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哲学解读与制度分析——论公共政策的自负、惯性、私利及其改进

现有公共政策的失误在最近的一系列社会重大事件中越来越明显地凸现出来。其根源从哲学的层面分析在于现有公共决策主体的秩序环境、组织结构和超强制性地位导致的政策自负 ;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公共政策的“锁入效应”和政策刚性源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政策惯性 ;而公共选择则从私利的方面考察公共决策权的寻租问题。现有公共政策的改进走向将是多元决策模型 :改革内容为 :重构决策权限 ,重设决策机制和重提决策绩效。     

公共政策问题“界定”中的协商民主:逻辑、价值与理由

公共政策问题是“界定”而非“发现”的观念表明,尽管需要政府介入的“问题事实”客观存在,但“问题”并非不言自明,“问题”是经由社会建构而被赋予特定意义的.在协商之“受更佳观点之理性说服力量的驱动”的驱动下,协商民主可以更准确、具体地界定公共政策问题,强化公共政策问题界定的合法性、公开性和责任性,促成利害相关者在政策执行阶段形成更多的自愿性合作,减少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回火”问题.     

公共政策与制度的关系

政策与制度都是调节人类社会关系、规范人类社会行为活动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助动器。根本性政策或制度的价值取向决定人类社会的性质。政策科学与制度学都是当前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课题 ,日益受到学术界与政界的关注。     

快乐公共政策的构建——以快乐经济学的视角

幸福快乐是人类行为唯一理性的终极目标,公共政策应当致力改善影响民众幸福快乐且个人无法选择的宏观制度安排,促进社会公平,促进就业,加大公共支出,适当引领生产与消费等.政策构建模式上应当注重民众的主体参与和议程的设置,以便制定让人们更加幸福与快乐的公共政策.     

论“问题界定”的公共性取向——基于中国公共政策语境下的考量

＂问题界定＂过程容易受决策者权力的影响,存在值得研究的弹性空间,在我国以执政党为中心的决策体制下其研究更具深意。公共性是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根本属性,在现代公共管理时代,公共性代表着正义、公平和民主。当决策者与公民发生利益冲突时,＂问题界定＂应反映民众意愿,以公共利益为分析的出发点,捍卫和增进公民利益。我国长时期的政策选择都是在决策者意志主导下进行,甚至有些政策是有悖于民众根本利益,在提倡公共治理的时代,这类公共政策难以获得合法性的。公共管理理论的新发展以及公民社会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冲击和解构着我国原来的＂问题界定＂和政策制定模式,但同时也为我们指出了出路。公共性的＂问题界定＂,必将是＂我国问题界定＂的必然趋势。     

公共政策调整对优化公共政策制定的启示——基于我国产品免检制度变化的分析

三鹿奶粉事件从2008年9月11日开始就一直受到社会各界高度而广泛的关注,虽然废止了关于产品质量国家免检的相关公共政策,但是,由于《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而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恐怕很难消除和弥补了。论文针对由"三鹿奶粉事件"所引发的公共政策调整这一过程,系统分析产品质量国家免检制度及其影响,总结出来对优化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启示,有利于完善公共政策制定并维护、保障社会公众利益。     

社会转型与公共政策创新——以人事档案制度为例的分析

公共政策是人类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所产生的公共管理工具，是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交融的人类知识结晶。本文以人事档案制度为例，说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政策所存在的“二元性”不适应问题及其原因，并进一步指出公共政策创新的路径选择。作者认为，作为公共管理工具的公共政策是否具有回应性是社会转型增量函数当中的重要变量。     

公共政策创新的理论逻辑——以中国人事档案制度为研究对象

公共政策变迁是人类社会基本的正式制度变迁模式,是围绕集体行动而开展的自发的或通过人为安排的秩序演进过程.公共政策创新是公共政策变迁的必然阶段,是人类走向政治文明、社会和谐的有效制度安排.作为一项政策工具,人事档案制度一直以来强化着中国的身份管理和单位管理,对于中国的人事管理和国家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人事档案制度突出的应该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功能,而不是身份限制和单位控制的功能.因此,人事档案制度的变革不可避免.在可预见的诱致性政策创新当中,交易费用理论、公共服务理论、普遍信任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将为制度变革提供理论基础.     

