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背景下的民法学课程思政变革

我国《民法典》的颁布与实施对民法学课程思政实施方案的统一、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民法学课程思政的实施中,需要明确课程思政的推进目标,这是统一课程思政方案的基础。同时,应重点从《民法典》编纂历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兴民事权益诉求三个维度,挖掘以《民法典》为中心的民法学课程思政元素。民法学课程思政的推进应立足于我国社会基础,立足于回应当代民众的权益诉求,教学活动应全程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启发式教学,教学内容与方法应充分体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商业模式的创新,体现《民法典》的时代性。     

全国人大代表如何推动民法典工程——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983-2015)的实证分析

编纂中国的民法典,既是促进宪法实施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抉择,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全国人大代表不应该缺席民法典编纂的过程。《全国人大组织法》、《代表法》和《立法法》都赋予了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法律案的权力,全国人大代表通过行使立法提案权推动我国的民法典工程可以充实民法典的民主性基础,为民法典工程提供持续的动力和智识。根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披露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30余年来,全国人大代表根据国家民事立法实践的进展,有针对性地提出近400件与民事立法有关的法律案,试图推动我国相关单行民事法律的制定、修改,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法典的编纂。虽然相关代表议案对我国民事立法实践的影响有限,但代表议案反映了许多我国民事立法实践中存在的棘手问题,立法者也在审议代表议案的过程中作出了"通盘考虑"的立法承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在编纂民法典时不能回避代表议案中反映的现实问题,必须予以妥当解决,否则将有损民法典的民主性基础,也有碍民法典功能的实现。     

潘德克顿学派与德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以其高超的立法技术、严谨的法学概念和科学的法律体系在外国法制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追根溯源,这些特点可以说归功于潘德克顿学派的理论研究.潘德克顿学派对《德国民法典》立法技术层面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法典编纂体例、概念体系和法学语言三个方面.     

浅论我国民法的本土化与现代化

21世纪对于大陆法系国家来说 ,无疑是个法典化时代 ,民法典的形式理性和价值理性吸引着众多国家 ,正如有的学者所宣称的那样 ,法律的发展轨迹 ,是由习惯法到成文法 ,再进到法典法。在法律发展史上 ,先后发生了三次民法典编纂热潮 ,第一次发生在 6世纪的罗马法编纂 ,产生了著名的《民法大全》,第二次发生在 1 9世纪的欧洲民法典编纂运动 ,产生了以《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民法典 ,第三次民法典编纂热潮是从 2 0世纪 90年代开始 ,产生了 1 992年的新荷兰民法典 ,1 994年的俄罗斯民法典等。面对这样的现状 ,我国学者…     

俄罗斯民法（全四册）

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室主任、《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主要起草人之一、俄罗斯工商会仲裁院院长、法学博士E．A．苏哈诺夫教授主编并由莫斯科大学民法教研室集体编写的这套四卷本《俄罗斯民法》是俄罗斯社会发生根本变革以及《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编纂完成后出版的最具权威性的民法学鸿篇巨制。     

中国民法典编纂的一个学术史：1997—2007

1997—2007年间中国法学界尤其是民法学界的关注焦点主要在中国民法典的编纂问题上。这十年间民法学术史完全可以说是民法典的学术史,因此,民法典编纂便构成了描述这十年间民法学术史的关键。为了全面展现中国民法典编纂十年来的学术史,比较恰当的是利用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以民法学年会为例并辅之期刊论文,进而来展现以年代为主线的民法典编纂的纵向学术历程。同时,以十年来中国民法典编纂论争的重大问题为中心,横向上对民法典编纂的学术史进行梳理。通过这样多方位地观察、分析和研究民法典编纂的十年学术论争,我们发现民法典编纂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法典。     

民法典编纂要体现宪法精神

民法典编纂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所有立法要符合宪法精神”，即把宪法精神全面体现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之中，使民法典的时代性、民族性与开放性建立在宪法精神之上，维护民法所赖以生存的宪法基础与“道德哲学的价值”。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学术界需要构建以宪法精神为基础的民法体系，明确民法典编纂的宪法依据，使民法典编纂的内容符合宪法精神，使民法典编纂的程序符合宪法精神，并形成民法典编纂与宪法解释的有效互动机制。     

