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征信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难点与解决之策

随着网络技术与金融业务的发展,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电信运营商和金融机构的监管漏洞,借用“征信修复”等名义实施诈骗活动,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由于反诈立法体系庞杂,市场主体责任不清,政府部门监管手段单一以及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等因素,虚假征信类诈骗犯罪案件数量不断攀升,增加了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难度。对此,应加大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力度,建立健全反诈立法体系,强化源头治理,压实主体职责,加强政府监管,健全协同治理机制,以破解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难题。     

公安机关加强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等网络犯罪快速蔓延泛滥,严重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和财产安全,已成为主要犯罪、世界公害。公安机关不断加强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世界各地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积累了成功经验,提供了有益借鉴。我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打击和治理并重,建立了一整套多部门参与的高效工作体系,并专门制定颁布《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打击遏制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公安机关针对此类犯罪的特点,进行专题研究.     

中国-东盟合作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探讨

为回应打击中国-东盟跨境电信诈骗犯罪对理论研究的新要求,本文梳理了中国-东盟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研究文献,回顾了中国-东盟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演变,认为电信犯罪组织结构网络化、跨地区化与犯罪行为专业化、高技术化、欺骗性与"非接触性"是这类犯罪突出特点.打击中国-东盟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困难在于:司法体制障碍,法律适用问题,证据构建难度大,电信、银行部门缺乏同司法机关的深度配合.近期此类犯罪还将蔓延,受害者向内地省份延伸,单案案值不断扩大,涉及国家还会增加.对中国-东盟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预防措施是建立立体联动的犯罪预防体系,相关各方应加强跨地区警务合作共同打击,加强对银行、电信部门的监管,加强社会公众的防范宣传.     

伪基站犯罪危害风险评估、问题反思与对策建议 ——基于电信网络犯罪类别比较分析的视角

犯罪类型本质分析是犯罪治理必要前提,在电信网络犯罪新形势下,加强电信网络犯罪类型结构及其对策研究极具现实意义.伪基站犯罪是近年出现的一种新型电信网络犯罪,与传统电话诈骗相比,伪基站犯罪具有更多自身"比较优势".同时,电信网络犯罪的主要危害类型不是一种线性发展演变结果.从长远来看,目前电信网络犯罪治理,当务之急是战略问题而不是战术问题.因此,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差异化打击和持久战,对遏制当前持续高位攀升电信网络犯罪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浅谈探索侦查权运行新规律的启发——以改良公安机关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实例分析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的全面推进,公安机关必须积极探索侦查权运行的新规律以适应改革要求.本文以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实例,从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现状、特点以及公安机关所遇到的侦查困境等方面进行分析研判,提出了改良公安机关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具体措施,在对探索如何运行侦查权的新规律上有几点启发.     

谁都有可能被骗子盯上

2021年我有个明显的感觉,看到的关于诈骗案的报道实在是太多了,套路繁杂让人防不胜防,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成为当前发案最高、损失最大、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犯罪类型. 在此背景下,2021年10月,《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进行专门立法,标志着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正式进入国...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治理路径研究——以电白、宾阳、儋州为考察对象

近年来国内产生一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各自形成较为稳定的犯罪手法特征,各地政府加大整治力度并形成一系列成功经验。电白、宾阳、儋州作为环北部湾地区的三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在人口、经济、地理等条件上具有相似性,当地政府在整治犯罪过程中分别形成了"大数据治理"、"全链条治理"和专项行动"以打促防"的治理特色。同时也具有三大治理共性,即组织模式上以党委政府牵头的协同治理,基层动员上采取多种措施强化基础工作,法律威慑上采用公开审判并附加财产刑以削弱犯罪者的侥幸心理。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的治理经验可提炼出普遍适用的犯罪重点地区治理模型。在运用治理模型实施具体地区的犯罪治理时,要进一步扩大治理主体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注重治理客体的全覆盖与差异化,发挥大数据的技术治理作用,运用刑事治理既要认识到其有效性,也要考虑其有限作用。     

为电信诈骗犯罪提供银行卡的刑事认定

为电信诈骗犯罪提供银行卡的行为较电信诈骗取款人的刑事责任更为复杂,应从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参与时间节点、上游诈骗是否需要达到犯罪程度等分别考量;区分是单纯的提供银行卡,还是兼具转账、套现、取现等分别认定.在法律适用时,基于刑法对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单独规定,应优先适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同时构成时则应坚持择一重罪处罚原则;诈骗犯罪既遂后加入且存在掩饰隐瞒行为的,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应为补充性罪名.没有证据证明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而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含套件)的,评价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反诈重在抓“前端”

