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服务换取醉驾不起诉的定位与完善

公益服务换取醉驾不起诉模式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还有待检验。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框架下,它比较符合相对不起诉的规定,只是还具有对嫌疑人附加条件的内容。允许嫌疑人以公益服务换取醉驾不起诉决定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契合刑罚裁量的基本理论、切合免除处罚的实体性规定,具有相当程度的正当性。但是如何避免司法恣意、定位参与公益服务的性质和公益组织的职能,仍然值得继续探索。初步的看法是,应当细化公益服务换取醉驾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明确参与公益服务的自愿性质和规范公益组织的服务职能。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综合治理的实证研究——以浙江省司法实践为研究样本

醉驾入刑以来,酒后驾驶行为的治理效果明显。但在司法实践中,醉驾犯罪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案件数量增长迅猛,持续保持高位;犯罪情节大都轻微,司法处置宽缓;各地执行存在差异,争议问题增多;司法效能严重制约,负面效应显现等。经统计分析,醉驾犯罪治理主要存在案件证据的薄弱、司法适用的实践争议和行为规制的潜在漏洞三大症结。为解决上述问题,在现行刑事法体系下,应从诉源治理的角度出发,建立刑法统一适用规则,完善犯罪打击处遇体系,释放认罪认罚制度效能,构建犯罪源头防控系统。     

醉驾入刑一年的观察——以A市各区法院481份判决书为样本

醉驾入刑迎来一片叫好声,也在司法适用中出现一些问题。通过对A市十三个区法院481份醉驾案件判决书的分析,梳理案件基本情况,对醉驾入刑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司法对策。     

中国式检察公益诉讼现代化的现实图景与拓展道路——以浙江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实践为样本

当前,检察公益诉讼已成为我国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方式,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人民性和创新性。浙江省检察机关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探索创新工作形式和内容的基础上,推动检察公益诉讼高质量发展。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检察公益诉讼应当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轨道前进,在法治现代化的总体布局中推动检察公益诉讼立法,完善回应型社会支持体系,并为检察公益诉讼现代化注入数字化驱动力。     

论公司社会责任的司法实践——从公益诉讼角度谈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实践的完善

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社会应尽的责任。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实体法规定相对完善,而在诉讼法领域却一直缺少与实体规定相对应的救济程序,导致公司违反社会责任,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危害时没有合适的诉讼程序对其进行追究,因此,构建公益诉讼程序应是完善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实践的重要步骤。依据我国具体国情,应从立法和实务操作上分别着手,改革我国的诉讼结构,构建公益诉讼制度,以期增加公司社会责任的可诉性,把公司社会责任真正落实到司法实践中。     

加强理论创新 服务社会实践——2011司法鉴定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述评

十月，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2011年度司法鉴定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于10月13日至14日在上海隆重举行。这是由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司鉴所）主办的，引领当今中国司法鉴定发展方向的一次重要的大型会议。是一次促进司法鉴定理论和技术的交流．推动司法鉴定的学科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盛会。     

起诉必要性审查制度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以T市1533件审查起诉案件为实证样本

刑事检察工作现代化要求检察机关强化人权保障理念,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面准确充分行使起诉裁量权,依法履行起诉必要性审查职责。对1533件审查起诉案件的实证研究发现,起诉必要性审查工作质态不如预期,主要表现为：不适当限缩适用范围、审查要素不够全面、审查分析存在偏差以及审查格式不统一。影响起诉必要性审查质效的主要原因包括,法治理念没有完全摆脱“重刑主义传统”、审查指引缺失顶层设计、工作评价机制不完善、不起诉相关流程繁琐以及非刑罚处罚机制不健全。为促进起诉裁量权全面正确行使,应理清起诉必要性审查案件范围和要素,并遵循个案裁量、兼顾刑罚谦抑性和朴素正义观、国家利益优先的具体审查规则。欲完善起诉必要性审查制度亟需制定工作指引、科学设置评价、优化监督制约;同时构建不起诉配套治理机制,如创新赔偿保证金提存制度、探索扩大附条件不起诉范围、完善非刑罚处罚衔接机制。     

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以环境公益诉讼为视角

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是公益诉讼的逻辑起点。由于立法中没有对两者的内涵与外延进行区分、学术纷争莫衷一是,导致司法实践可能出现判决不一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公益诉讼的正当性。在当前的背景下,解决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不清、外延不明、关系混乱等问题,设立可操作性框架是较为有效的路径,同时可采用概括性语言界定、肯定和否定非穷尽列举的认定方法,一方面可以避免自由裁量的过度,另一方面可提升公益诉讼的水平。     

