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对世界发民理论的吸纳与超越

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使发展理论的研究成为热门学科。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论探索的深入，世界发展理论也经历了不断的演变和更新。到上世纪7、80年代以后，以经济“发展”观、“以人为中心”发展观、“综合”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为代表，构成为在当今世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发展理论流派。     

政治学理论建构中的经验、历史与逻辑——对历史政治学发展的一项阶段性评估

历史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学科主体自觉和方法论反思的结果。在中国政治学方法论多元化以及由此引起的方法论之争的背景下，围绕如何更为有效地理解中国、解释中国，历史政治学逐渐成长为一种具有理论雄心和学科抱负的方法论主张和学术潮流。历史政治学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其研究起点在于经验，经验的时空属性预置了社会科学理论建构中的“历史研究”路径。对于包括历史政治学在内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来说，经验-历史基础上的逻辑呈现是社会理论建构的关键。经验、历史与逻辑的关系决定了历史政治学作为批判实证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和学术定位，同时也决定了其可能的成就与可能的风险。三年来，历史政治学在政治学概念创制和政治学议题拓展上取得了明显成就，但在实现(历史)政治学理论建构中“批判的自我呈现”一面尚待进一步努力。历史政治学发展中潜藏的风险源自于历史政治学与其经验基础的剥离，所以，从方法论上防范历史对经验的疏离以及逻辑对历史的疏离，重建经验世界的完整性、历史世界的统一性和逻辑世界的自洽性成为历史政治学后续发展的关键。从恢复和重建历史政治学理论建构与其经验基础的方法论通道的角度来说，“古典政治学”和“进程政治学”是历史政治学未来发展中较具...     

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若想明晰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概念，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是党的执政理论，党的执政理论与传统的党建理论有何不同，以及党的执政理论与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区别，弄清这些问题是我们研究“党的执政理论建设”的逻辑前提。     

党内法规学：实践探索与体系建构

党内法规学是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及其内在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新兴专门学科。党内法规学的提出、建设与发展，既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自身制度变革和理论创新的需要，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尤其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现实展开。党内法规学的建设刚刚起步，在形成共识性观念认知、发展完善的知识结构、构筑坚实的学科支撑、形成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等方面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推动党内法规学的建设和发展，既要及时实现从“研究方向”到“独立学科”的转变，更要一体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保持科学性与现实性的平衡，理论性与政策性的平衡，独立性与开放性的平衡，本土性与国际性的平衡，党内法规学的建设必将迎来更快速、更稳健的发展前景。     

制度设计的前在预设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政治规则为什么有必要?或者简单地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制度?这是一个既是“已然”(经验命题)又是“未然”(理论命题)的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追问和解析。本文通过“无赖原则”等八个方面的归纳与探讨,从多种视角透视了制度创制、制度设计的理论前提和客观价值意义,揭示了人类规则体系所特有的既基于人性又超越人性的文明特征,为政治规则与规则政治的内在关系的确立,寻求一种理论支撑点。同时,本文的研究也为完善政治学学科内容、裨补政治学学科这方面久已存在的阙失,提供了学术尝试。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理论性资源供给研究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需要大量的思想理论性资源,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理论性资源的供给方,思想理论性资源的供给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资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党史国史的资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资源,现实中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资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思想理论性资源供给,反映了“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建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之间不仅是一种互动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合力关系。     

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吃透』两头

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教授在4月18日《北京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吃透”两头很重要。首先，“吃透”马克思主义经典是一个问题。我们以前主要是接受“二手”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进入到“一手”的研究。马恩著作里有不少提法我们一直理解不透、有争议。例如，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斗争似乎并不是思想理论最精华的核心，而是一个外围概念。     

试论理论心理学的发展与走向

理论心理学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理论心理学在整个心理学的学科组成中是必不可少的。回顾理论主义与实证主义之争,探讨理论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以后理论心理学的研究注重考虑的方面为:注重元理论与实体理论的有机结合;实践应用;从研究方向的拓展上加大跨文化心理学理论的研究。     

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总结我们党长期执政实践中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时，把“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作为首要的基本经验，并强调继续大力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这是党的建设之魂，是对我们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执政以来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的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加强自身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针，标志着党在自身建设中理论与实践的与时俱进。     

人才价值理论研究的主要成就及展望

人才学诞生30年来，人才价值理论主要基于唯物史观、哲学价值论、劳动价值论、人力资本论等维度，在人才作用、人才功能和物化价值、人才效用价值、人才资本价值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由于人才学学科定位不清晰、借鉴相关学科研究成果中的实用主义和忽视前提性问题研究，人才价值理论尚未成为真正人才学意义上的基础理论。进一步明确和坚守人才学视野、澄清人才价值的问题域、着眼于国家人才战略和不同领域实践活动的客观需要，把握人才价值“真问题”，是未来深化和推进人才价值理论研究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政府理论话语创新的历史向度——兼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

