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合理论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融合"概念逐渐取代"平等"概念成为社会政策实践和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社会融合理论可以划分为一个基础和三个层次.一个基础,即社会融合的基础理论,包括脆弱群体理论、社会分化理论、社会距离理论和社会排斥理论.三个层次,即社会融合理论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一是社会融合的宏大叙事,这部分起源于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理论和马克思的社会共产思想,后被帕森斯、洛克伍德、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等演化为社会整合理论;二是社会融合的族群模式,这是社会融合概念较早使用的研究领域,主要用来研究外来群体与流入地当地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克雷夫科尔的熔炉论、帕克的族群关系循环论和戈登的同化过程理论以及多元化模式;三是社会融合的心理建构,主要从微观个体的心理层面研究社会融入和社会接纳,包括社会认同理论、自我认同理论和社会接纳理论.     

社会冲突理论对我国社会建设实践的启示

社会冲突理论在承认社会冲突普遍性的同时,将社会秩序与社会和谐作为研究的落脚点,并建设性地认为社会冲突具有整合、创新、平衡等正向功能,强调以理性沟通、积极疏导的方式去寻求解决之策,最终推动社会变迁与进步。其所阐释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对我国社会建设的推进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正视社会冲突的客观实在性;认真分析社会冲突的原因及其可能危害;着力建构完善、富有弹性的社会结构;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安全阀制度;推进社会冲突调节的制度化建设。     

社会资本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公民社会

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普遍信任度缺失、弱关系网络资源严重不足、自组织不充足和不规范等特征。建构公民身份意识、培育社会信任、发展民间组织、促进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对提升社会资本的存量和质量,实现增量发展,促进由政治统治型向社会治理型的过渡,培育当代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法治社会的基础——以西方市民社会为借鉴的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种从国家、政府到社会的立体图示揭示了法治的生态性。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法治中市民社会的研究,提出市民社会是西方法治的重要社会基础,其中的有益社会实践可以为中国法治社会的形成提供一种研究的视角,一种可尝试的实践。     

社会管理创新的贵州探索

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近年来,我省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一些经验模式在全国推广。     

发展与创新:江西省社会组织的调查与思考

江西省社会组织发展的总体水平较低,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下位置,在数量、领域、种类、功能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这就要求党和政府创新发展理念,加大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降低门槛、简化程序,搭建孵化平台,大力开展社会组织进社区活动,并建立社会组织评估指标体系,推进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增益循环合作关系,全面促进社会组织健康、规范、有序发展.     

社会浮躁的百年历史回溯及深层原因初探

社会浮躁是一种社会虚热症,即高于社会常态"体温"的亢奋状态,它通常是个人或群体对于所处社会环境的一种自愿的或非自愿的反应。其社会病因是由于各种社会要素,包括社会体制、经济状况、历史文化、社会心态等对个人或群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显然它是一种社会性因素造成的社会疾病,而这种社会疾病或社会病态可能妨碍社会机能的正常运作。"社会浮躁"不同于"浮躁社会","社会浮躁"指的是相当范围内社会群体成员所表现的某种亢奋状态和非理性的心态和行为。中国社会的最近百年历史折射出社会浮躁之风的兴衰沉降。从"五四"时期到"民国时期""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直至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的某些案例可以帮助人们认识社会浮躁的形成原由及其表现形式。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可以概括地说社会浮躁的起因是利益驱动,社会浮躁的根基是人的本能,社会浮躁的推手是不良体制,社会浮躁的结果是社会失序。社会浮躁的产生和蔓延往往会导致阶段性的经济或社会危机。     

论公民社会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功能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与社会风险加大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的不同步使社会管理领域面临诸多的问题与挑战,如何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如何引导并发挥公民社会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积极作用,成为中国政府面临并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命题.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体现,公民社会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重构,对政府治理结构的调整,对公民个人价值与社会地位的确认,对社会自治能力的提升,均有着积极的意义.作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公民社会在促进社会公正、增进社会信任、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自治、促进社会参与、提供社会服务等方面具有其重要功能.     