民事权利要素与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初次审议,我国迎来了民法典编纂的新高潮。虽然我国民法典将努力延续民事部门法的立法传统,但依然要面对体系的构建问题,以便协调民法典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在《民法总则(草案)》公布的背景下,民法典体系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将直接影响到民法典分则的编纂。从民法典总则到民法典分则再到整个私法,民事权利要素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对民事权利要素的讨论通常隐藏在民事权利本质论之中。一方面,民法典总则作为民法典乃至整个私法的"公因式",以民事权利要素为体系基础;另一方面,民法典分则以典型民事权利为基础,要求高度独立性和体系完整性,分则是民事权利要素分化的结果,同时构成了流动性私权体系的基础。     

民法典合同编的制度创新和检验

我国《民法典》合同编是在原有《合同法》和司法解释基础之上进行的重新整合和编纂,具有较强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合同编通过制度创新和立法规范的进一步完善,使得《民法典》在经济交易生活中发挥最基本的调控功能.实现了理论继承与时代发展相契合,合同意思自治与国家适度干预相统一,平等保护与向弱势群体适度倾斜相互共存的局面.     

走近民法典 2003年民法典专题新书推介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没有制定出一部统一的民法典,但是制定民法典的要求和努力一直就有,从195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到198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讨论稿)》,民法典总则和分则草案近百。对历次民法典草案流产的原因,论者见仁见智;可以肯定的是,民法典不是坚船利炮的技术,没有现实生活作根基,没有相应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作保障,任何创制的努力注定不会成功。现在,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似乎真正到了必须创制民法典的关口。决策层和法学界都在积极动作,民法学界的重要活动都以制定民法典为中心,…     

21世纪中国民法之展望——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中,无论是民法典的价值判断层面还是其立法技术层面,都还存在着众多亟待澄清的问题,近期关于物权立法的争论充分表明了这一点."21世纪中国民法之展望--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以民法典的立法体例与精神内涵、民法典各编的制度构造为主题,对民法典的编纂及民法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研讨.     

论未成年人侵权责任能力类型化构造——基于民法典的内外在体系

“未成年人致人损害责任体系”向来为民法学中的疑难问题，《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亦存在较大的争议。未年成人致人损害责任体系的核心在于未成年人责任能力制度，而未成年人责任能力之构建又取决于法律体系所欲实现的内在价值体系。自《民法通则》以降我国法律完全否认了未成年人的责任能力，从而由其监护人承担法律责任。此种立法模式固然实现了充分保障受害人利益和未成年人利益的价值追求，但是却并未能够兼顾其他现代侵权责任法所追求的价值。法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以及经济学等新的研究成果共同指向只有将未成年人的责任能力按照其年龄予以类型化，也即区分为绝对无责任能力与相对无责任能力，才能够在损害预防、受害人保护、未成年人养成、鼓励父母养育子女等诸多现代民法典之内在价值体系中实现最佳平衡。     

理念与习惯:民国民法典编纂的两个要素

民国民法典的编纂,基本上是以西方理念为理论基础,受源自于古代罗马法理性精神的启发,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运行的规律,效仿了西方私法的"民商合一"体例。同时,民国民法典编纂非常重视民间习惯这一实践资源,在编纂之前进行了大规模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充分利用经过实践检验过的本土法制资源。可以说,"中西合璧"成了民国民法典编纂的主要基调,古罗马观念影响了民国民事立法融合中西的风格,清末变法开启了民国民事立法融合中西的时代,孙中山思想奠定了民国民事立法融合中西的基础。中国当下的民法典编纂,既要借鉴和吸纳世界上先进的民法制度及理念,也应传承和弘扬中国各地优秀的风俗习惯及传统。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编纂背景与结构调整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编纂背景,主要包括债法总则、人格权法的立法规划改变以及《民法总则》上的侵权责任规范三个方面.就《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结构调整,主要包括如下方面:《侵权责任法》第一章"一般规定"被《民法总则》吸收而删除;第二章"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分立为第一章"责任构成与责任分担"和第二章"损害赔偿责任";第三章"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因条文全部被总则化或者没有必要规定而删除;新增第三章"侵害人格权益的侵权责任";设立第四章"使用人责任";第八章"环境污染责任"充实为"污染环境与破坏生态责任"章;第十二章"附则"删除;《侵权责任法》第四章到第十一章相对位置不变,顺延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五章到第十二章.     