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行政学学科在中国大地恢复发展以来，中国特色政府理论话语建构取得了丰硕成果。检视既有的话语，学者更多的是揭示当下、规划未来，存在对历史向度重视不够的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府理论话语创新进入关键时期，迫切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独立自主和反思批判，在历史向度下对政府的基础理论、问题和概念进行解构与重构。历史地看，当前的政府理论话语创新首先需要科学认识“两个政府”的历史生成问题，防范西方现代性政府理论话语中蕴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带来的危害，进而在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五千年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史的意义上规划好“以中国为中心”的政府理论话语创新路径。     

官僚制批判研究的新视角——一个文献述评

官僚制批判研究的视角并不统一，根据学科发展的前沿成果来回顾这一公共行政的核心问题，旨在厘清混沌、深化对基本概念的认识。学科式类型化能够凸显表象背后的理论价值，就对理想型官僚体制的批评和反思而言，后现代哲学、政策分析以及公共管理学等视角是公共行政学演进的最新成果。每一个学科视角在研究路径、兴趣焦点、学术事件、核心思想与学术贡献等方面存有各自的回答，尤其是多元的研究方法，即解构哲学、角色互动理论和新管理主义，使得对同一议题的争论呈现不同特色。基于学科最新知识的批判性研究，在不断修正理性官僚制局限的基础上，深化了社会科学对基本组织现象的理解和解释能力，为体察和审视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基本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结构。     

当代西方发展理论论析

当代西方发展理论在其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中，大致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5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70年代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80年代的“新发展观”、90年代的“明冲突论”等理论形态的更迭；此外，旨在对现代化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纠偏”、“颠覆”与“解构”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以其鲜明的特征为发展理论带来新的景观。这些学说或理论具有鲜明的“问题学”特征，拓展了发展问题的界域，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当代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是这一发展进程在理论上曲折的反映；然而，它们在发展观上所达到的科学程度是有限的，其走入误区的症结就在于：研究视角的单一与框架的狭窄、研究方法的形而上学特征以及学院式研究成果缺乏转化为实践的能力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三次“伟大革命”理论，是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的报告中提出的。第一次伟大革命是辛亥革命；第二次伟大革命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第三次伟大革命是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新的“伟大革命”。以往，我国学界注重讨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寻唯物史观的理论根据。现在，我们上溯到鸦片战争时期，从历史的宏阔视野，继续探讨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对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科学环的断裂:科社与国际共运学科的理论建构与理论检验

科社与国际共运学科的研究拓展必须以建构和检验科社与国际共运学科的理论为目的,而建构和检验科社与国际共运学科的理论体系也必须以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为基础和前提,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环。如果在学科研究拓展的过程中不以建构和检验本学科的理论体系为出发点或目的,或在建构和检验本学科理论之时不以生动的现实为原材料,必然出现科学环的断裂,压缩科社与国际共运学科的生存空间,加剧学科的生存危机。     

“以人为本”是基础教育发展之魂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再次重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这就为我们正确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积极推动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正确理解和把握“以人为本”理念的科学内容，是当前基础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共同责任。     

“县”为单元的中层理论政策实施及分析框架

构建政策实施的中层理论，对深入理解和阐释我国政治过程的内在机制有重要意义，而中层理论建构的切入点之一是分析单元的恰当选择。我国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对县域的聚焦，为“县”作为分析单元提供了可能性，但其在研究中尚处于典型而模糊的状态。反思既有研究可以发现：在政策执行研究中，需转换定位将县作为“独特整体”，而非地方/基层的典型代表；在政策试验研究中，则需从“局部试验”的思路转换为“单元试验”，把握县作为“试验单元”的价值。研究提炼了“县级独特性”和“县域整体性”两个核心维度，搭建了“县”为单元的政策实施分析框架，为新时代县域政策实施分析的推进提供了新视角与方法论参考，同时对整合经验发现以构建县为单元的中层理论、理解我国政策实施、解读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关联具有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内涵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必须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内涵，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前者是一种现实的追求，后者是一种理论的升华。     

工作时间如何影响青年志愿服务的参与

志愿服务正逐渐成为中国青年参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青年群体处于职业发展起步阶段，工作状况是影响其志愿服务参与的重要因素，在其具体的作用机制上存在“时间约束理论”和“社会整合理论”之争。通过对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工作时间与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率和参与深度均呈倒“U”型曲线关系；工作时间较为灵活的青年更乐于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也倾向于贡献更多的服务时间。研究结论为社会整合理论提供了中国情境下的经验证据，也为解决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的短暂性与不稳定性等现实问题提供政策启示。     

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是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孰优孰劣?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协调发展道路,成为必须和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