休闲及其异化探析——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休闲是人类一种较高层次的生存方式和生活形态,它体现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人自身的发展进步。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休闲出现了种种异化现象。究其根源在于: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引发的不均衡发展,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制度依赖,社会转型期的制度真空,制度供给不足以及制度实施机制的弱化等。推动休闲健康发展,必须要从制度入手,包括保障公民的劳动权和休闲权、加强休闲的国民教育和舆论引导、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职能、改革现有的休假制度以及提高制度的违约成本。     

《公共政策研究》双语课程建设初探——以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为例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课程经过两轮的教学实践积累，形成了授课和课外讲座相结合、现实案例制作和分组案例分析讨论相结合、外文材料分组研讨和教师点评相结合的多模式课程教学格局，运用了多种教学手段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也凸显了自身的优势，当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逐步解决。     

《亚当·斯密》: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协奏曲

《亚当·斯密》是一部对于外国著名思想家的介绍以及一部适合大众阅读的翻译丛书。主要探讨关于亚当·斯密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主要特点,通过阅读《亚当·斯密》这本传记,对于亚当·斯密两部著作进行解读,做出关于这本传记的书评。     

“去工具化”的工具——以公共政策研究中量化研究方法的应用为例

近年来,量化研究方法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量化研究不断受到争议和质疑。通过分析量化研究方法在公共政策研究中的运用,认为当前量化研究方法的应用存在去工具化现象,主要表现为规范性暗示下的数据挑选和去知识性的泛因果化。去工具化现象本质上反映了研究的主体性缺失和能动性缺失。这种缺失是由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现实与独立性困境带来的。因此,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需要秉持多元主义态度,推动量化与质性方法的优势互补。     

行为博弈与制度变革——对当前就业问题的公共政策分析

该文对失业问题的考察分为两步。首先通过对就业失败行为的博弈分析，区分了就况的四种类型，相应的探讨了这四种情况的成因。然后基于政府乃是制度构成中最为能，讨论政府在缓解就业问题时可能发挥的作用，亦即政府的公共政策选择，并指出，就业失复杂性决定了解决就业问题不仅是政府有针对性的对策问题，还涉及到各种政策问的协观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     

制度供给视阈中的公共政策滞后及其防范——以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政策制定为例

随着社会变迁的加速,政策滞后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制约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从制度供给理论视角并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政策制定为例分析了公共政策滞后的原因:政府的政策创新意愿及供给能力的不足,政策需求主体的潜在政策需求未能转化为有效政策需求.因此,必须通过重设引擎机制,激发政府官员政策创新的意愿;完善决策系统与整合机制,提升政府的政策供给能力;拓宽政策参与渠道,增强公民政策参与能力,以减少政策滞后现象的发生.     

我国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政策研究组织的制度条件探索

公共政策研究组织在现代公共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参谋咨询作用.在新时期,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公共政策研究组织离不开特定的制度条件.积极创造有利于公共政策研究组织发展的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财政投资制度、税收征管制度、信息管理制度等制度条件,既重要又迫切.     

公共政策创新的因素分析——以《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为例

随着施政的生态环境加速变迁,政府必须以创新公共政策的方式予以应对。但政府创新公共政策的内在因素是什么呢?已有的文献不仅局限于美国的政策生态,而且以计量方式考察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忽视了其中大量难以计量以及需要整合考察的因素。在一个融合条件(资源和要素、政治架构、现有制度和政策及社会文化)和机制(学习机制、决策机制、执行机制、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的综合模型指导下,以分析性叙事的方法,具体考察上海市创新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内在因素。分析案例表明,尽管上海在条件和机制上都非常充分的情况下,也还必须融合各种条件和机制才能解释创新的出现及其有效运行。     

共存与律动: 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法律经济学解析

法律经济学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法学思潮之一,其运用经济学的实证方法,分析了法律与道德的制度共存、相互支撑和功能互补等共存与律动关系,提供了一种解析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崭新而又具体形象的理论智识和研究方法,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制度资源释放与大学技术创新——近期美国学者对《拜—杜法案》的研究与反思

《拜—杜法案》极大推动了美国大学的专利知识转换,在美国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向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长久以来,学界一致认为,这一法案的成功在于释放制度资源,从而激发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热情。但近期的研究显示,2000年之后美国大学的专利申请和知识转换增产率出现了停滞和下滑的趋势。多方学者试图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以扭转这一现象。认为如果将授予发明单位的专利所有权,进一步给予技术专利发明人的话,则能更进一步激发大学技术专利转换为生产力。     

俄罗斯金融制度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简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出发,以诺斯等构建的模型为理论框架,对俄罗斯金融制度改革过程做简要分析,并从中提炼出金融制度转轨的经验与教训,希望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有启示作用.     

缘由、启示、展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行为经济学的耦合分析

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与认知科学融会贯通的角度审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行为经济学具有联系密切的学理渊源和学科脉络,行为经济学的发展逻辑、演进脉络、学理贡献很可能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调整、议题深化、方法更新提供深刻启示。行为经济学在理性、选择、制度等三个议题上的新见解,有助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有限理性的经验应用、感性选择的行为指引、伦理取向的制度关怀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在行为经济学影响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其未来发展中能够进一步缓和结构与能动的内在张力,主动吸纳行为经济学及其背后认知科学的前沿成果,深入推进政治领域尤其是政策议题的现实研究,并以认知为纽带促进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内在整合与认知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