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犯罪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区别

区分犯罪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有助于司法实践中正确定罪和合理量刑,也有助于提高公民的守法意识。犯罪的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同属犯罪故意范畴,但两者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其区别在于:从主观认识因素上看,二者“明知”的程度不同;从主观意志因素上看,二者对危害结果的期望值不同。在司法实践中应对两个因素进行综合考察。     

试析间接故意

刑法理论根据行为人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不同,把犯罪故意区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正确理解间接故意问题,有利于区别不同的社会危险性,有利于正确确定罪名,为准确量刑提供依据,因此,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有积极意义。     

对必然性间接故意之否定

明知必然发生能否放任是刑法学上的重要问题,直接影响对案件的量刑,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的介绍和分析。采用生活意义上的必然性概念以及从整个犯罪过程动态的角度对放任进行分析,结论是不可能存在明知必然性而放任的心理状态;对于明知必然发生只能采取希望的意志因素,在这种情形下应当是直接故意。     

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之区分研究

通说对于放任的故意和过于自信的区别存在逻辑上的错误,不利于保护法益,也不利于保障人权。过于自信过失仅限于两种情况:一是在具体的背景下,以一般人的视角进行观察,认为不会有任何危险的。二是行为人认识了构成犯罪事实发生的可能性,但为了被害人的利益不得不为之的。放任与过于自信的区别在于:行为人能否将他人的法益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之区分研究

通说对于放任的故意和过于自信的区别存在逻辑上的错误,不利于保护法益,也不利于保障人权。过于自信过失仅限于两种情况:一是在具体的背景下,以一般人的视角进行观察,认为不会有任何危险的。二是行为人认识了构成犯罪事实发生的可能性,但为了被害人的利益不得不为之的。放任与过于自信的区别在于:行为人能否将他人的法益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论故意与过失的界限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将意志因素作为区分故意和过失的要素之一其实并不正确,事实上,真正可作为故意与过失分界要素的是认识因素和意欲因素。在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区分中,欲的要素更具决定性。而间接故意与有认识过失的分界,用综合的观点全面考察更为合理可行。轻信过失与疏忽过失的最大区别则在于行为人有无认识,这里认识要素成了区分的关键。     

受贿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共犯之交叉问题辨正——以“中间感情投资型”贿赂犯罪为中心

中间感情投资型贿赂犯罪的特点,既表现为行贿人所行之贿与所谋之利之间的非单一、非即时对应性,也表现为行贿人以此作为拉近其与受贿人关系的先期感情投资的性质。此种情形贿赂之行与受之间的时空阻隔性,及其存续于概括性、持续性(主动或被动)行贿过程之中的犯罪特质,一方面,表现出了其与单纯收受财物行为之间的不同;另一方面,其也引发了对于此种情形之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贯彻和犯罪因果关系认定,以及受贿者是成立普通受贿罪正犯还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共犯的质疑与争议。对其的认定,可以通过贿赂犯罪认定理论的重新阐释和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专门刑事立法,为其提供法理支撑和规范依据。     

论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

犯罪故意的心理形式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认识因素是意志因素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认识因素是研究犯罪故意的一个关键问题.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包括两部分内容,即事实性认识和规范性评价.在我国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通说背景下,犯罪故意的事实性认识因素乃客观构成要件.而规范性评价的内容则应当是社会危害性认识而非违法性认识.也就是说,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包括对客观方面的事实性认识和社会危害性之评价.     

论犯罪故意中的认识因素

在犯罪故意中 ,行为人认识因素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对意志因素的制约而体现出来 ,认识因素的内容应是犯罪客观要件的事实 ,认识因素的程度包括必然和可能两种情形。     

合同诈骗罪犯罪故意形式新论

从理论界对合同诈骗罪犯罪故意的形式是否包括间接故意的争论分析,只能得出本罪犯罪故意是直接故意的结论;从刑法理论应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分析,应将间接故意也作为本罪犯罪故意的一种形式。     

受贿罪的重构——以《刑法修正案（七）》为背景

《刑法修正案（七）》出台之前，针对官员身边人受贿行为的法律规定存在漏洞，使得官员身边人收受贿赂后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很多人还借此逃脱法律的制裁。《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中增加了相应内容，这对进一步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与蔓延，将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不断地向纵深推进，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受贿罪利益要件的认定

