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危不助应否犯罪化的探讨

见危不助是指一般主体在他人处于现实危险之中时,有能力救助,且实施救助行为时对自己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并无损害,却拒绝提供救助的行为.见危不助是由于个人、社会、群体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国外以及我国古代都有关于见危不助的立法,有人提议我国也应当将见危不助犯罪化来提高公民的道德意识.但我国目前还不适合把见危不助犯罪化,应当采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心理机制制约下的见危不助犯罪化探析

针对社会上频频发生的见危不助事件和见危不助行为犯罪化立场的泛化,考察一项刑事立法的相关制约因素,是刑事理性选择的必然.作为法益与法制有机组成部分的犯罪化刑事政策,只有基于对人的基本认识与判断,分析人们的心理认知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见危不助场合的心理反应机制,探析影响人们选择见危不助行为方式的个体、群体以及社会等方面的因素,才能谨慎地处理和看待见危不助犯罪化的问题.     

见危不助不宜犯罪化之我见

见危不助应否犯罪化,是十余年来学者争论不体的话题.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将见危不助入罪,但本文却不这么认为.本文旨在通过对见危不助犯罪化进行立法考察、道德考察、刑法理论考察,以论证见危不助不宜犯罪化.     

见危不助行为之犯罪化分析

近年来新闻惊现街头老人跌倒无人救等见危不助事件，如斯漠视行为导致他人生命健康受到侵害的案件愈发受到人们关注。虽见危不助犯罪化在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已是不予争论的事实，于我国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本文欲从见危不助之不作为行为和损害结果间不具必要因果关系角度及见危不助入刑规制不合刑法之缣抑性”原则方面分析，论证见危救助行为属于较高层次之道德义务，将其犯罪化混淆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论见危不救犯罪化的道德基础

见危不救的行为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及思考,单纯的道德约束和行政权力的调节是十分有限的。用法律惩治冷漠,用刑法规制见危不救的行为的呼声日益高涨。本文以刑事立法为主要线索,探讨"见危不救罪"在我国刑法立法中存在的争议,论证见危不救罪的道德基础的成立。     

见危不救犯罪化的理论基础

本文认为将见危不救行为纳入犯罪圈，用法律强制手段对其规制，不仅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更有坚实的理论作支撑。见危不救犯罪化是建构在相对意志自由理论、人性理论、功利主义原则和社会危害性理论基础之上的。     

见危不救犯罪化的法哲学阐释

将传统的"见危施救"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用法律强制手段对见危不救行为进行规制,不仅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更有坚实的法哲学理论作支撑.见危不救犯罪化是建构在相对意志自由理论、社会控制理论、人性理论、功利主义原则、有限的道德法律化理论和社会危害性理论基础之上的.     

见危不救入刑之否定

对身处危难之中的他人不施以援手在道德上可能是值得非议的,但将这样的非议以刑事制裁的方式加以惩治可能并不妥当,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之间虽然存在一定联系,但两者绝不是可以完全对等的,刑法作为一种严厉的社会制裁手段,应当保持其谦抑性,仅仅在严重损害社会利益的时候予以约束,而不能无止境的被当做一种道德推行的工具。将见危不救犯罪化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也是存在疑问的,因此对于陌生危难者施以援手可以在道德上提倡和引导,但通过刑事制裁加以约束可能仍然是不恰当的。     

见危不救犯罪化探析

见危不救是否应该定为犯罪,必须对见危不救行为进行分类、通过对刑法与道德界限、刑法谦抑思想和相关犯罪化理论的分析,主张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不主张“应该”或“不应该”.     

从亲社会行为角度探析见危不救行为应否入刑

近年来,见危不救行为在生活中频频发生。中国民众对于此类事件的舆论甚嚣尘上,各阶层民众不同程度上表达自己的意见,不断地声讨与讨伐见危不救行为的恶性事件。它涉及了伦理、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等诸多方面。本文从亲社会行为视角探讨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应当犯罪化。     

刑法的调整对象

刑法有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一直是国内外刑法学界争议的焦点。我国刑法学界和法学界通说都认为刑法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但是,如果刑法真的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的话,区别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依据主要在于调整手段的不同的话,那么,为什么调整同样的社会关系要用不同的调整手段呢?是否完全只能靠立法者来决定什么是刑法的调整范畴?那么,这样又怎么能够防止立法者可能产生的误差呢?因此,刑法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研究刑法的调整对象只能从刑法和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区别中来界定,而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区别就在于刑法调整的是破坏法律制度的行为,即刑法的调整对象是破坏法律制度的行为。     

