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宪政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

19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中力图阻挠或扭曲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NIEO)历史潮流的各种学说层出不穷,诸如"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宪政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等等。这类学说虽然激发了一些新的有益思考,却确实造成了一系列新的思想混乱。建立NIEO乃是1950年代以来全球弱势群体数十亿人口争取国际经济平权地位的共同奋斗目标,当代中国人应当全面、完整、准确地加深理解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将中国在建立NIEO历史进程中的战略坐标和基本角色,定位为旗帜鲜明、言行一致的积极推动者。中国理应进一步发扬传统的具有独特内涵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通过BRICSM类型的"南南联合"群体,成为建立NIEO的积极推手和中流砥柱之一。总之,中国人务必保持清醒,谨防落入上述各种"时髦"理论的陷阱。     

建立中国先例制度的意义与路径:兼答《“判例法”质疑》——一个比较法的视角

先例制度就是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重要制度。它是指一种在法院判决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一定法律效力和内部联系的非正式意义上的法律渊源体系。在本文中 ,笔者对于先例制度的必要性、功能、性质以及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等进行了论述。对于建立司法先例制度的法律体制与人力资源、先例制度本身等方面存在的困难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同时对相关论文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回应。     

宪政与革命: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孤军”困境——以《孤军》杂志为中心

192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采取革命的方法造党建国,中华民国的法统被党统替代。宪政,抑或革命?这对接受了西方宪政思想又抱有家国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构成了选择困境。孤军派的彷徨与抉择,具有典型性。他们从尊崇法统到走向革命,揭示了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复杂性。这对当今中国的政治与法治建设,不无警示意义。     

挑战与回应——评《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

西方政治法律传统中，“自然法”(nartral law)占据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它对于法律，正如上帝对于基督教，意味着永恒的正义和终极的真理。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然法学说是对上帝理念的理性洗礼和形而上的阐释，体现了人类在法律领域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深层思考和最后原因的追问。     

“法律信仰”:一个被过度误解的神话——重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基于西方法律传统在现代社会出现的整体性危机,伯尔曼重新审视和考查了法律与宗教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与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彼此紧张并相互渗透、赖存与影响的关系,以此重新唤起人们对法律的情感与忠诚,唤起对终极目的与生活意义的信仰,以寻找出解决危机之良策。为此,伯尔曼使用了最广义上的法律概念,在该意义上,从"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中无法推导出"法律信仰"之命题,如将其中的"法律"理解为国家制定法,将是对伯尔曼的极大误解,所以,"法律信仰"在我国是一个被过度误解的神话。我国的法律问题不同于西方,我国当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培养人们对法律的信任感和守法精神,如何克服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及其人员的滥权问题,以及如何树立法律的权威和法律至上的观念,在我国须认真对待"法律信仰",并摈弃使用这一范畴。     

城市发展的逻辑与城市善治——评《国际市场中的城市：北关和西欧城市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城市发展历经数千年的兴衰变迁,目前已进入全球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共存的时代,城市的转型发展正成为国家治理转型的核心。有关城市发展理论的研究通常聚焦于城市的经济与物质空间形态、城市化与城市更新等视角,更多地体现了传统经济决定论的研究思路,从经济发展的政治维度进行的研究还较少。     

“法律信仰”:一个被过度误解的神话——重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基于西方法律传统在现代社会出现的整体性危机,伯尔曼重新审视和考查了法律与宗教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与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彼此紧张并相互渗透、赖存与影响的关系,以此重新唤起人们对法律的情感与忠     

中国行政法的崛起——何意志教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中国行政法(1982年—2002年)——分析、解说与文献目录》评介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逐渐为西方社会所瞩目,中国行政法乃至于公法的发展也逐渐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重视.相比较于对中国法史、民法和刑法制度和理论的兴趣和研究而言,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公法的关注可谓姗姗来迟.这一点在德语世界更是如此.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除了语言和文化上的隔阂以外,主要原因在于德语世界对于行政法乃至于公法的基础性认识与我国法制发展的现状有难以契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