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书赔本?——来自湖北京山县的乡村调查

高校学费十年涨了100倍,为什么?种十亩地养不活一个大学生,为什么?乡村出的大学生越多,经济反而越落后,为什么?到乡村义教的志愿者遇到了尴尬——他们想缩小城乡间的反差，却无形中彰显了这一反差，善心难以结成善果——这又是为什么?从记者们所做的三个调查,不难看出,城乡之间的教育状况正出现一道愈来愈深的鸿沟,这一边是人才的麇集和焦虑,那一边是乡土的枯窘和困顿。对此,我们要追问:究竟为什么?也许,要解答这么多、这么严重的为什么,我们就要追究到问题的本原:教育本身为的是什么?乡村教育要承担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本刊重发了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写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一篇旧的演讲,希望带给读者们一个新的视野:乡村教育要走出困顿,不能仅仅靠税负的减轻、财政的转移支付,光靠城里人的善心。乡村教育的改善，须依靠教育内容的转向(与乡村实际结合),须依靠教学方式的革命(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国民);还须有大量有深心大愿的同志,共同对乡村教育实施改造。这一问题并不新鲜，却沉积太久未得揭示，并被许多似是而非的改革方案所掩埋。现在,提出问题,就不能安然于现状,满足于枝枝节节的改良。我们应当尽快重新设计一个有活力的、以乡村建设为本的乡教评价体系，让更多志愿者找到努力方向，让教育来反哺我们敬爱的农民父母与伟大乡村，让人与大地不再为教育“赔本”!     

教育公平不是梦

孔子说:“有教无类”。孟子说:“君子有三乐”。其中第三乐,即最高的快乐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所谓善政不如善教,教育的至高理想,当属“以斯道觉斯民”;而教育的最低要求,仍是这四个字:“有教无类”。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教育开始筑壕挖沟: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富人与穷人……什么时候开始,教育的品质要看特权的脸色,要为金钱的魔棒所指挥……什么时候开始,当代的孔子收弟子时只挑肥马轻裘的子贡,却赶开居陋巷的寒酸颜渊……不!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应重返教育的大根本。我们应深刻体认:没有教育的公平,就无法实现和谐的社会。我们应深刻体认:只有教育的公平,才能导向和谐的社会。天快亮了,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富人与穷人,子贡与颜渊,请你们坐到一起朗诵: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唤醒民众,还是唤醒帝国主义?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写这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毛泽东刚刚32岁。     

历史的暗角

去年的《文史精华年选》编了篇《“草原英雄小姐妹”背后的故事》，书出版后，有不少朋友打来电话或是发来邮件说：“这故事骗了我们几十年，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啊!”说过之后，不胜感叹。那是一个非常的年代，真正救了“小姐妹”的人因为是“右派分子”而在宣传时被换成了别人；更不可思议的是，媒体在大肆塑造“救人英雄”的同时，却要另一个真正的“救人者”承受人生的磨难。     

来信

观念固然要调整，但是更应反思农村发展过程中，激励和保障机制的薄弱乃至缺失。农村届民增收障碍尚不少，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水平仍待提高，面对这样的现实，进城工作的子女成为乡村父母唯一可以利用和依靠的经济渠道，自然“压力山大”。从某种程度上讲，“城一代”承受了城乡发展失衡的成本。城市“反哺”农村，渠道依旧单一，尤其足输入乡村的生产要素、资本要素不足，农民可以利用的增收途径狭窄。于是，“反哺”变成了“自哺”，父母“老啃”子女。要突破这种困境，只有从继续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上下功夫，让更多现代化的制度、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带动农村进步、农民增收。——《人民日报》2月14日发文评论“老精族”（见《南风窗》第3期《重压下的城市“考嘴族”》）     