刑法的修改：轨迹、应然与实然兼及对刑法修正案(八)的评价

以往刑法的修改，显示出增设新罪、加重法定刑与限制有利于犯罪人的制度的适用三大轨迹，标示着严刑始终是指引刑法修改的主旨。然而，立足于刑法的效益、公正与人道三大基本价值的要求，以严刑为主旨的刑法修改，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业已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虽因表面看来已开始摆脱严刑思想的支配而备受热捧，但是，实际上严刑仍是其主宰，因而承续了以往刑法修改的诸多非理性因素。相应地，修正案(八)只不过是刑法的再一次忧多于喜的修改。     

如何打造具有法理合理性的刑事诉讼法——审思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及时回应了我国当下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从法理合理性角度审视,修正案的一些内容存在不足,主要是修法内容欠缺必要的法理合理性。这源于实用主义立法取向下过度注重修法目的合理性。未来刑事诉讼立法应当认真对待法理合理性,既要全面考虑法律体系的法理合理性问题,又要统筹考虑刑事诉讼法内部的法理合理性问题,还应通过科学的立法技术将法理合理性融贯于相关法律规定之中。     

论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的意义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我国存在着两种具有法律意义的刑法解释体系:刑法有权解释体系和刑法适用解释体系。刑法适用解释对定罪量刑有着更加现实和重要的意义。刑事政策是刑法定罪量刑的基础。无论是刑法有权解释还是刑法适用解释,其内容都必须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论纲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在刑法自身需求和刑事政策引导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其中,刑法自身的需求是内因,而刑事政策的引导则是外因。犯罪原因的多样化、刑罚根据的科学化和刑罚的人道化是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核心在于刑法要自觉地接受刑事政策的指导,无论是刑法的制定还是刑法的运行,都要纳入刑事政策的框架,在刑事政策的大视野中予以把握。但是,刑事司法在接受刑事政策指导的时候,应该将刑事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严格控制在现行刑法规定的范围内,绝不能超越刑法的规定去执行刑事政策。     

从刑法的特征看刑法解释的立场

刑法解释的立场,就是关于刑法解释的目标的理论,即解释者在解释刑法时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是应当"固守原意"来解释刑法,还是努力解释刑法使之不断适应现实社会.不同的部门法的立法价值、理念及法律规定的方式等不同.会对法律解释的立场有不同的要求.刑法是公法的代表,调整的是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罪刑关系,直接涉及公民的重大权益如生命、自由等,刑法的规定较为明确.留给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极其有限.因此其解释更为严格.民法作为私法的代表.体现的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立法的规定也较为概括、抽象,与刑法存在很大的不同.刑法解释的立场应不同于民法解释,刑法解释中形式合理性更具意义,应采主观说为主、客观说为辅.     

涉民营企业犯罪案件的刑法适用

综观近年来发生的涉民营企业冤假错案,法律适用错误无疑是重要原因。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在恪守刑法谦抑性理念、合理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准确理解、适用刑法条文,避免过早、过度的刑事介入以及适用不合时宜的罪名给民营企业发展增加不必要的刑事负担。为此,司法机关应准确区分民营企业行为合法、违法和犯罪的界限,准确区分涉民营企业案件自然人、分支机构和企业犯罪界限,慎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等不合时宜的罪名。     

论社会危害性理论与实质刑法观的关联关系与风险防范

社会危害性理论与法益理论确实可以成为实质刑法观的理论基础,但是社会危害性理论与实质刑法观的关联性比较复杂,并非如部分学者所提示的那样一一对应。就持有传统社会危害性理论立场的学者而言,他们其实并非可以简单地归入实质刑法观立场;而主张改革完善传统社会危害性理论的部分学者,反而坚持实质刑法观立场。在中国语境下,实质刑法观面临的风险与批评,主要根源就在于作为实质刑法观理论基础的社会危害性理论具有太过强大的解释功能,且实质解释论的功能表现包括了保障人权的正面功能与严重侵犯人权的负面功能的两面,呈现出矛盾属性。为了防范风险,不但需要发展实质刑法观,而且需要完善社会危害性理论。单面的实质刑法观或者保守的实质刑法观,主张通过实质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实质犯罪论的限制与实质司法解释权的限制,以有效防范开放的实质刑法观可能存在的侵蚀人权保障机能的风险,因而应当成为当下中国最理想的选择。     

国际刑法维度的人权思考

立足于国际刑法的维度思考人权,首先应该通过明确国际刑法的研究对象、揭示其刑事法属性以及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目标来确立研究的视角。国际刑法对人权的研究中存在的意识形态的烙印、视野的狭隘、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以及盲目的偶像崇拜等若干理论争点,应厘清人权的涵义、属性、主体以及内容等,树立人权乃是人类尊严和基本价值的理念。     

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对检察职能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优化了检察权的配置,吸收了检察改革的成果,解决了检察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新刑诉法以加强法律监督为指导思想,改革和完善了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对强化检察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确保新刑诉法实施时检察职能的顺利实现,检察机关应积极做好观念更新、条文理解、职能调整、组织保障等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