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思想研究

现代社会遭遇了生存意义危机,其重要表现便是法律不被信任与宗教不被信仰,伯尔曼研究法律与宗教便是想解决此问题。在伯尔曼看来,法律与宗教共同具有四种要素,即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而宗教所要求的爱、信仰和恩典等要素与法律相契合;法律与宗教应该超越原先的二元论束缚并形成综合以破解分离的困境。然而,法律与宗教之分离是反思中世纪以及近代实践的一种经验结晶,它造就了现代的个人自由与有限政府,伯尔曼的解决途径则可能反其道而行之。     

法律与宗教——从《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说起

法律与宗教问题是在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在美国法律信仰发生了整体性危机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他将法律与宗教作为社会关系的两大维度,二者既存在张力,也有复合。纯粹理论上的法律与宗教是互动的关系,现实中的政府与宗教不可分离,法律信仰保证法律制度很好的实施,因此,伯尔曼提出的法律信仰的确有其合理的成分。     

法律的信仰与信仰的法律——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观及其对现代司法的影响

健全的社会必须兼具健全的法律秩序和健全的法律信仰。现代社会中法律与宗教的涵义应当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加以探讨。法律与宗教构成社会经验的两个向度,二者相互依存、彼此渗透。法律与宗教具有共同的要素,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确立法律信仰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     

宗教与法律互惠功能的研究

宗教和法律作为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影响,宗教对法律的传承触及制度、价值层面;法律对宗教的维护也是明显的,对于二者相互功能的探讨,有助于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工作具体到国家的法治建设领域。     

司法仪式与法律信仰主义文化的建构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司法仪式在法制中所处的位置和表现方式是不同的,而不同的司法仪式又强化了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在西方的传统的社会里,宗教与法律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因此司法仪式具有宗教般的神圣色彩,这种文化是培育现代法治的沃土。中国传统社会对司法仪式极端轻视,而既有的司法仪式又过多地蕴含着军事化的色彩和革命主义的情节,这都强化了背后的法律工具主义的文化。培养现代法律信仰主义文化则应先从重视司法仪式开始。     

试析西方法律中的宗教因素

宗教与法律是人类文明中的两个重要遗产，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宗教逐渐体系化，法律也慢慢独立出来，二者相互交融，互相影响。本文以时间为线索，自原始社会分析到资本主义近现代社会，结合世俗权力对法律和宗教间关系转变的影响对宗教和法律从产生到发展加以研究分析，试图从法律中存在的宗教因素及其对法律的持续影响的角度来探求二者复杂而深刻的联系。     

宗教与法律的关系：从伊斯兰教谈起

法律与宗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律的产生源于宗教,在宗教影响较大的族群中,法律往往披上宗教的外衣,通过诉诸神灵的权威,获得了正当性的基础。同样,伊斯兰法文化对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社会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伊斯兰教的构成体系中,教法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伊斯兰生活方式的典型体现,展现出广泛的社会整合与协调作用。     

论法的宗教性兼及法律信仰危机

法律制度是法的表层结构，而法的精神意蕴才是其核心。从法的宗教性入手，可以看到对西方自然法的神圣化及其宗教渊源和中国传统法的过分道德化的对比分析，当今中国法制建设正陷入的困境，即西方式的现代法律制度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价值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正是我们所面临的法律信仰危机的根源。     

再论法律信仰

＂依法治国＂方略在当代中国实践中遇到了实效方面的阻力,法学界在反思过程中意识到法治精神层面的重要性,提出了＂法律信仰＂的命题,为此引发了激烈的学界争议。本文在析法律信仰过程中,指出法律与宗教所产生的共同生活基础、相互追求正义的诉求以及其对于人类理性和情感的关系,阐述了在中国信仰法律的可能性。同时也提出了对中国法学携手其他学科,用宽广的胸怀拓宽研究领域的希望。     

浅析法律从业人员的依法行政

法律信仰作为对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水平和状况的综合性评价标准 ,在法治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通过对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的考察 ,却普遍存在着对法律的不信仰 ,文章认为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律从业人员对法律的不信任 ,所以首要的应就如何培养和提高法律从业人员的法律信仰出发 ,从而提高全体社会民众对法律的信仰。如此 ,才是建设和完善现代化法治社会的关键所在。     

论我国宗教平等的法律保护

宗教平等在我国宗教法治建设中意义重大,国家已制定出相对完善的宗教法律体系,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保障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之间、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教派之间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由于宗教事务的复杂性,还存在立法标准不统一、法律责任模糊、自由裁量权过大等不足,仍然需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各个层面进一步完善。     

论法律信仰——以上海"钓鱼执法"为例

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发自内心的信任、信服和敬畏,是内心的价值追求与法律价值取向的一种心灵相契.法律信仰是法治的精神内核和意蕴所在,是实现法治的内在驱动力.在对当下中国法律信仰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究民族法律信仰危机的症结所在,进而立足于理论研究和现实考量,提出促成法律信仰生成的一些对策与措施,以期为我国和谐社会和法治建设带来些许思考.     