逻辑与机理：社会抗拒的刑事路径考察——以两个个案为样本的分析

通过对钱明奇事件和胡文海事件的考察，我们发现：为了利益博弈，矛盾双方以表达与打压为基本手段展开对立性互动，在强势方持续打压与表达方顽强坚执的拉锯战中，伴随敌意累积、强化和扩散并最终导致以刑事犯罪为手段释放敌意。从正常的利益抗争演进到非现实性冲突性质的刑事社会抗拒，打压为其提供了原动力，打压所输入的风险能量与合法性状态、相对剥夺感的强弱、改变被剥夺境遇的可能性和边缘化人格等因素交互影响、彼此“型塑”共同铺设了社会抗拒的刑：事路径。     

浅析理性回应刑事司法过程中的民意——以“醉驾”行为的法律适用为视角

“醉驾”行为的法律适用成为社会公众舆论的热点，司法面对日益强烈的公众期待和民意压力，司法执法人员需要秉持对法律的理解，对社会舆论要保持理性中立的价值判断。保持司法独立，是维系司法体系正当地发挥其社会治理功能前提，独立司法符合民意的目的。理性回应民意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司法的使命，可以弥补专业化理解与现实的距离，较好地实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回应公众舆论，必须保持司法理性，公众舆论与司法者要设置一道“防火墙”。完善公众的参与机制、诉讼公开机制，畅通民意的正常表达通道，让民意以合法规范的渠道传递到司法者的面前，为司法者实现司法公正提供正义的土壤。     

坚持群众路线，创新社会治理——以“善治”理论为视角

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路线贯穿于整个社会治理的始终。本文从“善治”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善治”、群众路线以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内在联系。提出应在“善治”理念下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从社会治理的前提、基础、关犍、本质、重点、棱心六个方面重构社会治理的对策。     

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基础——以“云南省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为例

[基本案情]2009年11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在环境保护联动执法过程中,发现自2009年7月开始,昆明三农农牧有限公司、昆明羊甫联合牧业有限公司,在未按环评批复要求建成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的情况下,即陆续允许养殖户进入养殖小区养猪,废水渗入地下水系统,导致距附近的七里湾大龙潭水质变坏,并可能对几大水     

人民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与思考——以江苏法院司法实践为样本

一、江苏法院开展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基本情况 江苏高院于今年初制定下发了《全省法院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实施意见》，对该项工作进行了部署；3月又专门召开了全省法院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现场会，总结推广全省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经验，明确了进一步落实该项工作的具体要求。     

行政公益诉讼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以全国法院1610份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一、问题的提出:行政公益诉讼优化完善的新方向作为中国独特的“府院互动式”社会治理模式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①与普通行政诉讼抑或行政私益诉讼相比,具有诸多特殊性。其一,主体唯一性。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唯一合法主体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和公共利益维护者。     

醉驾附条件相对不起诉之探讨——以“瑞安模式”为蓝本的分析

2017年11月,瑞安市人民检察院创设醉驾附条件不起诉的"瑞安模式",这一举措在全国尚属首例,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该模式的合法性及合理性依据亟待论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的出台为该模式提供了合法性参考,实践的检验和司法政策的精神为其提供了合理性基础。"瑞安模式"不仅高效实现了醉驾案件的分流,而且在最大程度保障了醉驾行为人的权益,有利于从根本上减少和预防醉驾案件的发生,因此醉驾附条件相对不起诉模式是一条值得借鉴和推广的醉驾案件出罪路径。     

“民主服务民生”机制的模式创新与路径选择——基于杭州市的实践分析

＂民主服务民生＂是在现有社会管理体制内,政府通过鼓励多元主体进行民主参与、民主协商、互动合作等方式,是把发展民主与改善民生相结合,以民主途径解决民生问题的工作机制。杭州市的实践模式表明：作为社会管理创新模式,＂民主服务民生＂机制不但为城市社区自治提供了新思维,而且为缓解城市化进程中的复杂问题、协调社会各阶层关系、缓解社会矛盾提供了新路径,并对维护社会稳定和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针对＂民主服务民生＂机制的内在需求,本文提出了完善这一机制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