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关系的调整

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虽然历经多次调整,但始终未能找到纵向权力配置的最佳平衡点.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关系在当代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中最为特殊,也最为复杂.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关系调整的难点主要集中在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两个层面.应该按照集分有别、集分有度、集分有序的原则调整纵向权力结构,逐步理顺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关系.     

政治互动视角下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以食品安全监管事权改革为例

中央与地方事权、财力匹配首先是建立在对事权界定的基础之上的。关于事权划分的传统观点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政府间事权划分的逻辑。在政治互动视角下,我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表现为,在单一制政府形式下,中央政府权衡"治理成本"与"治理风险"因素并在"高度关联治理结构"与"行政发包制"两种治理模式中做出选择,随之进行事权划分的动态调整。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事权在中央地方间进行的多次调整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央地方事权划分的政治互动逻辑,并提出对政府间事权划分改革的建议。     

关于理顺我国政府间关系的思考

政府间关系是指国内不同层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工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之间的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它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有着重要作用。由于"条块冲突"、职责同构、地方政府间非良性竞争、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等问题,形成阻碍理顺政府间关系的老大难题。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有效的府际治理,建设政府间伙伴型关系,完善政府职责体系,这是切实理顺我国政府间关系的可行方向,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新进展——兼论纵向政府间关系的重构

地方政府创新是解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业已成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已有研究揭示了两种最具显示度的创新机制,即"自主探索"和"设计试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政府"自主探索"的范围、幅度和可能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地方政府创新出现了不同于"自主探索"与"设计试验"的新形态,即"请示授权",而且这一新形态已经获得湖南、山东、山西、浙江、内蒙古等五省(区)的制度确认,可能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一种新趋势。作为"自主探索"与"设计试验"的重要补充或综合,"请示授权"将纵向政府间的非正式互动纳入了正式的政府过程,是实现"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良性互动的一种可能路径,它或将在实践中进一步厘清纵向政府间的职权边界,型构一种新的纵向政府间关系,即基于纵向政府间的职责分工进行权力配置,该集中的权力必须集权,该下放的权力彻底分权。     

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的现状、主题及未来发展

本文分析了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的现状、主题及未来发展。现状主要是三本书和两套丛书 ,处于起步阶段 ;主题是民主政治和优化政府体系 ;未来发展是八个方面 ,即在政府理论、政府运行机制、政治文化等领域深入开展研究 ,以将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疫情防控下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基本逻辑与创新意义

我国央地关系的建构模式能够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家治理情境进行动态的协调与平衡。从权力分配、行为动机、体制根源等三个方面阐释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基本逻辑,可以解读出疫情防控下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成功经验与创新价值:中央临时"上收"地方应急指挥权,是高效应对地方非常规重大突发事件的创新型权力分配方式;中央领导下的地方政府间帮扶模式,有效分散了中央的应急治理压力;央地之间良性互动与有效协作,支撑国家应急治理体系高效运转;央地关系调整兼具灵活性与多样性,彰显国家应急治理的韧性与弹性;危机状态下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管控,有效稳定了国家应急治理秩序。     

基层治理创新对条块关系的影响研究——以天津“吹哨报到”为例

以天津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为例,研究发现“吹哨报到”的基层治理创新对条块关系的影响体现在：冲击了传统的“行政发包”模式、倒逼“整体政府”的构建与发展、助推“伙伴型”条块部门间关系的建立、一定程度上破解条块间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创新机制作为载体桥接技术治理与条块部门等方面。基层治理创新增强了条块关系的灵活性和“整体政府”解决“一线”治理问题的能力,但对条块关系影响,具有难以实现自下而上的扩散和无法撬动整体条块框架的调整等限度。以机制创新推动体制改革,在基层治理创新中推动理顺条块关系,或可成为理顺条块关系的可行路径。     

国家能力与政府间财政关系

基于国家能力视角,研究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演进的逻辑及改革有其学术价值。国家能力两大支柱是市场增进能力和控制动员能力,政府间财政关系通过事权、财权和转移支付制度设计,对这两大能力均有重要影响。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演进始终围绕提升国家能力而展开,它在不同时期,在各级政府层面,均有不同的展现:统收统支制度通过强化中央政府的财政集权,来提高国家的控制动员能力,从而强力推动国家工业化;分灶吃饭制度通过放权,使得地方政府运用辖区控制动员能力来创造市场;分税制有效提高中央政府的控制动员能力,同时中央与地方分别在建设统一市场、促进局部市场发展上合理分工。为匹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现行政府间财政关系仍需进一步改革,中央税要导向生产性税基,地方税要导向消费性税基和财产性税基,事权分配要体现事权分置与中央制衡原则,转移支付要扩大分类拨款的比重。     

民主集中制与地方政府权力运作法则

我国的政府体系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原则在具体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上，并没有转化为科学的法制规范。以至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常常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若干重大关系的一个突出问题。要使中央与地方关系保持一种良性化发展的态势，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把中央与地方关系纳入民主集中制的法制规范之中，尤其是把民主集中制规范为一种操作性和刚性兼并的法则。本文着重于地方政府组织体系的法制构建，其目的就是使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以及地方内部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受到法制规范，并使地方政府能够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政治、经济和法律责任。     