惩治邪教的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构建完善、严密的法律规范体系是惩治邪教的基础和前提。在宗教管理法律规范方面,应当细化宗教市场准入管制的规定、移植宗教地位观察期制度、严格规范传教行为、健全宗教强制退市制度;在行政管理及处罚法律规范方面,需要强化行政法律规范的实施,及时发现、认定和处罚邪教实施的各种违法行为,即重在法律的实现和执行;在民事法律规范方面,应完善民事侵权或损害赔偿规范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规范;在刑事法律规范方面,应当增设罪名和调整刑罚设置。     

创意保护的法律考量

创意在很多领域都得以广泛应用，尤其是在娱乐，商业领域中显得十分重要。创意的重要性提出了法律保护的需求。而目前有关创意的法律保护等问题却还存在着漏洞与不足。美国已经探索采用财产权方法、准合同或不当得利方法、合同方法、信任（秘密）关系方法、反不正当竞争方法和著作权方法来保护创意，这对于我国是有用的启发。     

论法律强制与法律信仰的平衡

现阶段中国的法律强制性浓重而法律信仰却呈现缺失状态,然而两者对于中国法治社会的建立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法律强制与法律信仰的平衡问题成为一个应当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论文分析了中国法律强制和法律信仰的现状和形成的原因,探讨了法律强制和法律信仰的关系,并揭示了平衡法律强制与法律信仰的意义,最后提出了平衡法律强制与法律信仰的若干建议。     

法律通往自由：中国法律、法学和法律文化的反思与重建——读周永坤教授《论自由的法律》

法律是自由而不是枷锁，是拯救而不是奴役。自由是法律的永恒价值，这个价值却长久地在中国的法律中失落，使中国的法律难以完成现代化的转型，使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举步维艰。因此，深入探索法律与自由的关系，以自由为圭臬改造中国的法律，进而影响中国的司法实践，重塑中国的法律文化，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周永坤《论自由的法律》一书的价值所在。该书以人的自由为核心，通过一系列的反思和追问，探讨了法学、法律、司法、法治、法律文化与自由的关系，是一种力图以自由为圭臬，重建中国法律、法学和法律文化的学术尝试。     

公安院校大学生法律信仰理念的建构

衡量法治社会的指标不仅体现在法律作为工具的合理性上,更应该表现为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状况以及人们对法律的信任与关爱程度。法学教育的出发点和依归最终要落实到对法律信仰的教育上来。作为执行与维护法律的未来公安民警,在接受法学教育的大学期间应当养成对法律坚定的信仰。这不仅是时代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特殊的身份而影响到法律在实际生活中的效益。因此,加强公安院校大学生法律信仰理念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     

法律权威实现的历史演化

法律权威实现是一个"过程化",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西方历史上,法律权威得到观念上认同,宗教上的说教,制度上的设计,因此法律在社会中始终处于"中立的权威地位".在中国,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使法律湮没于道德之中,而单一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法律只能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并由此异化为"人治"意义上的权威.通过历史的比较考察,法律权威实现所要考虑的因素是:观念上的认同,制度上的设计,多因素的综合.     

我们的法律与宗教危机——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有感

梁治平先生的《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一文对伯尔曼先生的《法律与宗教》一书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篇代译序,它更是一篇《法律与宗教》中国化了的预言性文章。文章不乏真知灼见,虽属说理性文章,但作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见解力不仅为我们概述了《法律与宗教》一书的思想精髓,而且为我们开启了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法律与中国宗教的大门。文章中富有深刻思想性的"我们的危机"的观念,不仅对《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所提的西方的"整体性危机"一词有了中国化的透视,而且也形成了对生活于现代法制下国人的警醒。     

论当下中国法律信仰的培育——从上海“钓鱼执法”切入

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发自内心的信任、信服和敬畏,是内心的价值追求与法律价值取向的一种心灵相契。然而现实生活中,虽然我们强调规则之治,法律至上,但是老百姓有了纠纷更多的是选择"上访",逃避法律,即使选择了法律,也有人会感到困惑,没有得到他们所讨要的"那个说法"。当代中国法律信仰的整体性失落,原因是极其复杂的。鉴于此,需要为法律信仰的培育创造优越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