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共同正犯

探讨共同正犯概念的目的是定罪与量刑的需要,以便于在二人以上参与犯罪的形态中,确定谁是正犯,谁是共犯。对于共同正犯,根据理论和立法上的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主要探讨了大陆法系各国立法及学术界对共同正犯的观点态度,分别从共同正犯的概念、本质和处罚根据三方面展开。     

过失共同正犯比较研究——以过失共同正犯成立的理论依据为视角

过失共同正犯在理论上一直存在否定说与肯定说两种学说,而这两种学说的理论依据分别是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但是这两种理论依据都不能圆满解决过失共同正犯的问题。以过失共同正犯的理论依据为视角,通过对过失共同正犯各种学说的比较研究,认为必须将过失犯的本质与共同正犯的本质相互结合起来,以共同违反共同义务说作为过失共同正犯的真正理论依据。     

利用职务便利实施共同犯罪的定性

利用职务便利实施共同犯罪的定性,应借鉴国外共犯理论,引入部分犯罪共同说,并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犯罪共同说”抑或“行为共同说”

“ 行为共同说”所宣扬的较之于“犯罪共同说”的一系列“比较优势”不仅是无以立足的，而且司法实践中所出现的有关共同犯罪的疑难问题，运用“犯罪共同说”是同样能够迎刃而解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大可不必有悖于司法实践中的通行理解与做法而去倡导所谓的“行为共同说”。如果真的以“行为共同说”作为认定共同犯罪成立与否的依据，还将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该风险大体上来自于两个方面：与相关的刑法理论存在着冲突、与我国的《刑法》规定存在着冲突。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体现的应当是“犯罪共同说”。     

共犯本质论之我见——兼议行为共同说之提倡

行为共同说将共同犯罪理解为共犯人相互利用对方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的犯罪目的的一种犯罪方法？类型，就刑事归责而言，与单独犯罪并无差别；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持（部分）犯罪共同说，但对该说的缺陷却鲜有论及，部分犯罪共同说通过“犯意联络”将行为人可罚性的基础奠基于整个“犯罪集体”，必然导致对个人责任原则的悖离；行为共同说则从个人责任原则出发，重新界定共同犯罪的本质，使行为人的可罚性完全取决于自身的行为；在行为共同说的框架内，所谓“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必须重新诠释。     

浅析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

在共同侵权行为的成立标准上有客观说和主观说两种不同观点,我国司法解释结合了两种学说,具有理论上的先进性,但在操作上不易理解和执行,本文从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入手,指出其不足,并提出了相关见解.     

关于过失共同正犯问题的一点思考

过失能否成为共同犯罪一直是共同犯罪研究问题的热点。不可否认共同过失是共同犯罪形式的一种。我国刑法的通说并不承认过失的共同正犯，但司法实践中已产生了许多共同过失犯罪的案例，各个法院对其也没有统一的规定。所以对过失犯罪正犯问题的研究实为必要的。     

领导干部要提高创新能力

尹彦品在《河北法学》2005年第11期撰文指出：片面共犯是指共同行为人的一方有与他人共同实施犯罪的意思，并加功于他人的犯罪行为，但他人却没有认识到有人与自己共同实施犯罪的情形。对于具有片面合意的犯罪人能否按共同犯罪人来处理，大陆法系刑法学界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究其实质，仍然是以行为共同说和犯罪共同说的基本内核作为立论的根据。在总结上述观点的基础上，通过认真分析，认为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都有适用范围上的局限性，二者都不能单独作为全部共同犯罪行为的理论基础，在纷繁复杂的共同犯罪形态面前，     

对于共同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研究

共同违法行为现象比较常见,但《行政处罚法》对共同违法还未作出规定,导致不同地方、不同行政部门对共同违法的处罚方法不一样,这无疑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本文通过对共同违法行为概念及构成要件进行解释,介绍了目前对共同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的原则,最后提出了对共同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的观点。     

剖析共同犯罪的两个疑难问题

共同犯罪是一种常见的、对社会危害性大的犯罪形态。然而,对于共同犯罪的认定及处理在我国实践中却存在着诸多的复杂疑难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共同犯罪的理论研究。本文拟就共同犯罪的两个重要理论问题予以探析,即共同犯罪的认定——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共犯与正犯的关系——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立性说,以期对我国共同犯罪实际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犯意不同型共同犯罪的定罪量刑

共犯是与单独犯相对应的概念。共同犯罪不一定要有相同的犯罪故意,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在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之间,具有同样性质并且相互重合的情形也能成立共同犯罪。对于此类共同犯罪,因各被告人的犯罪故意不同,应当根据相应的犯罪构成确定具体的罪名,行为人应该只就自己实施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责任。在共同犯罪中,根据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应当根据各共犯的行为及其结果和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确定相应的刑事责任,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对我国犯罪既遂标准理论的检讨

