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与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再思考

话语权是各大国博弈的重要方面,话语权决定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影响力和感召力。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并没有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中国国际贡献的增加同步,还存在一些短板。近年来,基于中国本身以及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中国从多个角度提升国际话语权。在外交领域,中国外交不断提出新理念,完善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中国外交理论;加大主场外交、元首外交、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力度,以国际制度建设为着力点努力塑造外交新格局,提升国际话语权。未来,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文化理念和传统思想的宣传,处理好制度改革与制度增量的关系,加强中国在地区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提高话语能力,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能够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贡献等相匹配。     

中国国际话语权:演进逻辑、构建维度与现实挑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既迎来了自身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机遇,又面临西方话语霸权、西方话语陷阱以及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严峻挑战。中国必须在继承自身国际话语权演进逻辑的基础上,依据不断提升的实力,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兼顾全人类共同利益,从制度性、道义性和科技性三个维度构建国际话语权,积极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努力提升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能力,与国际社会共同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当代中国国际责任的建构：基于内在动力和外在期待互动的视角

中国国际责任的建构过程是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内生因素主要是指中国自身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和义务;外生因素则是来自国际社会的期望和诉求.借鉴弗里德曼心理学比较的动态坐标系统我们可以发现,当国际社会还没有对中国明确提出负国际责任的要求时,中国就要“纵比”,即与自己国家相比,中国要根据自身实力的发展逐步在国际上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而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所建构的中国国际责任超出我们所能承受的实力范围时,中国就会“横比”,即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已经承担了相当一部分的国际责任,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本文将中国国际责任的建构过程分为三个时期来具体阐述内外因素是如何互动的,即内在主导期、内外均衡期和内外协调期.事实表明,只有外生期待和中国自身能力相匹配时,中国国际责任才能形成一种良性的动态互动过程.中国国际责任的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相互配合、互相促进、内外互动、协调发展才是一种积极和谐的互动状态.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国际传播障碍性因素

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越来越高,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国际化势在必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国际传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进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国际传播的必要性和主要障碍性因素进行分析,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国际传播中必须把握的几个关键点。     

国内经济与国际政治——基于中国经济转型对国际权力结构变迁影响的研究

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是呈现交互性影响的两个领域。既往研究较为关注国际经济对国内政治的作用,但忽视了国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本文借助国内经济—国际政治的分析框架,形成"再次颠倒的第二意象"模式,探讨经济转型对国际权力结构变迁的作用。研究表明,历经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实践,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综合国力差距甚远,国际权力结构仍然呈现出西强我弱的态势。中国正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目前还不具备改变国际权力结构的实力。     

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的机遇、困境及策略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建设是向世界阐述中国道路的必然要求,是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向外部展示真实、立体和全面中国的内在需要。当前,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建设面临着机遇：理论维度,真理性和道义性的统一增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主动;实践维度,实力增长和世界贡献相呼应提升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底气。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意涵彰显存在现实困境：协同发声不足以至话语聚合力分化;学理阐释滞后以至话语说服力弱化;呈现方式单调以至话语感召力钝化;信息技术劣势以至话语辐射力窄化。为此,需要从话语底气、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形式及话语传播等方面综合施策,统筹推进,探索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的实践路径。     

中央研究院与民国时期国际学术交流机制的初创

国立中央研究院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涵盖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领域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关。通过设立国际出版品交换处,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以及对外国人在华从事的学术研究活动进行较为有效的监控,以中央研究院为主体的近代中国的学术研究事业开始逐步与国际接轨。在此过程中,中国学术界拓展了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和交流,学术研究实力和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得以增强。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以霸权稳定论为视角

由中国主倡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二战结束以来在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之外另行创立的国家间金融机构,从霸权稳定论的观点来看,这是对美国霸权体系的突破。但以此来判定国际体系发生转换是错误的,因为美国的实力仅仅是相对下降,国际政治权力格局的变化仅仅是体系内的量变;且旧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并未坍塌,亚投行尚难以与之比肩。不能否认,亚投行对旧有的金融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这是美、日阻挠、拒绝亚投行的原因。但以此认定国际关系将进入争霸性的冲突时期是不对的,因为目前亚投行与现有的多边金融机构的合作性大于竞争性,中国也并未将自己定位于秩序挑战国的地位。     

国际货币替代的“倾覆效应”:理论与历史考察

国际货币替代具有"倾覆效应":成功实现货币替代,需要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长期积累过程。历史考察显示,美元替代英镑如此。欧元要成功替代美元,也需经历长期过程。基于历史惯性和美元当前的实力,国际货币体系短期内不会发生倾覆效应,但美元霸权地位将受到严重挑战。人民币从区域化到国际化,再到成为关键货币,成功实现二次"国际货币替代",中国任重道远。     

