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物权法定主义的缓和

物权法定主义是近代民法普遍采用的一项原则,物权法体系正是在物权法定主义原则下构筑的。自原则确立以来,发挥了保障物权绝对地位、维护交易安全的重要作用。但严格坚持物权法定主义,会导致物权法僵化,使之难以适应实践发展需要。要兼顾物权法定的强行性和物权法体系的开放性,就要对物权法定主义的法做从宽解释,宜采最高院司法解释,对实践中存在一些非法定物权予以承认,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     

物权法定原则的限定与缓和

在各国民法著述中，物权法定原则均被认为是物权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具有“确保物权法之特性，建立物权法体系”的功能。享有物权法“黄金原则”地位的物权法定原则在我国却由于其严格的制度刚性，有脱离社会现实，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之嫌，成为学者们争论和关涟的焦点。我国几易其稿的物权法草案，对物权法定原则的界定也似乎在力图摆脱大陆法系的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思维路径的束缚。我国《物权法》虽然明确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但关于它的争论并没有平息。     

我国物权法定原则缓和可能性之考察

在物权法文本中,存在着诸多与物权法定原则的要求相冲突的缺口和裂缝,从而为物权法定原则的缓和的可能性留下了空间。中国语境中的物权法定原则具有很强的政治原则面貌,政治决策的灵活性和多变性增加了物权法定原则缓和的可能性。而通过对物权法定原则的维护交易安全功能的解读,可以限缩其适用范围。《物权法》第117条关于用益物权的抽象规定对于缓和物权法定原则有着积极的意义。     

论物权法定主义的缓和简

物权法定主义是近代民法普遍采用的一项原则,物权法体系正是在物权法定主义原则下构筑的。自原则确立以来,发挥了保障物权绝对地位、维护交易安全的重要作用。但严格坚持物权法定主义,会导致物权法僵化,使之难以适应实践发展需要。要兼顾物权法定的强行性和物权法体系的开放性,就要对物权法定主义的“法”做从宽解释,宜采最高院司法解释,对实践中存在一些非法定物权予以承认,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     

浅议《物权法草案》中的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的最基本原则,在整个物权法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传统的物权法定抑制了新的物权类型出现,使物权法失去了本身的灵活性。用弱化物权法定的方法克服物权法定的局限性是物权法发展的趋向。正确认识和理解我国《物权法草案》中的物权法定原则,对完善我国物权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从物权法定主义看法的价值

具体的法律制度总会体现法律对其价值目标的追求,物权法定主义也不例外。作为物权法基本原则的物权法定主义,通过对物权种类和内容的明确规定维护了财产活动的安全,使经济活动可以舒畅有序地进行;同时提供了合理预测行为后果的机会,增强了人们选择行为的自主性,并减少了交易过程中产生摩擦、冲突的可能性,促成交易迅速有效的开展,从而实现了人们对法的秩序、自由、效率等价值的追求。     

物权法定原则否认论略

物权法定原则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在我国,人们赋予其上的诸多功能或者说其理论基础,并不具有或已经丧失。多元化的物权公示原则构成了对物权法定原则的致命的突破点。通过对物权法定原则的诸多功能的剥离、返还、替代和转换,可以取消之,代之以一个以物权公示原则为中心的物权法体系。     

论物权法定原则的解释及其根据

物权法定 ,是罗马法以来大陆法系各国物权法采用的基本原则。物权法定原则仅指法律对物权创设 (种类和内容 )之当事人意志自由的剥夺 ,但并不及于物权的设立变动方式、效力及其公示方法和行使物权的方法等。反对封建身份等级、醇化财产权利 ,维护一国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便于物权公示以维护交易安全 ,是物权法定原则的立法根据。     

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中最具特色的基本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物权法定主义获得了保障交易的便捷、安全等优点。但新型物权不断在实践中形成,物权法明确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必然会抑制新型权利的发展。如何在物权法定模式下实现当事人的私法自治,对新出现的物权种类在法律上及时承认,从而适应社会的发展,是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拟从物权法定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出发来探讨我国《物权法》中的物权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与立法保留

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对现代法治主义和民主宪政的出现,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当今世界倡导法治的国家纷纷在宪法中时其加以规定.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我国税收立法权的行使远离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本文在分析其原因的同时,试图探索一条通向税收法定主义之路.     

