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点式、区域化到整体性的政府创新何以可能?——基于整体性扩散结构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已从少数地方的单点式创新逐步扩展为基于经济发展差异的区域创新,但整体性扩散结构没有生成。整体性扩散的缺失严重制约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深化,且使已有的创新面临维持困境。在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差异和不同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发现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区域经济差异、地方自主性和央地关系。为此,建构基于地方发展需求、央地关系与创新类型的三维空间选择模型,考察在创新扩散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各自不同的行为选择。突破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化扩散困境形成整体性创新,需要重塑政府创新的整体战略,超越传统的央地分权模式,破除制约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性因素。     

调整事权划分:央地关系思辨及其改善路径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我国历朝历代重视的重大问题,也是当前建构一整套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体系必须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厘清并调整央地政府间的事权关系,成为分析、改革和完善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重要角度和途径。事权及其划分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从我国的政治实践来看,除了部分相对清晰的、可由中央或地方单独行使的事权之外,更多的事权体现在权力运行流程之中。也就是说,事权关系主要取决于中央和地方在特定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分工协作。因此,分析和确认不同类型的权力运行方式,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分级管理"和"过程分工"的事权关系架构,对阐释当前央地事权划分存在的问题以及央地权力内在结构和运行流程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此,可以按照事权的不同分类来调整事权划分,作为改革和完善央地关系的重要突破口。     

海外学者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争论

在国内学界关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也投入到该领域的研究。海外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对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起点及其动因的讨论;对分权时期央地财政关系性质的模式化研究;分税制前围绕国家能力的辩论以及分税制之后的争论。文章主要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有关央地财政关系研究的海外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介绍并评价这些文献中的主要议题与争论,以期能够对国内的央地财政关系研究有所助益。     

民初央地权力聚散的历史演变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困境

在近代中国从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时期,民初对抗性的央地关系是制约国家转型中的突出问题。民初的央地关系先后历经辛亥革命时期中央权力对地方的失控,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地方权力对中央的架空,袁世凯统治时期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此消彼长三个发展阶段。民初央地权力关系的历史演变既受国家转型的深刻影响,也严重制约着国家的现代转型。近代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具有高度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中央集权政府,打破地方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有效地对整个社会进行整合,引领国家实现现代转型的历史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关于英雄的研究述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表达其对英雄的崇敬之情,鼓励全社会应当"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砥砺奋斗,这些论述既彰显了时代特色又反映了时代所需。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关于英雄及其相关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概括起来主要包括英雄的内涵、价值意蕴、学习路径等方面,但目前这一研究仍然存在着范式单一、创新性不足等问题。为此,学界亟需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展开述评,进而变革研究范式、转换研究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为进一步深入推动英雄及其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央环保督察:压力型环境治理模式的自我调适—一项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案例研究

本文旨在利用内容分析法全面展示中央环保督察这一中国环境治理场域下的最新治理实践。中央环保督察的启动是中央政府对压力型环境治理实践中失衡的央地关系、府际关系和政社关系的主动调适,并试图消解因上述关系失衡可能引致的合法性风险。环保督察的实施一方面实现了环保压力的再传导,并通过引导地方政府的注意力来塑造其对环境治理的长期偏好,另一方面也通过建立督查信息链改善了央地间的信息不对称。但由于环保督察内生于压力型体制,因而其领导、组织和运行的微观机制还无法摆脱对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这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环境治理实践的特点:复杂繁重的环境治理任务呼唤进一步完善以法治化为核心的常规治理,但替代性治理机制的匮乏使中央在短期内仍需借助高规格的环保督察来倒逼地方政府完善常规治理。     

我国环境治理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基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

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与频发的环境灾难,环境治理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监管与执行、整体与局部、集权与分权等方面存在分歧。要破解这些困境,可以从推进央地关系法治化、政绩考核体系科学化、环境治理机制长效化等方面着手。     

政策试点:理解当代国家治理结构约束的新视角

作为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治理机制,政策试点被频繁地、广泛地运用于各项改革和重大政策当中,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政策试点具有稳定的制度基础,它从根本上反映了帝制时期一直延续到当代的国家治理结构化约束,即央地之间"统权"和"治权"所衍生出的结构化矛盾。因而,政策试点是回应央地结构矛盾的一种理性制度设计。基于央地结构化矛盾的分析视角发现,中国政治制度是政策试点的基本底色,为政策试点运行搭建了必不可少的制度平台;中央发起政策试点更多地是出于控制地方的政治考量,而非出于纯技术理性的考虑;晋升激励、财政依赖以及合法化压力是地方参与政策试点的主要原因。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政策试点将上承"顶层设计"、下启地方创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高质量发展与地方政府行为激励变革——一个“剩余权管制”视角