三个“面向”与六个“维度”：迈向新时期的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虽然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经过十年紧锣密鼓的布局与推进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中国仍未完全获得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也未及时有效回应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历史定位而将面临的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位移和全球传播生态的变革。在廓清跨文化传播能力及国际传播能力历史渊源和厘清中国所面临的国情和世情的基础上,本文从锻造国际传播“大-小”双系统、铸就国际传播“软-硬”双实力、融合国际传播“内-外”双能力三个面向及六个维度深度重构了国际传播能力这一概念,并藉此尝试提出了中国国际传播的结构化转向、多元化思维、全球化思考和市场化思路转型路径,有利于国际舆论主导权的转向和国际传播效果的提升。     

物质实力和身份认定视角下当前中国的大国定位

物质实力和身份认定是大国定位的主要标准,也是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中的大国,中国的大国定位关乎中国和平崛起伟业。根据物质实力标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不足以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根据身份认定标准,其他者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但将中国崛起误认为是威胁。为此中国自我认定为负责任的大国,并将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应外界的认知误解与偏差。     

中国的国际能源安全风险及其化解北大核心CSSCI

未来十年将是中国国家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将进一步扩大。但同时也要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对能源的需求量也急剧增加,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使中国面临的国际能源安全风险问题持续凸显。通过分析中国目前面临的能源安全困境,本文认为中国面临的国际能源安全风险主要来自能源供给、能源运输和能源价格这几个方面,并分析解决这些问题的应对措施。     

中国如何向世界说明自己--在国际传播中要确立什么意识

随着国际地位上升，中国政府强烈意识到提升国家形象的迫切性。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加强本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从硬件看，中国传媒的规模和实力已得到了充分保证，但声音说出去之后，还要别人听得进，这就需要建立长期的外在公信力。     

论提高国际竞争力建设纺织强国的有效途径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剖析当前世界纺织工业发展的新特点以及纺织品市场竞 争的新趋势,并根据我国纺织工业的现有实力与差距,探索在21世纪提高中国纺织业国际竞 争力以及建设纺织强国的有效途径。     

中国与印度经济实力比较分析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两国的综合国力的未来走向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中最为重要的构成因素,本文的第一个部分从增加值、资本的形成以及经济结构三个方面比较了中国和印度的实力,并得出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明显超过印度的结论;第二个部分从投资、国际化、工业发展速度、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口与劳动力结构和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和印度经济实力拉大的原因;第三个部分是对中国和印度经济实力发展前景的展望。     

机遇与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认知状况的多维审视

特定时空环境下诸多因素和机制的混合交织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内的中国理念国际认知状况的复杂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该理念在时空维度契合了全球化趋势,但逆全球化运动使其遭到了排斥;在主体维度,理念契合了寻求加强和改革全球治理、改善自身发展环境的全球南方的普遍诉求,而试图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霸权国家对中国理念持敌视态度;在利益维度,全球性问题与风险虽然建构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共识基础,但国家间的利益分歧和冲突始终是影响中国理念国际认知的负面因素;在文化维度,理念凭借开放性、包容性特质具备被其他文明理解的可能,但地方性文明对普世价值的抗拒心理以及多元文化差异阻隔了理念认同的形成与内化;在传播维度,多元传播机制成为促成和提升中国理念国际认同的重要武器,但国际话语权的“西强东弱”成为影响传播效能的短期“天堑”。鉴于此,中国需要全面审视和理性应对中国理念及其国际传播与认同建构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使“认同”真正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性力量。     

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国家利益认知与战略选择北大核心

日益明显的气候变化趋势及其不断凸现的负面影响,使国际气候合作成为目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国际关系问题。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壮大、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在国际气候合作领域如何权衡全球利益和国家利益,如何通过综合考量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并做出理性选择,成为关乎国际、国内两个发展大局的重要课题。中国基于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在国家主权、经济效益、国家软权力等国家利益认知方面发生了重要转变,未来我国应在新的国际气候规范的框架内完善国内法律制度,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和低碳发展,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参与和引领国际气候合作与气候治理的能力。     

传播力与国家文化形象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连续30年快速增长，社会经济总体实力大幅提升，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跃居世界贸易大国的前列，并开始对国际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达13．8％．位于美国之后的世界排名第二。这也使中国的国际威望、国际影响力、区域问题解决能力等等持续走强，国际地位处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的最高阶段。     

台湾学者笔下的历史——中国人首度参赛国际奥运

中国人第一次派遣大规模代表团参赛的世界运动会是1936年的柏林奥运。这是希特勒登上总理大位的第三年,为了证明他的强国理论以及日耳曼种族优越的玄学,柏林奥运的规模超过以往各届的世界运动会,无论排场和宣传都气势惊人,犹如希特勒向其国际的竞争者挥舞着新德国的旗帜。至于中国,一方面基于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与德国关系良好,另一方面自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尽管内忧外患纷扰不断,但总的来说,京、沪、杭区域经济发展迅速,民族工业稳定成长,军事力量也有相当进步,比起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乱局,实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国内体育实力…     

印尼国家电力公司寻求与实力较强私企承包商合作

印尼《国际日报》2月4日讯，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总裁余世甘（Dahlan lskan）3日表示，PLN要在5年建设共达3000万千瓦电力工程（即每年增加500万千瓦电力供应），但PLN仅能承建大约一半的工程，因此希望寻求与有实力的私营企业合作，由后者承担另外1500万千瓦电力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