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公司董事勤勉义务判断规则及其完善

董事是否尽到了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直接关系到董事责任承担问题,影响董事的行为选择,进而影响公司治理。现行《公司法》虽在第148条规定了董事的勤勉义务,但只是原则性规定,没有解释,也没有列举,在实践中缺乏董事勤勉义务的司法审查标准,同时也不利于现代公司的治理与发展。本文拟从两大法系关于董事勤勉义务判断标准的立法及判例入手,同时借鉴商业判断规则,从而为我国公司董事勤勉义务的判断规则总结出一种可行的思路。     

论当代英美董事注意义务的法律标准

英美法系研究公司董事的注意义务,集中于对其法律标准的探讨。经过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长期争论和深入反思,董事注意义务的普通法标准日渐完善,较好地解决了维护公司、股东利益及保护、激励公司董事的潜在矛盾。本文通过对当代英美董事注意义务标准的分析,对该标准的发展趋势提出笔者的浅见,旨在为董事注意义务标准在我国公司法上的确立提供国外较为成熟的参考。     

浅议董事抢夺公司机会的判断标准

我国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规定了一些新的制度，其中，董事的忠实义务也是这次立法的一个亮点，本文拟就董事忠实义务中不得抢夺公司机会的义务做一介绍，同时简单介绍一下国外是如何判断董事抢夺公司机会的标准，我国《公司法》目前存在什么问题，英美等国的判断标准对我国有何借鉴意义。     

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客观标准之构建

目标公司董事履行信义义务的认定一直是公司收购理论和实务上探讨的焦点.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对收购决策行为的判断.构建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客观标准十分有必要.具体而言,对目标公司董事的忠实义务,在类型化的基础上区分对待,采取以不当利益为中心的判断标准;对目标公司董事的注意义务,采取以职能权责为中心的判断标准,再适时引进经营判断规则.通过客观标准的构建,完善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判断体系,实现目标公司董事行为的能动性和控制性的平衡.     

公司捐赠与董事的责任——美国法与日本法的启示

公司的公益性捐赠值得鼓励与支持,但因实施过度的捐赠而给公司利益造成损失的董事应承担责任.通过考察美国、日本的判例及学说得知,由于捐赠并非经营性行为,适用于判断违反忠实义务的公正标准与判断违反注意义务的经营判断原则并不适合于审查捐赠行为,而是要适用合理性标准.而合理性标准包括金额的合理与目的的合理.判断金额的合理,除应考虑公司的利润、资产等经济状况外,还应结合捐赠的目的进行综合判断.     

论董事问责的诚信路径

董事经营决策的尊重审查模式契合了适应性效率的要求,有利于鼓励董事进行尝试性试验。但是,在商事判断规则作用下,董事问责需原告负担严苛的举证责任,董事决策审查形式化以及注意标准的不确定性,使得注意义务几乎被掏空,介于重大过失与恶意之间的董事失信情形往往逃脱法律责任。诚信路径不仅是问责空隙的填补机制,也是克服股东与董事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董事问责的司法实践催生了诚信路径,诚信概念亦因创造性转化而获得新生,其行为标准日益明晰,司法审查可操作性增强。我国可通过《公司法》的司法解释界定诚信的行为标准,将故意让公司违法、不坦诚告知、滥用职权和严重失职纳入其涵摄范围,从而引入诚信问责路径。     

刑事境外证据“绝对本国法”审查规则的反思与重塑

我国刑事诉讼法是刑事诉讼中审查境外证据合法性的唯一准据法，据此确立的审查规则可称为“绝对本国法”审查规则。该规则顺应了境外证据准据法模式的发展趋势，但不能呼应国家主权的“相对化”演变，也不能满足深化国际合作的需求，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对境外证据的“不审查”后果，有损刑事正当程序。刑事境外证据合法性审查规则的确立，应兼顾本国主权、他国主权、国际法义务、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等多项议题。在重塑我国“绝对本国法”审查规则时，应以实现对被告人平等保护为轴线，适度借鉴欧盟“统一可采标准”和“最低限度标准”中的合理元素，分层次、分阶段地实现相对本国法审查规则。     

公司资本流出视域下董事对债权人的赔偿责任

本轮公司法修订仍未解决公司资本流出制度中债权人救济规范供给不足的问题,董事对债权人的个人赔偿责任规范需进一步明确适用情景与规范边界。基于组织法的董事信义义务与传统契约义务在规范假设和功能界定上具有异质性,公司偿付能力会对董事信义义务产生结构性影响。在公司丧失应对到期债务的经济能力时,股东的传统权力会转移至债权人,董事应对债权人利益负责。在董事对债权人担责的规范建构中,应当将商业判断规则作为董事行为的司法审查标准,以公司丧失清偿能力为债权人对董事的诉权产生时点。在责任形式上,在公司与董事承担连带责任的同时,依据过错程度对董事施加比例连带责任。连带责任的比例化一次性地解决了董事之间的责任划分,以终局性的裁决方式节约了司法资源,消除了董事面临的不确定风险,矫正了因被迫和解而扭曲的损失分配,为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发展背景。     

德国法规审查标准之类型化——基于学说与实务视角的法理分析

德国法规审查标准在以比例原则为基准的基础上不断走向类型化，现已形成了三层次的审查标准体系。学说和实务均对审查标准类型化的正当性予以法理阐述，并形成了实体法和功能法为主体的解释模式。通过对这些学说和实务观点的梳理和反思，可以发现德国法规审查标准之类型化既具有某种确定性，同时也具有某种流动性。德国法规审查标准的类型化体系对我国法规审查标准之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银行经营者行为进行商业判断的标准问题

