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戚本禹

我开始知道戚本禹的大名是1963年在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那时他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轰动了史学界。他的文章气势磅礴、先声夺人,文字华美、酣畅淋漓,使历史系的青年学子佩服得五体投地。此后,凡见到他的文章,我一定仔细认真研读。     

我所知道的李士钊先生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定稿的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范围的铺天盖地的批判运动。除电影《武训传》被点名批判外,被批判的还有《武训画传》等文艺作品。这次所谓的文艺批判运动,在我国政治思想、文化艺术领域,     

我所知道的骆玉笙

2010年。在庆祝河北省政协成立60周年之际。本刊曾编辑了《履痕·人物卷》和《履痕·纪事卷》两本纪念图书,其中,《履痕·人物卷》共收录了自省政协1950年11月成立以来最具代表性的60人,他们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改革开放时期,都作出了卓越贡献。本刊曾转发过有关王光英、林铁、阎达开、刘子厚、胡开明、王葆真、周思诚、孟庆山等人的文章,受到读者欢迎。应广大读者要求。本刊从2012年第6期起。特辟“河北政协人物谱”版块。陆续刊登“人物卷”中收录的有关河北政协人物的文章。     

我所知道的河南辛亥革命

革命酝酿时期河南同盟会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成立于日本东京。初成立时推曾昭文为支部长（曾昭文字可楼,光山县人,后任南京留守府军需长,不久,病逝于天津）。当时在日加入者有杜潜、朱奋吾、车钺、刘积学、潘印佛、杨曾蔚、刘醒吾、陈伯昂等。创办《河南》杂志,以张钟端为总经理,刘积学为总编辑,并特请周树人（鲁迅）撰稿,共出版10期,宣传革命,影响颇大。     

我所知道的丁惟汾

我叙述先叔丁惟汾的生平是力不从心的,因为在我的一生中,与先叔丁惟汾直接在一起的时间,是寥寥可数的。辛亥革命时代,我还是不足十岁的孩子;国共合作时代,他忽南忽北,奔走于广州、上海、北京之间,两人虽能晤面,也是来去匆匆;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以后,我与先叔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治营垒。     

我所知道的胡耀邦

1959年3月起．我便被调到胡耀邦身边工作。多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同经“文革”,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一起流放。这令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他的做事为人．并因此受到很大教育,进而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所知道的关锋(上)

关锋是“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从1966年5月28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他就是小组成员,1967年1月又兼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然而,1967年8月30日,他就以所谓“乱军”即“揪军内一小撮”的罪名,和王力一起被打倒了。     

我所知道的几桩名人轶事

1964－1976年．我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习和工作了12年,后调来山东大学工作至今。其间亲眼目睹和耳闻学术名人的趣事,这里摘出几个片断,以飨读者。     

我所知道的钱君匋先生

钱君匋（1907—1998）是中国20世纪一位非常罕见的集书籍封面装帧家、篆刻家、书面家、文物收藏家及散文、诗词家于一身的多才多艺的文化名人。他一生为社会留下了1800多幅图书封面设计、20000余方印章、上百万字的散文作品和数百首诗词,并将其一生所收藏的5000余件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故园的一切变得越来越陌生

昨天晚上梦见了外婆,还有舅舅那间立在半山坡的房子。     

胡耀邦与华国锋（上）——我所知道的若干情况

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胡耀邦与华国锋的关系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他们二人都身居最高层,研究这个问题,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很难了解到全面而深入的材料。但是,胡耀邦在中央党校,     

胡耀邦与华国锋（下）——我所知道的若干情况

【胡耀邦旗帜鲜明地批评＂新老个人迷信＂】 前面讲到,胡耀邦要求我们宣传华国锋的思想观点和主张,但他明确提出：对领袖,可以引他的思想、方针政策,加副词的办法我一般不主张,歌颂的词可以不要。这表明,胡耀邦是反对搞个人迷信那一套的，对华国锋也是这样。     

我所知道的关锋（下）

江青、康生、陈伯达急忙为自己开脱 实际上,应该说“揪军内一小撮”在“文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中就有了：……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我所知道的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

1942年2月,中国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球战略的需要出发,特别是因应盟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对日作战的战略需要,依照《联合国家宣言》的主旨,受英美两国的敦请,毅然派出劲旅入缅援英抗日,保卫盟军亚洲战场的北翼战略据点——缅甸的安全。中国远征军第一路的10万勇士,在杜聿明将军指挥下,在缅甸大地上,同日军第十五军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争夺战,谱写了一部中华健儿远征异域,迭摧强敌,勇救英军,寰宇同钦的壮丽诗篇。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他们450人中只有30多名黄埔军校十七期学生受过一年半军官教育,另有200多名东…     

我所知道的“中央文革批判组”

1967年4月间,以戚本禹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清宫秘史）》为标志,掀起了“文革”中的所谓大批判高潮。此后,全国的大报和各地造反派办的多如牛毛的小报。发表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我当时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历史所“文革”小组成员,自然也积极投入这场批判运动中。     

郭沫若：写与不写的纠结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郭沫若留给了世人《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三部历史剧作,另一些创作计划却由于＂种种原因＂付诸东流。归根结底,是时代、性情和环境决定了郭沫若的＂写＂与＂不写＂。     

父爱无疆——我的父亲周清辉

我的父亲周清辉是台湾台中市人,1948年从台湾经香港辗转回到大陆。父亲一生中坎坷不平,上世纪50年代离京下基层;60年代被迫到粮站扛了几年麻袋;70年代末在山西大学外语系担任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培养日语人才。他亦是山西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的创始人之一,主持山西省台联工作10余年,使得山西省台联事业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永远前进——我与《前进论坛》

人类的记忆是有选择的,沉淀并保存永久的记忆,必定牵动着你的情感、荡涤着你的灵魂、震憾着你的心灵。今年是《前进论坛》创刊50周年,我已迈入不惑之年,在党派机关工作逾24年。几个数字串起的是不尽的追忆,《前进论坛》是引领我前进的导师、人生的指路人、事业的航标灯。     

岑范：从壮乡走出的著名导演——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岑范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走过来的中国电影观众都会记得,1962年,我国银幕上一部越剧戏曲片《红楼梦》曾经风靡九州。持续好多年,华夏大地仍处处可听到“天上飘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这段优美的经典越剧唱段。导演岑范的大名一时间也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圈中家喻户晓了。     

晚年钱锺书:“我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

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钱锺书走出国门访问意大利、美国、日本以及出版《管锥编》后,学术界对他的兴趣与日俱浓。1980年小说《围城》的再版畅销与1990年电视剧的热播,使“钱学”从“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学渐渐转向“显学”,有不断被神化、庸俗化、浅显化的趋势。钱锺书的读者也渐渐从少数象牙塔中人增至普罗大众,大量粉丝的各类来函从四面八方雪片般飞进钱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