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购毒品行为的司法认定

对于代购毒品行为的司法认定,首先要对代购毒品中的“代购”作出准确界定,即对受托人的地位作出形式判定,受托人自行寻找毒源并完成毒品交付,是独立的毒品犯罪交易主体,成立贩卖毒品罪正犯。其次将牟利与否作为代购毒品行为准确定性的关键要素,代购者收取、私自截留部分购毒款、毒品或在交通、食宿等必要开销之外收取“介绍费”“劳务费”,认定为加价或变相加价牟利情形,以贩卖毒品罪论处;代购者从托购者事先联系的贩毒者处,为托购者购买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收取、私自截留少量毒品供自己吸食的或者蹭吸、共吸的,一般不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对于非牟利型代购毒品行为,则从主观方面和代购毒品数量进一步认定。     

毒品犯罪中代购毒品行为的司法认定

代购毒品与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区别主要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帮助他人贩卖毒品的故意.可结合以下因素界定:一是行为人与吸毒人是否有亲密关系,仅为亲友代购少量毒品,一般不认定为居间介绍毒品;二是根据行为人是积极为吸毒人寻找购毒渠道或已知购毒渠道而为吸毒人购毒而奔走,还是无明显偏向性、仅据所知毒源偶然促成交易进行判断;三是结合用于代购毒品的资金流向界定,先予垫付毒资,交易后向吸毒人索要的行为更符合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特征.     

当前我国毒品犯罪死刑限制与废除的主要障碍与对策

毒品犯罪不属于刑法中的最严重罪行,不应当设置死刑规定,已为联合国人权公约明确肯定。我国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实施以来,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被空前严格限制。毒品犯罪死刑限制和废除是未来我国刑法发展的方向,但拘于严峻的毒品犯罪和滥用形势、国民对毒品及其危害的"非理性、妖魔化"的认识,以及重刑主义的传统,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毒品犯罪死刑的限制和废除之路,障碍重重。为积极推进毒品犯罪死刑的进一步限制与废除,我们有必要从观念上明确毒品犯罪不应当属于刑法中"最严重的罪行";要科学看待毒品犯罪生成机理及死刑对毒品犯罪预防的有限性;要坚持以司法改革为中心,从司法上积极推进毒品犯罪死刑的限制与废除。     

浅析新型毒品犯罪

随着毒品犯罪的发展,犯罪手段不断提高,新型毒品犯罪成为毒品犯罪研究的新课题。我国对新型毒品犯罪的立法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缺陷,由于毒品犯罪的特殊性,毒品犯罪不应仅仅从刑事立法上予以规制,还需要从刑事司法、刑事理念以及社会控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浅析我国毒品犯罪的相关法律问题——从“带毒”的娱乐圈入手

近年来,娱乐圈毒品犯罪屡见不鲜,毒品犯罪相关问题不断出现在公众眼前。随着大量毒品流入国内,毒品数量居高不下,涉毒人数普遍增多,新型毒品犯罪案件不断出现,毒品犯罪率逐年增长,我国面临的毒品犯罪形势越来越严峻。分析毒品犯罪现实问题,研究毒品犯罪相关法律规定,提出毒品犯罪防治对策,有助于打击我国毒品犯罪,帮助人们远离毒品诱惑,建立安全无害的和谐社会。     

关于毒品犯罪中“代购毒品”法律认定的探讨

代购毒品行为在法律上应如何认定,往往涉及到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甚至是有罪与无罪的区别,给司法实践中毒品犯罪的打击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如何运用现行法律规定,尤其是在正确把握贩卖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等区别的基础上,准确打击此类犯罪行为值得我们研究。     

毒品犯罪的市场化研究

我国的毒品犯罪已呈市场化模式运行。对毒品犯罪市场化研究,收集、归纳更完整的毒品犯罪市场的实践资料,分析其中具体犯罪操作模式,有利于缉毒人员有针对性地开展缉毒工作,并制定相对应的缉毒策略。     

如何看待和处理居中介绍买卖毒品的行为——浅谈毒品犯罪立法的一处空白

本文结合我国现实状况,从司法实践必要、犯罪构成来分析居中介绍买卖毒品的行为,提出在立法中设立"介绍买卖毒品罪"的建议。,以期更有利地打击、控制我国毒品犯罪,更好的维护社会秩序。     

论当前我国毒品犯罪的特点及其防治对策

毒品犯罪是一个多发性的普通犯罪,但是目前我国立法并没有给毒品犯罪作一个明确的定义。尤其是随着新型毒品的出现,毒品犯罪也不断涌现新的特点,而且呈泛滥之势,若不加以适宜的遏制,有可能会成为新的社会动乱因子。为此,本文将对毒品犯罪的概念、目前我国毒品犯罪的特点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遏制毒品犯罪的法律建议,以期在司法实务中对防范和打击毒品犯罪活动有所裨益。     

毒品犯罪的挑战与刑法的回应

近年来,毒品犯罪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难题,它呈现出市场化、体系化运行的特征。应当从毒品犯罪现象这一犯罪学的基点出发,以毒品犯罪预防这一政策性的目的为导向,分析和反思刑法在反毒品犯罪中的角色和地位:刑法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毒品犯罪问题,但它仍然是对抗毒品犯罪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当前刑事司法的任务主要在于,将刑法适用的重点从刑罚的严厉性转向执法的严格性,将刑法的导向由形式上的公正转向在犯罪预防方面的有效性。将刑法的适用与犯罪学层面的研究成果(毒品犯罪的特征)以及刑事政策的需求(预防犯罪的需要)联系起来,是刑法面对毒品犯罪应有的态度。     

