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一种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特殊保护制度,是国家对受到特定犯罪侵害而又无法从犯罪人处得到赔偿的刑事被害人或者其一定范围的近亲属给予适当经济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1963年10月25日,新西兰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刑事被害人补偿法》。随后,英国、美     

减刑出狱的原“五毒书记”

10年前,被媒体称为“五毒书记”的张二江曾名动全国,在媒体的描述中,这个湖北省天门市市委书记因“吹、卖（官）、嫖、赌、贪”五毒俱全,而被冠以“五毒书记”的名号,从而成为了中国贪官录上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编导减刑“特权”的法治悲哀

不久前，涉案入狱的央视原文艺中心影视部副主任冯骥被解除监禁。记者获知，冯骥入狱后，监狱方面为了发挥他的文艺特长，很快把他安排在天河监狱的“天河之声电视台”：他在服刑期间所获奖励达10次以上，监狱依照有关规定为其申报减刑，分别于2007年、2008年两次依法裁定为他减刑，减刑幅度分别为10个月和1年零8个月。（1月24日《成都日报》）     

最高检:刑事和解不是“花钱买刑”

不久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在有关会议上首次公开表示,我国目前的刑事和解案件应仅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就精神抚慰、民事赔偿达成的和解,且必     

受贿派出所长竟可以这样“立功”

重庆南津街派出所所长卢某受贿被抓后，向司法机关检举了一桩抢劫案、7件盗窃案。经检察机关查明，举报案件部分属实，这样卢某有8次立功表现，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但卢某却认为量刑过重，提请上诉。“我在羁押期间还举报了一件强奸案，应算立功。”因此，他希望法庭看在他9次立功的份上，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免除刑事处罚。     

给我的信息上把锁

泄露公民个人信息,不仅要面临刑事处罚,还要承担经济赔偿、精神赔偿等民事责任,明显加重的处罚力度,对公民个人信息将会起到多重保护作用。     

“赔钱做官”的刘光第

刘光第是四川富顺人．戊戌六君子之一．但是对于他的经济状况．很少有人注意。 光绪九年（1883年）．他高中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时年不过24岁．可谓少年得志。但是奇怪的是,中了进士之后,他却一直没有到北京去当官。因为家里太穷．他拿不出到北京当官的本钱。     

铲除刑讯逼供的“毒瘤”

不久前,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备受关注的丘北县公安局三名警察刑讯逼供案进行终审宣判,以刑讯逼供罪分别判处三名被告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其中一名还以受贿罪被判处一年徒刑,所受赃款予以没收,同时驳回了附带民事诉讼人王树红对三被告人的诉讼请求。     

行政诉讼中“和解协议”制度分析--基于制度比较和构建的视角

行政诉讼和解的目的在于节省司法资源,尽快结束诉讼,这符合构建和谐诉讼的理念。和解协议在性质上既具有行政法上的性质,又具有诉讼法上的性质。经确认的和解协议具有与生效判决相同的效力。当和解协议存在瑕疵时,结合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现状,我们需要通过再审来启动救济程序。     

少年审判工作的探路者——记第三届重庆“十佳法官”杨飞雪

在全国首创义务劳动替代罚金刑罚方式：在全市率先试点暂缓判决、社会服务令、监管令、刑事和解制度;率先建立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制度;倡导推动建立全市首个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这是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飞雪,当选第三届重庆“十佳法官”的主要成绩。     

法律援助“两年倍增计划”的探索与思考

今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特别是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为做大、做强、做优法律援助工作,切实维护贫弱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法治武汉建设．武汉市司法行政系统在对现有法律援助工作进行扩容、提质、增效的基础上．提出法律援助两年倍增计划．并作出一些有益探索。     

结构再造与过程民主:社区治理的有效运作模式及其内在机制--基于“群英断是非”工作法的分析北大核心

城市社区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场域,社区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基础影响着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效能的发挥。社区治理重在推动上下层级之间的互动以及内部活力秩序的形成,其治理方式的选择和治理成效受治理结构的支配。与此同时,行动者承载的价值取向和具体体验形塑着社区治理结构中蕴含的基本规则及其作用机制,而治理过程连接并展演着结构与行动。以湖南岳阳“群英断是非”工作法为研究案例,利用结构化理论对城市社区治理的结构要素和行动要素及其互动关系加以分析,尝试提出“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以此对社区治理的民主过程展开考察。研究发现,党委统一领导、法律法规支撑、伦理道德激励构成了社区有效治理的外在条件,而个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多元协同机制、社会资本则构成了社区有效治理的内在条件,两者在互动过程中推动着社区居民身份重塑、治理规则重构和治理资源重置。研究表明,城市社区民主治理的实现依赖于高质量党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协同共治的机制、优秀的社区公共文化、深厚的社会资本,这些要素分别建构了社区有效治理的政治基础、制度基础、关系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群英会”,为城市社区有效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经验。     

及时画上句号的“临时大政策”

正改革开放十年,腐败成为当时民众最关心的问题。1989年3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大所作的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出现"腐败"一词;"打击贪污、受贿犯罪的情况"首次排到"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之前。同年6月16日,邓小平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也提到,"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败"。他要求,做几件让人民满意的事情: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强调"这个党该抓了,不     

由“锦旗哥”看公民的维权乏力

维权者周力给相关劳动部门送上一幅不为人民服务的锦旗。锦旗本是用来表示敬意、谢意的,是褒扬个人或单位的行为,周力此举让人大跌眼镜,他送的锦旗反其道而行之,由此引来关注。事实上,除了锦旗哥所采取的维权方式外。     

三项重点工作的天检实践——记“全国模范检察院”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

近年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突出强化法律监替,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以统筹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及公正廉洁执法三项工作为重点,推动各项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先后获得全国十佳基层检察院、全国五一劳动笑状、全国模范检察院、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广东省先进基层检秦院、广州市先进基层检察院、广州市检察札关反贪工作先进单位、广东省青年文明号等多项荣誉。     

中国要有“低成本的城市扩张”

《经济参考报》在2012年9月连续四天整版报道土地制度,矛头所向,是要改变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尤其是征地制度。但其中一些分析有待商榷。     

“三农”问题产生的制度原因——试论二元经济结构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在本世纪头20年,要建立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三农”问题的解决刻不容缓。“三农”问题的产生原因错综复杂,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从而导致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并给“三农”难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     

“三农”问题产生的制度原因——试论二元经济结构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在本世纪头20年,要建立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三农"问题的解决刻不容缓."三农"问题的产生原因错综复杂,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从而导致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并给"三农"难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     

不让受害者流泪再伤心——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建立“三助一导”制度的实践

2008年4月，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制定出台了《刑事被害人、涉检信访困难人员检察救助制度》，建立起了由政府部门和检察院共同承担责任的救助制度。同时，由财政拨付的10万元启动资金也正式到位。这个被称做“三助一导”（经济帮助、法律援助、社会救助、心理疏导）的做法，在全省尚属首家。据悉，建立“三助一导”制度一年多来，该院已对10余名刑事被害人、涉检信访困难人员进行了检察司法救助，救助资金达5万余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彰显了司法人文关怀和公平正义。     

“慕马案件”的制度原因及对策思考

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沈阳的“慕马案件”表现出明显的制度性腐败的特征，即党的各项制度、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各类管理制度因为体制转轨等原因存在漏洞而造成的腐败，从中可以看出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个腐败案件发生在我国的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的国内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