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引起了学界对地方政府过往积极干事创业行为的关注,但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地方创业热情减弱。在中国独特的制度激励下,地方政府行为呈现阶段性的积极与消极“反复横跳”现象。这既需要解释曾经的高速增长与积极行为,也需要解释近年的增速放缓与消极避责,并再次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规范行为。关于地方行为激励的研究多为共时性的,虽有助于把握关键机制与逻辑,但应考虑其历史延续性。本文以剩余权管制的演进逻辑为线索,通过梳理不同阶段中央对地方剩余权管制过程,揭示地方政府行为激励变革与高质量发展之间暗含的时序性。构建了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激励机制,即问责调适下的剩余权放松管制。提出新时代对地方行为实施有效激励需协调“放松管制”和“紧缩管制”的关系,实现“剩余权管制制度化”与“自主性”再平衡,以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剩余权管制视角虽不足以涵盖新中国成立以来地方政府行为的所有复杂情况,但有助于串联和解答改革进程中中央剩余权激励与地方行为转变之间的逻辑一致性。本文提供了一个全面反映地方政府行为激励变革适应高质量发展需求的分析框架,为理解央地互动改革方向提供观点启示与探索证据。     

财政激励变迁与地方政府行为调适:中国经济奇迹的财政逻辑北大核心CSSCI

从央地关系角度理解中国经济奇迹,需要与财政激励变迁的主线相衔接,在制度和激励机制的演进上探寻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财政包干制时期,放权让利与财政收支自主权成为地方政府“经营企业”的直接动力;分税制改革后,在所得税、营业税和增值税分成收入的激励下,“经营开发区”成为地方政府行为的主要特征;所得税分享改革之后,对营业税和土地财政的倚重成为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主要动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债务扩张成为推动城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动力,进一步激励地方政府行为向“经营债务”的嬗变。展望未来,应依据新发展理念确定改革路径,加快推进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断释放央地关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骨架的制度效能。     

社会主义与全球化、反全球化

社会主义进程与全球化进程同步,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可贵的机遇和条件,社会主义只有在全球化进程中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反全球化与社会主义也有某些相容之处,它客观上为社会主义复兴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力量和外在环境。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一矛盾统一体,社会主义要把握二者的有利、有益因素为己所用。     

论儒道思想及其异同

儒家和道家哲学的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家从“性即心而显诸情”的角度理解人或人性,以“仁性”的实现为前提达成整体性的人格智慧,通过“生命实现之证成”的道德进路,实现和证立其超道德的形上本体。道家亦从人本学和文化批判的角度论“道”。就人文说,道乃即“有名”而见其“无名”之本真;就主体说,人乃在其作分别之状态中“观”道的无分别之“妙”。道家的道论,强调的是在人的修为澄汰之体证中道的全体绽出和澄明。儒道两家的不同点表现在其为学进路的差异上,而其形上境界本无不同。历史上的儒道同源说是有根据的。     

文化传承创新视域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实现文化的传承创新,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高等教育的基本职能、大学生思想现状等来看,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需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加强文化传承创新：一是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内涵和底蕴,不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二是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创新,以文化教育为载体,做到政治性与文化性兼具;三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培养大学生文化自觉和自信,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自我教育双赢。     

消灭与扬弃: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和无神论的态度

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者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宗教的功能表现在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两个方面。在马克思看来,对宗教和无神论都应当抱一种扬弃、而不是消灭的态度。恩格斯在马克思之后又继续阐发了这一思想。     

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及其模式选择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20世纪的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科学理论到革命实践、从一国胜利到多国胜利的辉煌。苏联的解体、东欧的演变,标志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实事求是地说,在全球化背景下,苏联模式不仅没有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而且窒息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局部失败。中国主动加入全球化进程,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把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世界全球化趋向相吻合。选择中国社会主义模式不仅要以全球化为背景,从中国国情出发,而且模式的定型是一个摸索和长期的过程。     

榕台两岸的交往与合作

回顾从远古以来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期榕台两岸交往合作的历史 ,阐述新时期榕台交往在贸易、投资、交通、科教、文艺、新闻、宗教、体育卫生等方面的现状及其政治背景 ,并提出促进榕台合作交流的总体性的思考。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点及发展探析

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也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能超越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应当在社会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条件下 ,以保持社会稳定与社会政治发展协调一致的情况下 ,逐渐加以推进。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本内涵及特点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谓民主 ,从其本源上讲 ,指的是“人民的权利”,“人民的政权”或“多数人的统治、治理。”这就是说 ,民主的涵义与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这一概念出自一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的政治学说。一千年后 ,马克思在运用这一概…     

科学发展观与工作中的“四性”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的基本要求和根本途径。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依靠科技发展经济—深圳学习考察心得

11月4日,本次市党校县级理论班安排我们在深圳考察学习半月,通过8个专题的讲座和考察学习,我们深深感到深圳市的各项工作都充分体现了“大社会、小政府”的现代政府理念。深圳有今天的成绩和效率,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改革开放早、工     

榕台高新技术产业合作与福州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提出以来，福州市充分发挥对台区位优势、人缘优势、政策优势，在榕台高新技术产业合作，取得明显成效，有力推动了福州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榕台高新技术产业合作仍然存在着技术含量较低，产业关联效应不明显，科技人才支撑不足等问题，并需要采取措施加以克服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