救虎需要科学态度

将华南虎运到非洲“野化”训练,这一原本备受中外专家质疑的做法,在国内却一片叫好之声。公众和媒体的“片面热情”,对保护野生动物未必是一件好事。     

一个新农协的诞生

中国,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仍是乡土中国,仍是乡村中国。 因为,乡村这样广大;因为,乡居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乡土的情感仍然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 我们希望中国充满着好消息——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和谐的新乡村。 什么是和谐的新乡村,怎样才算? 二战后期,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提出“四大自由”的口号,即“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斯时,有位中国人做了个补充,他说;我们不能只拥有四大自由,还有第五自由,比较其他四项都伟大,没有它,他们就没有四大自由。 他说的是“免于愚昧的自由”。 这位中国人即是著名教育家晏阳初先生(1890～1990),他曾被美洲学术届共推为“对人类发展做出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 2003年夏天,编者拜访了多位对农村问题有深切关注的朋友,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及了晏阳初先生。而他们不仅缅怀着前辈的伟人,同时,他们在身体力行,深入民间,用晏阳初先生的话说,是“以表证来教学,从实干来学习”。同时,行事的原则是“不是救济,而是发扬”。即激发农民朋友们的主人翁意识。 培养他们自发自动的精神——晏阳初先生的身后并不寂寞。 这些深入民间的朋友,也是我们本期独家策划里的作者,或是故事里的主人公——于建嵘先生、高战先生、赵树凯先生、唐昊先生、朱雨展先生、黄卧云先生,他们都发现:中国的农民弟兄们,一直在致力于“免于愚昧的自由”,而且,许多中国农民们的精神状态,其实并不会比诸多城市里“有知识的人”、“养尊处优者”,更缺少自由与尊严。当他们深入乡村,他们也被爱,被责任所激励与推动着。 我们应当帮助乡村!并在这样的过程中,与之融合,自助,共进。 因为,中国,从更大意义上来说,就是乡土中国。 因为,乡村的和谐,就是中国的和谐,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和谐。     

“预后”问题

家乡在江汉平原。人们说起家乡,多用山灵水秀、人寿年丰之类的好词。然而平原没有山,自然谈不上山灵;水秀,曾经有过的,现在也不见了;年丰倒是实话,但“人寿”却未必。在我们家乡,60而殁的,很不少见。 故事总是这样开始的:“儿子把老父送到医院,一检查,医院不肯收。医生说,拉回去,做点好吃好喝的,想吃点什么就给他做点什     

风趣的聊天内容

男孩、女孩说：“将来我中学毕业了，离开家去读大学，那时就好玩了，我会很快乐，生活会很美好。”大学生说：“将来我毕业了。得了学位，找到了工作，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我会很快乐，那才是真正的生活。”年轻夫妇说：“将来我们搬到新房子，得到升职，加入乡村俱乐部，我们会很快乐，生活会很美好。”     

遭遇“激情”——克林顿在北大

6月29日,克林顿到北大向中国年轻的“精英”们发表演讲。他本来满怀希望,认为其推销的美国观念会在这所思想活跃的学校引起强烈共鸣,谁料却遇到一群让他感到“陌生”的年轻人。北大学生的尖锐提问让克林顿频频处于守势,在听取一些提问时,克林顿双手托腮、表情凝重,临近结束时更要拿起毛巾擦前额。事后,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说,可以看到,在中国这一代人身上有种正在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反映出一种真实的趋势,未来我们必须加以处理。     

牟其中:“神人”时代的结束

“神人”往往很怪、很狂、很疯。他们说:天才和先知也是如此。“神人”往往很高尚,没有常人的小毛病——贪小便宜、追求奢华等。因为他们有更远大的理想。“神人”总是充满激情和斗志,也总是在留下一片瓦砾之后说:中国啊,你什么时候能进步?似乎中国的不进步影响了他们的进步。但纵观“神人”历史,我们的未来与其寄托在他们的“神话”之上,倒不如寄托在亿万普通人的汗水之中来得踏实。     

亚太经合组织发展历程中的若干问题和我国战略与政策思考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自成立至今仅仅七个年头,但其发展速度之快,世界影响之大,却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料。亚太许多国家把它看作是本区域“最有希望”、“最有活力”的经合组织。但对于这一组织的发展历程所存在的问题了解的甚少,本文试图就     

皮诺切特的遗产

皮氏亲手毁坏了宪政与民主,最终却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宪政与民主,这也是皮氏的高明和睿智之处,从而让他避免了类似萨达姆、米洛舍维奇或齐奥塞斯库等独裁者的命运,同时也给现在或今后独裁者和平过渡到民主,避免新的流血,促进国家和解与进步提供了一笔真正的“皮氏遗产”。     

新历史主义研究对象之新

每一种文学批评方法都要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文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不同的回答决定着不同的理论品格。真正认识一种新的文论，只有将其研究对象弄清楚，我们才能进一步考察与之相关的各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新历史主义围绕着“历史是什么？”、“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如何？”，作出了与旧历史主义和20世纪其他文论不同的回答。     

人,是最重要的

《今日先锋》,是三联书店在北京创办的文化丛刊。“先锋,源于对精神侏儒的恐惧。”在南方,我们也在思考:中国的先锋在哪里?什么是我们时代的先锋精神? 我们想选取的角度是:请一些在市场经济各行各业最前沿垦荒和耕耘的“领军人物”,指点江山,披露心迹。他们的语言率直坦白,你未必有共识,但一定有共鸣! 只有传播进步的观念,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先锋人语》,愿作一次传播尝试。     

荆襄磷矿:40亿沉陷?