<正>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较为严峻,已成为发案最多、上升最快、涉及面最广、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犯罪类型。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认真按照部、省、市、县工作部署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要指示精神。本文以四川省夹江县公安局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经验为例,深入分析县域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前端防范”的特点以及应对方法。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实证分析——以N市为例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近年来常见多发的一种犯罪,从N市的情况来看,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数量多、占比高、发案率较高、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犯罪人相对较多、女性占比远高于传统侵财犯罪、城区及农村发案多、小案居多和大案增长快等特点。诱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因素主要有行业管理疏漏、防范教育宣传不足、被害人普遍存在过错、打击不力等。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势头需开展完善工作机制、健全行业管理、强化防范教育宣传、提升打击效果等工作,实行多策共治。     

全面准确实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坚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动

<正>2022年9月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共7章50条,自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是以“小切口”立法形式,对特定领域犯罪进行深入治理的专门性、综合性法律,是一部提高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加强预防性法律制度建设,从根本上、制度上预防、遏制、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这一新型犯罪的重要法律,是数字安全领域立法的重要探索。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对的程序性困境与完善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高发态势，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虽然连续数年的犯罪治理有一定成效，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强隐蔽化、高组织化的特点愈发凸显，实践中也存在着包括指定管辖适用失衡、证据适用不当、涉案财物处置无序等在内的程序性困境。《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适时出台回应了实践需求，立法重心从打击惩治犯罪转向同预防犯罪并重，为解决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程序性困境提供了原则性规定。本文重点研讨限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指定管辖并建立检察机关参与制度、进一步完善该类型案件的证据规则，以及构建具备诉讼形态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等问题。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视角下的企业数据刑事合规建设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呈多发态势,严重影响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污蚀网络环境。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实施,为全流程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也对相关企业加强合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回声

《打响反诈持久战》记者:李韵石公安部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2.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6.1万名,止付冻结涉案资金2722亿元,劝阻870万名群众免于被骗,累计挽回经济损失1876亿元。相比传统诈骗,电信网络诈骗是依托互联网兴起的新型犯罪。不法分子冒充银行、公安等部门工作人员给受害者设置圈套,以及防不胜防的各种"杀猪盘"陷阱,电信网络诈骗令人不胜其扰、深恶痛绝。     

网络电信诈骗案件的侦查困境及其破解

新时代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在改变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犯罪嫌疑人的诈骗手段。尤其近几年,网络电信诈骗犯罪呈现出居高不下的态势。本文基于网络电信诈骗案件的两起真实案例,分析了当前电信诈骗案件侦查中受害人范围广、犯罪手段智能化、行为非接触性、诈骗方式多样、反侦查能力强等问题,探讨了由个案侦查向串并案侦查的侦查思维转变,从传统物证向电子证据的取证方式转变,从侦查部门合作到与电信部门、第三方支付平台等侦企合作模式转变以及提升社会公众防范意识等破解思路。     

电信网络诈骗“黑化技术”与反诈应对

<正>如今，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一项全球性的治理难题。电信网络诈骗往往涉及有组织的跨国犯罪，呈现出集团化运作和新型技术支撑的特点，且正不断更新诈骗手段和运作模式。面对电信网络诈骗中持续变换的“黑化技术”，如何通过各类反诈“利器”来发现和阻断电信诈骗，无疑是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有效手段。     

帮助取款行为的诈骗共犯归责误区及其匡正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中帮助取款行为，实践中存在“罪名定性以诈骗罪共犯为主”“电信网络诈骗共犯无需具有犯意联络”“电信网络诈骗共犯都是从犯”三大归责误区。目前亟待匡正此类行为的诈骗共犯归责进路。具体而言，首先，应当确立此类行为的定性逻辑为独立犯罪认定优先，诈骗罪共犯认定居后。其次，在归责标准上，帮助取款人的主观明知是决定其行为定性的关键。应当基于功能性因果关系论，以取款人的犯罪参与规范时点及其身份类型、行为分工，判断其行为时是否认识到自己与他人正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最后，通过取款人的组织身份及其主观认识，判断其是否为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亦或在实现诈骗犯罪中起到了重要或关键作用，以界定其在诈骗共犯中的主从犯地位。     

电信网络诈骗刑事法律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尽管"两高一部"在2016年就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如何适用法律做出了专门的司法解释,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办理此类案件仍然存在共犯主观明知、诈骗数额、关联犯罪等法律认定难题。解决电信网络诈骗认定中的这些难题,需要结合案件情形以及庭审中控辩双方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应对新型诈骗需要三管齐下

正构建网络、信息安全长效机制,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不是哪一方可以独立解决的。只有"立法监管、行业自律、公民防范"三管齐下,才能有效减少新型诈骗犯罪,让人们畅享电子科技成果电信诈骗、网络诈骗、银行卡诈骗等新型诈骗行为,不仅损害了公民的财产甚至人身合法权益,也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成为全民公害。如何应对新型诈骗,记者日前采访了安徽百商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张伟东。完善立法强化监管党的十八大提出,要高度关注网络空间安全。三中全会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为监管网络安全提供了保障。刚刚闭幕的四中全会明确     

防电信网络诈骗新政须治本

2016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工信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针对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出实招、用重拳.根据通告,自2016年12月1日起,ATM(个人通过银行自助柜员机)向非同名账户转账的,资金24小时后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