不可承受之重:民国法典编纂时刻的习惯调查

民国时期由官方主导的大规模民事习惯调查,曾先后启动两次。从历史经验来看,创设优良法典实乃民事习惯调查不可承受之重。就时间而论,民国时期启动的两次民事习惯调查,均伴有法典编纂活动,但两次民事习惯调查都未对民法典编纂产生有效知识影响。这与后世学人的历史想象略有偏差。究其缘由,概因既有限于历史情境的固有难题,又有超越特定时空的一般困境。具体而言,原因有三:其一,习惯调查资料的立法转化,存在客观环境与技术提炼的双重障碍;其二,民国时期以法律改造社会的法律观,限制了民法典对固有习惯的吸纳;其三,普遍主义历史观压制历史主义思考,传统习惯难以获得同情理解。在现代性理念主导之下,作为立法素材获取方式的习惯调查,终究难以承受优良立法之重任。     

中俄抵押立法的比较与思考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与中国《担保法》、《民法典草案》中关于抵押的立法,在抵押性质和抵押种类上存在差异,同时在抵押登记和抵押客体方面的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上两国也有明显不同。这些差别促使我们去思考,结论是:一部成熟的现代民法典的特质应该是现实性与前瞻性、承继性与移植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完美结合。     

担保法律制度立法体系定位之刍议

担保派生于传统民事财产权利制度之树,究其制度起源而言,原本系为履约保障与交易安全提供一种辅助与约束机制,具有从属特性。而这一特性导致:担保法于理论上多依赖于其他部门法而欠缺独立之可能;同时,担保法律制度之表现形式亦多依附于传统民事财产权利与买卖等交易契约关系之中,鉴于民事财产权利制度与合同法律制度亦多采分门别类之立法模式,于是乎,担保法律制度也就散见于民商事部门法之中。在民法典国家,担保法多以分散式立法,将物的担保置于"物权编",人的担保及金钱担保置于"债权编"。然及至今日,情势异也!现代担保在实践中被赋予了流通性及促进交易之功能,并在立法上确立了以"担保权益"为核心的一元立法模式,并以此构建了完整的担保法制度体系。当前我国正进行民法典编纂工作,处于如何选择担保法立法模式的十字路口,而民法典的编纂也为担保法立法模式的确立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机会。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检视分散式立法模式在我国适用的弊端,以期在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重新审视担保法律制度立法体系之定位,在为担保法争取立法空间的同时,实现我国担保法律制度的重构。     

民法典继承编亟待解决的问题

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前景一片大好。继承作为民法重要组成部分应纳入民法典之中,也面临着修订。要想编纂出高质量的民法典,继承编在立法过程中应当坚持习惯调研,把握好继承法和社会经济总体发展、个人财富增加以及与民法典其他各编的相互关系,对遗产、遗嘱和继承的具体制度和重要条款进行完善,更好地发挥继承法的作用。     

《民法典》:新中国民事立法的集成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法典》,是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件大事。《民法典》秉承民商合一的传统,坚持"总分"结构的法典体例,以法典的形式巩固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事立法所取得的成果。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事立法的延续,也是民事立法成果的集成。     

民法典视野下的民法总则与继承法立法问题探讨——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民法典论坛综述

2013年6月23、24日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召开的“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民法典论坛”研究了民法典视野下的民法总则与继承法立法问题。论坛分别针对“民法典视野下的民法总则立法问题探讨”,“比较法视野下的民法典立法问题探讨”,“民事主体制度的修改与完善探讨”,“民法基本原则的适用及具体制度的立法完善”,“民法典制定中的疑难问题探讨”,“《继承法》的修正与继承法的现代化”进行了详尽的探讨。论坛的举办为我国正在进行的《继承法》修正工作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同时对于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编的制定给予了宏观和微观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