这个大工程,开工了。但开工之日,已成泥足巨人。这个大工程,停工了。但谁也不知它何时复产,从近万名工人到它的“董事长”,都身陷于一个奇怪的泥潭,彼此张望而难以援手。谁能还原它?谁敢“贱卖”它?谁能拯救它而不被它一起拖入泥潭?如果它还有复活的希望,谁来描述这一蓝图并为之担保?如果它已注定失败,谁为这一失败负责?谁来做最后的收场?十年了,积累了问题而没有答案:十年了,40亿的财富却堆成政府的难卸包袱和工人的穷愁积怨。当年,谁拍的脑袋?当年,谁拍了胸脯?今天,谁拍拍屁股,悄悄离开?这是一枚计划经济的苦果,我们在市场经济时代,却不得不咀嚼其苦涩而荒谬的余味,不得不为它,做着艰苦万分的善后,以及难以启齿的清算。我们祈祷、我们祝愿:不要有这样前苦涩,不要有这样的难堪。我们把希望寄于:中国要有真正具备公共品格的财政,中国要有真正具备民主功能的财政。只有这样,我们的工程,才能真正地“化肥”,而不是绝望地“化灰”,或变为沉沦的水漂。     

农村“留守儿童”之现状、走向与对策探讨--以湘北H村“留守儿童”群体为实证分析对象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我国学术界早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已开始关注并进行研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农村“留守儿童”的道德品质问题、人身安全问题、监护人类型问题等方面，并由此提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对策与建议。但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成因是复杂的，尤其是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国家力量在乡村秩序中的逐步退出，而新的《义务教育法》又存在某些缺陷，使得新时期“留守儿童”的走向更加难以把握。本文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角度，通过对湘北H村的人类学实证研究，对农村“留守儿童”之现状与走向进行考察，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竞争“宣言”

二千年前,秦始皇的车队浩浩荡荡在大路经过,刘邦项羽看到了,刘邦说:“大丈夫不当如是耶!”项羽却说:“彼可取而代之!”如果换成摩登说法便是:你强,我要比你更强!这就是二千年前的竞争宣言。竞争,是人类的天性。远古的祖先置身莽莽苍苍的森林,与狮子老虎为伴,“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规律象丝线系住的利剑悬在头顶,假如我们的远祖不善竞争,那么现在“珍贵动物保护协会”的保护对象很可能就是人类,主持“日常工作”的或许是狮子老虎,或许是大熊猫。作为人类个体来说,每个人都是竞争的产物。科学告诉我们,卵子总是与众多精子之     

一吞半吐

大学时代对教科书的厌烦,起因于钱钟书。自从见识了钱先生的小说《围城》之后,我们这样问老师:“你可以赞,你可以骂,但一本只字不提《围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到底值多少钱?”“当然啰,我们正在提倡……”思想解放,这需要……时间……”好象我们过早地进入未来,但钱先生恰恰属于历史和现实。无论是小说还是学术论著,钱先生最令我们叹服的,除了博学,还有精妙隽永的语言。举例说,人们总是认为学术语言和呆板乏味是划等号的,但钱钟书却在一篇论著里“信手涂鸦”,将汉语成语“半吞半吐”篡改成“一吞半吐”。一字之差,钱先生便将吞     

他们为何争捧教师饭碗

“神圣忧思录”,取名自一篇令教育界人士心灵震撼的报告文学。就目今中国教坛的倾斜,本刊曾提出:“大厦,呼唤着魔柱!”(见1988年9月号)于是就有了“魔柱上的问号”(见1988年11月号)。于是也有了本期这个新栏目。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教育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而教师又是这个基础的基础。说是要提高教师的地位,而又不实实在在地改善教师的待遇,却使用各种行政手段留住教师,又能留住他们的心吗?那么,《他们为何争捧教师饭碗》?《魔柱上的花环》是否能给我们一点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