鉴于银行经营行为的特殊性和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对银行经营行为在适用商业判断规则时应与一般公司区别对待,严格适用并提高注意标准,这是我国引入商业判断规则时应当充分考虑的内容。银行监管部门规章所规定的银行经营规则和要求,是银行董事勤勉义务的组成部分,也是对银行董事经营行为严格适用商业判断的客观标准;银行董事的注意标准是合理的谨慎的银行家所应尽到的注意,而非一般谨慎之人的注意。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将银行监管部门规章所规定的银行董事经营职责要求纳入其应承担的勤勉责任的范围,同时缺乏对董事注意标准的一般规定和对银行董事注意标准的特别规定,不利于在实践中对银行经营进行商业判断。建议在《商业银行法》等立法中规定银行董事对违反银行监管部门规章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为银行董事设定注意标准的底线。     

建立关联交易的司法审查标准——对公司法关于关联交易规范的一点建议

关联交易在现实中大量存在,由于不公平关联交易会对公司、债权人利益以及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破坏,因此有对其进行规制的必要。新公司法确立了一系列制度对关联交易进行规制。根据新《公司法》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判定关联人是否利用了关联关系损害了公司利益就没有任何司法审查标准。本文通过借鉴了国外的相关立法,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为我国建立关联交易的司法审查标准提出了一些建议。     

公司董事及高级职员薪酬法律问题研究

本文围绕对于董事及高级职员等公司高管人员的薪酬支付的问题，在所有者与经营者存在利益冲突情况下，考查了各国的法律规定与司法审查案例，并结合中国新修改的公司法及公司治理相关规定进行了探讨。     

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本中的审查标准探析

在WTO法律文件中《反倾销协定》第17．6条和DSU第11条是关于审查标准的规定。在事实审查上两者之间没有“冲突”；而在法律审查方面，前者是后者的有益补充而非代替，共同构成了现行多边贸易体制的审查标准。DSU第3．2条的目的是维持WTO成员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以保证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并不构成审查标准的一部分。两个相关部长决定和声明只具有宣示性，并没有对WTO审查标准实践产生实质影响，也不构成审查标准的一部分。     

形式与实质的融合——公司登记案件的审查标准

公司登记案件审查标准的确立,应综合考虑登记制度的功能、法理与登记机关的法定职权和职务能力,从而定位于登记机关依法履行审查职责意义上的合法性标准较为妥帖。要以形式审查标准为原则,实质审查标准为补充,形式审查标准应贯穿公司登记案件审查的始终,发挥司法审查的导向性作用,鼓励和倡导登记机关严格遵循审慎的形式审查标准。实质审查标准应在确实存在登记错误时发挥其矫正正义之功效,对相对人被侵犯的合法权益采用法律的恢复性判决的方式予以保护。     

董事会结构性偏见的心理学机理及问责路径

董事决策受到理性与情感的双重影响。董事可能因互惠、群体思维和群体偏好而无意识地“董董相护”，大脑在单纯接触效应、框定效应、群体共同行动以及恐惧性反应下的认知偏差和生物本能也可能自发地“董董相护”。对于这种结构性偏见的问责，理性范式下的忠实路径过于苛刻，注意路径又过于尊重，亦步亦趋地与其相挂钩的中间审查标准亦无能为力。诚信路径契合了结构性偏见下董事问责的制度需求，通过对董事决策实施合理性审查，填补问责空隙，增强对这一中间地带问责的有效性。     

董事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

一、董事注意义务的三种判断标准从国外立法及司法实践来看,在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方面,主要有主观标准、客观标准以及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一)主观标准根据主观标准,判断董事是否履行了其注意义务,以董事是否尽了最大努力为标准,即以董事的实际注意能力为标准。英国的     

英国法上影子董事制度评述

英国《1980年公司法》正式使用“影子董事”一词，《1985年公司法》始有标准定义，并在《1986年公司董事资格剥夺法》、《1986年金融服务法》以及《1986年破产法》中进行相关规定。Re Tasbian Ltd（No．3）Official Receiver诉Nixon等典型判例反映了对影子董事定义的理解与使用。影子董事虽然不是董事，但依靠其在公司中的“地位”却能够指挥公司行为之人，如果其实际上进行了指挥，即应承担董事责任。从司法实践来看，影子董事责任主要出现于公司破产或无力偿付阶段，对于保护债权人利益具有积极意义。影子董事制度在保护公司债权人权益上确有其独到之处，我国相关立法、司法操作可资参考。     

浅谈公司董事的诚信义务及责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领域中董事诚信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我国现行公司法对董事诚信义务还没明确规定,这导致公司实务中一些涉及公司董事诚信义务的纠纷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因而研究公司董事的诚信义务及其责任有着重要的意义。董事诚信义务起源于美国,它与董事的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一样,也是一种信义义务,但又不同于公司董事的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董事诚信义务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即弥补公司董事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功能的不足,从而完善公司董事问责机制,更好地维护公司及其股东的权益。董事诚信义务的出现成为我国董事义务发展的必然趋势。     

浅析美国司法审查强度--兼论其对我国司法审查标准的启示

行政法上的司法审查的强度反映了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实施监督制约的力度和程度。在美国，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审查涉及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因而建立在事实问题、法律问题及混合问题基础上的司法审查标准各不相同。我国与美国相比，行政诉讼中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及其司法审查标准方面还不太完善。本文通过介绍和借鉴美国司法审查强度来达到对我国原有的审查标准的改进，以期对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有所帮助。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层次论质疑与修正

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阶段层次论提出质疑。从我国刑事诉讼的纵向结构、认识论规律以及外国 的理论与立法考虑,侦查终结和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都不应低于审判的证明标准。但在某个诉 讼阶段的特定诉讼环节上,应设立较低的证明标准,如:逮捕和庭前公诉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