对形式主义罪刑法定原则渊源的再反思

产生于贝卡利亚,成型于费尔巴哈的罪刑法定原则,是近代欧洲国家加强王权和民族统一的政治需要的产物。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显示它本质上是为了限制法官权力的纯粹形式主义的法律技术规则。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与保障公民自由并无必然联系。罪刑法定原则后来由形式主义走向实质主义,说明只有刑法的实体内容合理才能真正保障公民自由。     

论程序设置的法制原则

程序是指事物运动的某种次序或过程或环节,社会程序是人们按照一定的社会运动规律经过无数次的实践,摸索、总结形成的主观行动守则。这些行动守则虽然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但它必须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程序设置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法制原则,即一切程序的设置都要符合和遵守国家的根本大法和有关法律,这些程序包括立法程序、执法程序和守法程序等。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结构与罪刑法定原则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结构问题具有特殊性,加之刑事立法的缺失,造成对其处罚的根据不明确,这与刑法的罪刑法定基本原则相悖,引起了过多的争议,文章对不真正不作为犯存在的逻辑结构和规范结构进行了剖析,从而说明对其处罚并不违反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警察圈套"之合法性分析

“警察圈套”是美国刑法合法辩护中的一项内容。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利用“警察圈套”来侦破案件的情况。从刑罚的目的———预防犯罪与犯罪产生的原因及刑法公正性的角度看 ,“警察圈套”背离了现代司法、侦查活动的公正价值 ,有损于政府的威信。因此 ,“警察圈套”的合法性值得质疑     

物权行为理论取舍再探讨

物权行为无因性的优势在于,能够避免有因性模式下交易双方相互返还时因不能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而导致的不公平。善意取得可以替代无因性保护交易安全的功能,并可以避免无因性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由于物权行为的难以把握性、不确定性并考虑到国外法学的发展趋势,不应当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区分原则不同于分离原则。在构建无权处分、善意取得、不当得利等具体民法制度时,一定要注意是否采纳物权行为的差异。     

税收法定主义与私有财产权保护

对私有财产权保护 ,现有的论著主要从宪法角度阐述 ,忽略了以税收法定来保障私有财产权 ,本文从税收立法的现状与税收法定的差距及这一差距给私有财产的侵害 ,导出我国应尽快从法律和实务中确立税收法定主义 ,以更加有效地保障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权。     

论国际人权法中的罪刑法定及对中国刑事制度的指导

国际人权法上对罪刑法定作出规定,使罪刑法定的地位更显重要。以国际人权法上的罪刑法定为标尺,审视我国刑事制度,可以发现,在国际犯罪国内化、司法解释、空白罪状设置等许多方面,我国刑法还不完全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因此,有必要遵照国际人权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制度中的相关内容。     

财产权的基本原理以及对财产权的宪法限制

中世纪的财产权伴随着直接的政治权利（力），但近代财产权只是一种纯粹的对物的支配权和间接的政治权力。不受限制的财产权缺乏财产源泉的合法性证明、支持社会领域的剥削、破坏整体的公共秩序和损坏健全的个体人格。但财产权对保持个体相对于政治权威的独立性至关重要，而且有助于刺激个体奋发有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对宪政秩序和整个社会的健康运行不可或缺。现代宪法在制度上保障私有财产权，但在具体的情形中允许对私有财产权进行限制。     

论法制原则在中国监狱管理中的确立

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监狱的法律属性决定了监狱管理必须坚持法制原则。依法管理是监狱管理法制原则的具体体现,依法治监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狱人民警察是执行刑罚的主体,也是监狱管理的主体,监狱管理的法制原则能否得到贯彻关键在于监狱人民警察的执法水平。     

对公安行政执法取证方式合法性的调查与思考

公安行政执法中取证方式是否合法 ,事关公安机关依法行政能否落于实处。基于当前公安行政执法中取证方式不尽规范之现状 ,又恰逢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 ,所以必须对公安行政执法中不合法的取证方式 ,几种特殊的且有争议的取证方式 ,通过采取严格取证规则、设置若干取证规则的例外、修复补救瑕疵证据等措施加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