社会建设、社会转型与社会管理的逻辑关系刍议

在社会管理研究过程中,厘清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社会管理体系与社会管理格局的概念,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治理创新与社会凝聚力培育的同向互动

社会治理创新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社会凝聚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两者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都以促进社会公平、改善社会民生、增加社会活力为目的,有着同向互动的逻辑关系。所以,应当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时代语境出发,以社会治理创新促进社会凝聚力培育,以社会凝聚力培育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以更好地实现体制改革、社会和谐的发展目标。     

协作创稳:破解社会管理难题的新途径

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逐渐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破解社会管理难题已成为当前各级地方政府的迫切愿望。社会稳定不等于没有社会矛盾,而是要正视与化解矛盾,创建民主、公平、协调发展的社会氛围。新形势下,政府社会管理应当"协作创稳",着力于主动创稳、内化疏导、责任服务、精细规划和动态平衡,力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快速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社会建设:阙如与突破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型。在快速社会转型进程中,我国社会建设领域出现了滞后的现象:相对于快速增长的物质财富,社会领域进展缓慢;相对于不断分化的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协调不足;相对于日趋壮大的社会力量,社会动力运用不足;相对于持续扩大的社会空间,社会管理支撑不足。推进我国社会建设改革必须从优化社会结构、激发社会活力、强化社会整合和完善社会治理等四方面寻求突破口。     

新一轮改革战略中的社会体制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鲜明提出要围绕实现共同富裕与社会治理、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全面深化社会体制改革需要从社会秩序、社会质量、社会流动和社会活力四个方面系统推进,其目标是建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开放”的社会。当前的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是推动以实现共同富裕和形成橄榄型格局为目标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以社会政策制度统一和事权支出责任相适应为核心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与合作共治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以实现公民自由流动与福利资格统一为根本的户籍制度改革。     

加强社会组织建设 促进社会组织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组织经历了曲折探索、成长壮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社会组织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也存在对社会组织的认识不到位、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不健全、体制不完善、配套服务政策滞后等问题。创新社会组织管理应提高认识,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社会组织的监管体系;对社会组织进行分类指导和服务。     

论主体社会视域中的和谐社会建设

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系统存在,就其内部构成来看,它是主体和客体的有机统一,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基本要素有机综合的系统整体.这一系统整体同样具有层次性,如果把作为"母系统"存在的社会称为总体社会的话,那么体现社会主体(人)及其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社会"子系统",就可以称为主体社会.在主体社会的视域中,和谐社会建设的核心是人,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一个内容宽泛的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就目前中国的实际来看,保障人的基本权益,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改善和保障民生,是落实以人为本的切入点.因此,在主体社会的语境中,推进和谐社会建设,重点是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任务是推进社会事业、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管理机制建设.     

论影响社会思潮发生发展的主要因素

任何社会思潮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状况是影响思潮发生发展的主要因素。经济因素包括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生产关系的变动情况、日常物质生活状况等;政治因素包括政治性群体、政党的变迁过程及实践活动,一定的政治形势和政治运动的形成,一定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抑制或促进作用等;思想文化因素包括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现实思想文化的制约等。这些因素综合影响着社会思潮的发生、发展。     

论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的“四大领域”

<正>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是党中央、国务院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为适应当前社会矛盾凸显期的新形势、新任务,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重要组成部门和政法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不仅责无旁贷、使命重大,而且空间广阔、大有可为。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完     

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与社会参与、社会建设与社会改革这三大关系,切实转变观念、创新思路、健全机制,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强大的主体支撑和可靠的体制保证。     

目标、渠道、能力与环境 --一个社会组织协同应急管理的分析框架

突发事件对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构成重要考验,亟须社会组织发挥协同治理作用。研究团队就社会组织协同应急管理提出了一个包含协同目标、渠道、能力、环境的四要素分析框架,据此发现:我国广大社会组织与政府在应急管理的总体目标高度一致,均以公益为导向;尽管社会协同治理理念已经提出十多年,但社会协同的法治保障尚不健全,协同渠道有待拓宽,协同效能尚未充分释放;从发展规模、类型结构、专业业务与资源保障方面看,社会组织的能力提升仍有较大空间;从社会组织协同应急管理的社会环境来看,协同理念与协同法制的普及均有待加强。由此,从渠道、能力、环境三个方面提出社会组织协同应急管理的政策建议。     

社会质量理论与社会政策转型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公共政策的重心实现了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的历史性跨越,正逐步迈向社会政策时代.我国社会政策尽管获得了空前发展,但由于结构限制和路径依赖,依然面临政府责任缺失、城乡二元分治、碎片化等现实困境.社会质量理论以“和谐社会”为理论视角和价值取向,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整合、社会融入、社会发增能四个方面出发,构建了衡量社会质量的可操作的综合性指标,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政策的转型提供了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