受贿犯罪是目前最为严重的腐败犯罪之一。不仅扰乱了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而且严重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和公众对国家机关的信赖程度。其中受贿罪利益要件问题,一直是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热点问题。在分析利益要件时,试通过用短缩的二行为犯理论和"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实践中的功用来解析"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作为受贿罪的主观要件的观点。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探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新增的一种犯罪，刑法学界对其构成要件中的诸多问题存在争议。对于犯罪主体中的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和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如何界定以及犯罪客观行为中的利用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不正当利益作何解读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予以探究。     

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特征

商业贿赂犯罪实质上是商务活动中的行贿、受贿犯罪,其主体具有多样性,既包括商业活动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国有单位,也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有单位;其内容主要表现为经营者在帐外暗中给予交易对方一定财物或其他利益;其主观要素为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商业贿赂犯罪研究

在我国,商业贿赂是随着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现象.商业贿赂犯罪是一种新型经济犯罪,主要表现为在经济活动中,经济参与一方主要依靠贿赂行为去引诱对方与之发生交易,而不是在正常的价格、质量、服务等方面的竞争,此种行为妨害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直接导致了其他经营者失去了交易的机会.商业贿赂行为的滋生蔓延,必然会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破坏公平竞争原则,影响我国的投资环境和日益增长的国际形象.鉴于此,研究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特征等基本问题,探讨立法的完善工作,对于严密法网、开展专项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贿赂罪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贿赂罪共同犯罪问题 ,是研究贪污贿赂犯罪中不可回避之重要刑法理论问题 ,其不仅作为典型的共同犯罪问题而倍受刑法共同犯罪理论研究的广泛关注 ,而且对于当前惩治腐败 ,加强廉政建设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非国家工作人员能构成受贿罪共犯 ;单位也能作为贿赂罪共同犯罪的主体     

论贿赂犯罪中的利益要件

利益要件是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构成中独具特色的规定。从与德日立法的比较来看,我国刑法中的利益要件扮演着德日刑法中职务要件的职能,是反映权钱交易本质的核心要件,但以利益要件替代职务要件的规定方式使我国刑法偏离了通过行为模式本身反映犯罪本质的轨道,对犯罪本质的揭示和犯罪构成的解释颇费周折。利益要件最突出的特征是不平衡性,表现为利益要件的设置造成了贿赂犯罪对合性的严重失衡,无法对贿赂犯罪实现标本兼治。利益要件的不正当性,即谋取行为作为客观方面内容本身所反映出的权钱交易特征和利益要件中利益的不正当属性。     

受贿罪实证研究

受贿罪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常见、多发罪,也一直是我国反腐败领域重点打击的对象。在本文研究的648例样本中,受贿罪的无罪判决率为0．62％,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率为2．78％,缓刑判决率为16．77％,事实上的自由刑（含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率为92．7％,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为4．35％;648例全样本,平均受贿数额844167．70元,其中受贿金额5万元以上的占总样本数的73．6％,10万元以上的占56．5％,宣告刑平均刑期为8．79年,其中受贿数额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平均刑期仅5．32年,接近于法定最低刑5年有期徒刑;在548例大样本中,平均受贿次数为9．45次,平均每次受贿数额为65331．45元,被告人受贿次数在2～5次之间的占样本总数的40％左右;受贿罪的平均案发时间间隔为49．70个月（4．14年）,其中案发时间间隔在5年以上的样本数达217例,占样本总数的34％左右。“一把手”犯罪较为严重,占样本数的40．54％,单位领导（包括正职、副职等）犯罪占样本数的63．43％。     

刑事免责与贿赂罪的追诉

在对贿赂犯罪的追诉中,美国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频繁地使用刑事免责条款。刑事免责顺应了对刑事案件处理效益化的世界趋势,它可以节约诉讼时间,并通过换取对较为严重的共犯的追诉在更广的层面节约了诉讼成本,从而实现了诉讼效益。该制度具有在回应贿赂犯罪上价值选择的效益性特点,我国借鉴该制度具有一定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