作为传统犯罪既遂标准的＂构成要件齐备说＂存在着重大缺陷。王志祥教授、徐光华博士为＂构成要件齐备说＂所进行的辩护难以奏效。新近出现的＂类型化标准说＂提倡不同的犯罪类型适用不同的既遂标准,其旨在增强犯罪既遂标准理论的实践功效。可是,该学说不仅未跳出＂构成要件齐备说＂的藩篱,而且又制造了一些＂麻烦＂。＂犯罪客体侵害说＂作为犯罪既遂的判断标准是可行的。这是因为它能充分体现立法者的意志,符合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合理定位,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犯罪客体侵害说＂还应进一步优化为＂犯罪对象侵害说＂。     

浅析股东与公司的“连带责任”

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对《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股东与公司的连带责任有着不同的看法。本文通过考察司法实务界的不同做法以及理论界的不同学说,对该款规定的连带责任的界定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此连带责任为共同连带责任更为合适。     

“犯罪客体不要说”之检讨——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

在不同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中,规范评价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的犯罪客体要件相当于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中的违法性。犯罪客体要件不但具有规范评价机能,而且具有出罪机能。任何不要犯罪客体要件或者将犯罪客体要件与其他犯罪构成要件合并的犯罪构成理论,都将有严重的缺陷。     

共同过失犯罪成立之我见

贵刊2001年第8期《共同过失犯罪成立否》(下简称该文)一文的作者“站在肯定共同过失犯罪的立场上，主张共同过失犯罪的刑事问题，应由共同过失正犯共同承担责任。”并建议将共同过失犯罪补充到我国刑法中。然而，笔者认为，共同过失犯罪不能成立，不能将其作为共同犯罪的一种形态规定在我国刑法中。下面，笔者就这一问题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类存在的问题及破解思路

共同犯罪，作为一种比单独犯罪更为复杂的犯罪形态，其社会危害性也更加严重，因此也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学界锋芒所向。本文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出发，分析了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类存在的问题，梳理了学界关于共同犯罪人分类的相关理论纷争，指出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类存在这思维混乱、因果颠倒等弊端，提出了递进式的犯罪人二元分类法。     

我国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应坚持所有权说——以非法取回自己所有而为他人占有的财产类案例的“同案异判”为例

按不同的关于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观点处理相类似的案件会得出不同结论,尤其是对所有权人通过非法方式取回自己所有而为他人占有的财产案件的处理。域外关于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的历史及现状表明,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与本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所有权说在我国当前社会背景下有着积极的意义,其对我国财产犯罪的法定刑偏重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缓解作用,符合国民的观念。我国的刑事立法及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对于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也是坚持了所有权说。所有权说会随着民众对占有秩序的逐步重视、法制观念的增强而被适度修正,审判实践会适度扩张财产犯罪的成立范围。     

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进路--从诉讼标的理论出发

长期以来，行政诉讼理论多将（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诉讼标的，但“行政行为标的论”有着明显的理论缺陷，无法涵盖不同诉讼类型，《行政诉讼法》修订后也无法解释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案件这一特殊情形。从“二分肢说”出发，复议机关共同被告案件中诉讼标的具有单一性，即当事人认为原行政行为与复议维持决定所形成的共同法律效果违法并侵害其权益，而向法院提出权利救济的主张和相应的事实理由。就诉讼结构而言，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案件不属于诉的客观合并，而是必要共同诉讼的一种特殊形式。对于复议决定实质性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对原行政行为具有治愈性，法院对实体合法性审查的侧重点在于复议决定改变的法律前提与原行政行为的法律结果能否构成一个具备整体合法性的逻辑闭环。在复议决定确认原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的案件中，以复议机关与原行政行为作出机关为共同被告似乎更为符合行政诉讼制度修订后的本意。     

论承继共犯

承继共同正犯，是指对某一个犯罪，先行行为者着手实施后，在行为尚未全部实行终了的时段，后行行为者介入进来，在与先行行为者取得意思上的联络后。共同实施犯罪的情形。承继共同正犯的成立范围，应当限定在：后行行为者将先行行为者的行为和结果作为实现自己犯罪的手段，基于利用该行为和结果的意图而加以利用的情况下，应将这种行为视为后行行为者利用、补充先行行为者的实行行为，具体判断应以价值、规范意义上的等同性为基准。     

浅析犯罪故意中是否应含违法性认识

对犯罪故意是否含违法性认识，我国刑法界通说采否定说。但违法性认识肯定说已为众多国家刑法学界所接受。面对当前法治现状，应在坚持否定说的基础上，谨慎借鉴肯定说部分观点，逐步实现刑法的中国化与现代化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