考察与调研

为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职能作用,加强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福建省福州市司法局在全市各县建立人民调解中心,搭建起人民调解组织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联合化解矛盾纠纷的对接平台,成为在医调委、交调委等各类专业调解组织基础上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的又一新举措。     

论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纠纷调解制度——以美国FINRA证券调解为例

上市公司与投资者间纠纷频发而目前相关的非诉讼解决机制仍处于空白阶段、亟待填缺补漏,行业型调解制度可以作为改善此现状的一剂良方。文章从调解的理念价值和制度优势出发,论述在该领域构建专门的调解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借鉴美国FINRA的证券调解经验,尝试提出程序细节设计层面的构想。     

论合议调解制的完善——以加强民事调解监督为角度的思考

合议调解虽作为一项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上得到确立,但由于其与诉讼调解的当事人意思自治、自由处分和效率原则的基本要求相悖离,陷于虽立难行的困境之中,急需完善。结合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尚未建立有效监督机制的特点,笔者认为应突破现有的诉讼法律框架,以监督作为合议调解的职能定位,设立专门合议调解庭,以当事人意愿真实性、法官调解行为和调解结果合法性、案件关联性为合议审查事项,并铺之以程序的重新架构,形成合议调解对独任制调解的有效制约,建立和完善起民事诉讼调解的监督制约机制。     

论民事虚假调解案件的防范和规制途径——以一起虚假调解案件为例

民事调解本意在于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互谅协商，确定彼此权利义务的一种友好解决民事争议和纠纷的方式。但近年来，利用调解的形式。骗取司法裁决，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虚假调解案件日益泛滥，极大亵渎了司法的尊严，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2013年新民事诉讼法明确了诚实信用原则，规定了虚假诉讼侵权将受到法律严惩，设立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对虚假调解案件的惩治迈出了重要步伐。但民事虚假调解案件的有力规制，还需要多角度出发、全方位防范、多渠道惩治。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之协作的实证研究——以武汉市武昌区的调研为例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是构建大调解机制的核心方式,对三者资源的整合涉及到大调解机制建设的成效。三者在实践中的运作状态是构建其相互协作的逻辑起点,本文指出应在法规范的范围内构建三者合理的运作衔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