论广东制造毒品犯罪的现状、趋势与对策

广东省21个地市均发现并捣毁制造毒品场点,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毒品制造地、分销地、消费地和国际的毒品过境集散地。"12.29"对陆丰博社村涉毒"清剿"行动,是广东涉毒重点整治工作的分界点,对比前后阶段制造毒品犯罪的特征,掌握制造毒品犯罪发展趋势,更有利于制定务实有效的禁毒政策,发挥公安机关在打击制造毒品犯罪的前锋作用。     

毒品犯罪死刑问题研究

出于现实中打击毒品犯罪的需要,我国现行刑法的毒品犯罪仍然保留了死刑。但是,从司法实践角度看,我们应当严格限制毒品犯罪死刑的适用;从立法论角度看,出于对人权的保护和尊重,以及受到毒品合法化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应当力争废除我国刑法中毒品犯罪保留的死刑。     

构建“堵、查、惩、防”体系 有效遏制毒品犯罪——以E基层检察院为视角

毒品犯罪是一种多发性犯罪,且易诱发其他犯罪,因而被称为万恶之源,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会治安、经济发展和人们的身体健康,形成一系列社会问题。笔者以自己所在基层检察院为视角,通过分析毒品犯罪的特点、成因,探索构建"堵、查、惩、防"体系以有效遏制毒品犯罪。     

毒品犯罪死刑司法适用标准研究

死刑是我国遏制毒品犯罪的一项重要刑罚措施,然而,由于司法实践中对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标准的理解存在偏差,如机械理解《刑法》第347条的规定,导致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标准过低,对毒品犯罪中不应当判处死刑与判处死刑“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界限把握不当等。虽然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情形较多,但控制毒品犯罪的效果并不明显。为充分保障人权及有效发挥死刑在预防毒品犯罪中的作用,必须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坚持等价性、必要性和不得已性三个原则,根据《刑法》第48条之规定所体现的严格限制死刑的精神,正确理解《刑法》第347条第2款关于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条件的规定,合理确立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标准。     

花都区涉毒犯罪低龄化现象的调研报告

毒品犯罪,一方面严重伤害人体肌体,同时,也极易并发其他犯罪,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毒品犯罪中发现的低龄化现象更是令人痛心、警醒.通过研究本区青少年毒品犯罪的特点和原因,结合青少年的心理特点,通过加大对毒品犯罪的宣传力度、对易制毒化学品的监管力度、对娱乐场所的管理力度.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对涉毒青少年的帮扶力度等措施挽救涉毒青少年.     

毒品犯罪刑罚适用典型问题探析

毒品犯罪是十分严重且复杂的刑事犯罪。毒品范围的变化翻新、犯罪形式的多样化、犯罪猖獗及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等因素均致其刑罚适用过于严厉(死刑被大量适用),进而在毒品犯罪刑罚适用中亦较易忽略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意程度及其正当、合法权利保护;同时,对一些"特殊"主体、特殊犯罪情形欠周密考虑,因而常常导致刑罚适用失当。鉴于此,对现行的毒品犯罪刑罚制度、毒品犯罪刑罚适用中的几个较典型问题的探讨,有利于改善毒品犯罪刑罚适用宽严不济现状。     

重庆市毒品犯罪的特点与防治对策探析

毒品犯罪是我国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重庆作为西南重镇,长期受“金三角”地区的毒害,毒品犯罪形势严峻.本文通过搜集2003-2014年重庆市毒品犯罪的相关数据,分析了重庆市毒品犯罪的特点并从控制毒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提出了预防毒品犯罪的对策.     

互易毒品行为定性“相对说”之提倡——兼与孙万怀教授商榷

互易毒品与贩卖毒品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将互易毒品行为一律不作为犯罪处理或一律作为犯罪处理,在方法论上存在错误,由此而划定的互易毒品的内涵,也为罪刑法定原则所不容。根据互易毒品的形式与实质,结合现行刑法关于涉毒犯罪的规定,确立＂相对说＂将成立买卖关系的高纯度与低纯度毒品、硬性毒品与软性毒品以及相同纯度但数量不等毒品间的互易,作为贩卖毒品罪处理,其他情况的互易毒品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才是合适的。     

重庆市毒品犯罪态势分析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重庆市毒品犯罪案件总数有下降趋势,但大要案件突出,犯罪特点及犯罪人员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重庆特殊的地缘因素、庞大的毒品消费市场以及打击毒品犯罪的难度较大使禁毒的形势更加严峻。要通过构筑毒品流入流出防线,斩断毒品流通网络,迫使毒品消费市场萎缩,有效遏制重庆市毒品犯罪态势的恶化。     

祖国大陆与我国香港地区毒品犯罪比较

毒品犯罪是全球性的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如何减少和预防毒品犯罪,各国和地区都在作不懈努力。从香港地区毒品犯罪的历史发展,比较香港和大陆地区在持有毒品犯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毒品原植物犯罪,非法提供麻醉品、精神药品罪等犯罪上的不同,及香港毒品犯罪的综合治疗措施的差异,有助于大陆和香港地区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加大司法领域的合作,共同应付毒品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