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间利益关系分析

利益关系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核心。而在转型时期,地方政府自身特性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经济人、政治人属性日渐增长,由此决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关系更加激烈;地区利益的本位主义更是成了地方政府利益关系的本质特征,并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异化的现象。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市场机制调节的基础上,依靠制度变迁,通过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实现彼此利益关系的均衡。     

统治集中下的管理分散:对集权与分权之争的一个解答

当前,中央政府既有统得过多的一面又有调控乏力的另一面；集权过多与集权不够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同时存在.中央和地方关系到底迷失在什么地方？谜底又在哪里？对有关具体实践和理论问题给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必须建立在深入、全面地把握中央和地方关系总体特征和基本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就事论事.深入考察中国政府运作的实际可以发现: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存在的一系列看似矛盾的基本事实,和“统治集中下的管理分散”这一政府管理模式密切相关.     

当代美国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的实践及其启示

当代美国联邦制的实践需要对地方政府间关系进行协调,而协调实践中市场机制与科层制都无法解决全部问题,因此组织间网络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机制应运而生;当代美国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效的制度建设,包括多元化的治理机制、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相对规范的地方政府,这对当代中国类似问题的有效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适应公共财政体制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分析与设计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是公共财政体制下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公共财政体制下 ,通过正确度量地方的财政收入能力和标准支出需求 ,以确定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转移支付办法是各级财政充分发挥其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基础 ,这对于各级财政收支平衡、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宏观经济的稳定、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效运作及整个财政机制的公平高效运行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美国地方政府的结构及其政治哲学基础

美国地方政府是除联邦和州政府以外的公共治理单位,其体系包括一般目的政府、特殊目的政府及准政府组织。为数众多的美国地方政府之间及其与联邦、州政府间均没有隶属关系,且在内部结构、功能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包括人民主权原则、自主治理原则、司法调控原则、共同利益原则、政治和行政分离原则等在内的源远流长的理念,是形成并维持这一杂而不乱、和而不同的政府体系的政治哲学基础。     

民族国家构筑的同质异向:南京国民政府与云南地方实力派关系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权威与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观望中的"模糊"、相对融洽、猜忌与防备、"斗而不破"到最终的分道扬镳等五个阶段。作为地方民族依附型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其与国民政府中央的关系是民族国家构筑过程中,中央权威与地方主义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云南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对立意识一定程度上系中央政治权威影响的结果。在民国民族国家构筑的过程中,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权威政治视野的转换存在着同质异向关系,表面与中央政治权威存在冲突,但根本政治目标也是民族国家。地方实力派的存在是民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在转变过程中权力分配失衡的体现,他们的存在及其在地方的实践,也是民族国家构筑过程中的有益探索。     

不同层级地方政府行为差异——从现象、特征和制度供给机制的维度分析

尽管中国政府极度重视组织原则和政令统一,但却无法完全规避基层政府对中央政策的变通执行。从既往的研究来看并不是每个层级地方政府都是"共谋策划"的参与方,基层政府间的"共谋"行为尤盛。也说明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行为"隔层"更容易发生于基层政府。文章所讨论的是这种"隔层"现象及其诱因。     

超越税务:乌海联合办税对中国"府际关系"发展的启示

"府际关系"是政府过程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内蒙古乌海市在实践中探索出的国、地税联合办税模式,虽然只是发生在一个地方,仅涉及国税、地税两个部门的制度创新,但其在理论探索上的贡献,已经超越了税务行政本身的变革.乌海联合办税模式在构建"伙伴型府际关系"方面的主动探索,从纵横两个维度上,不仅为在实践中逐步化解条块矛盾,构建新型的横向"府际关系"和调整政府横向间的职能配置等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在理论上深化中国的"府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     

加强人际合作:促进地方政府间的和谐

地方政府间关系,是指地方政府为了执行政策或提供服务、而与其它政府所形成的相互运作关系,其实质就是政府之间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地方政府问关系运行受政府间权力关系、财政关系和公共行政关系的制约:权力关系是政府间关系的基础,它最终决定了各级政府的各自地位和职权范围;财政关系是国内政府间关系的核心,它直接决定政府间关系的现实状况;公共行政关系是政府间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所形成的活动关系,其基本形式取决于政府间的权力关系和财政关系.因此,地方政府间关系是一种有序制度结构,其所处国家的经济、政治与社会体制直接决定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形态.     

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现状与来源的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从政治信任类型、政治信任稳定性、政治信任来源等方面全方位考察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样态,以期从一个侧面回应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理论论争。为此,以期望和风险为核心理论视角,以东亚民主化调查中关于中国大陆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当代中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要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对于政治体系执政能力的信任要高于其为民执政意愿与品质的信任,存在着"中央-地方"与"能力-意愿"双重差序信任格局;当代中国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更多倚重于政治体系的过往声誉与当下的表现,而不是依据是否存在对政治主体的失信惩罚机制的判断,公众的政治信任稳定性不高,比较容易因为社会事件和思想风潮而出现波动;在政治信任来源方面,公众对政治体系治理绩效的感知和儒家文化传统会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但是,公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度更大,是公众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基于上述统计结果,发现学界对政治信任的粗线条或"省略式"测量是造成政治信任水平测量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