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处罚法定原则

行政处罚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职权和方式,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行政主体有效地实施行政管理。而行政处罚是典型的侵益性行政行为,具有限制或剥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及利益的内在特征。正是行政处罚的双重性决定了在行政处罚领域中坚持依法行政就必须严格遵循处罚法定原则。     

浅析“不履行法定职责”

理清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含义、表现形式、职责的来源及其与行政不作为的区别，对规范行政主体的行为，促使行政主体正确、全面履行其法定职责，进一步明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诚实信用原则与税法

诚实信用原则引入税法不仅十分必要 ,而且符合法理。诚实信用原则是对税收法定原则的有益而又必要的补充 ,但不能取代税收法定原则 ,二者间的冲突也需要予以协调。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为纳税人设置了诚信义务 ,更重要的是为作为征税人的政府设置了诚信义务。     

法定机构制度——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趋势

新公共管理的发展促进了法定机构的兴起,政府对公共部门进行改革,实行公共企业民营化,以市场机制取代行政管制,而采用法定机构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改革的另一种方式。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目标模式应该是:事业单位依法设立并独立运作,政府相关部门行政首长依法对所属领域事业单位进行有效监管并承担政治责任,事业单位自主运作的权力与政府监管的权力应保持平衡。     

宪政维度中的刑讯逼供与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根本原则之一,而刑讯逼供在我国是一个在司法中久禁不止,且甚为普遍的现象.刑讯逼供罪具有独特的多重当事人结构,与宪政视野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契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设置源于宪政意义上的限制权力、保障人权的考虑.     

论英美法系上的罪刑法定原则

在我国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之后,对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尤其是犯罪人的人权的观念得到了充分的弘扬。但是,罪刑法定原则本质上就是依法办事,而依法办事的难点在于如何操作。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陪审团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可以看出英美法系的罪刑法定原则本质上就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来保证对刑法的理解只能以老百姓的理性和良心为标准。借鉴英美法系的这一精神及其具体制度有利于真正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     

从税收法定主义谈我国税收法制的完善

现代社会,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已逐渐作为一条重要的宪法或税收基本法的原则而被各国所接受或采纳。本文阐述了该原则的具体内容。以该原则为对照,我国现行税收法制中存在着税收法定主义未入宪;税收行政法规、规章比例过大;立法粗疏,兜底条款偏多等不足之处,且税收执法中追溯执行较为普遍。这均与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构想不符。文章针对性地提出了现阶段确立我国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构想。     

事业单位改革要求加快推进人员编制管理改革

编制管理属于行政管理范畴,指对一切法定社会组织,主要是社会公共部门内部的职能配置、机构设置、组织形式及工作人员的数量、结构等方面进行的管理。编制管理是一种计划配置公共机构与人力资源的行政手段,目的在于防止机构无序膨胀,人员无限增加,以精简、科学、合理的原则配置职能、设置机构和配备人员。在编制管理中,通常按公共部门的不同性质又分为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事业单位属于事业编制序列。     

论我国确定征收补偿标准应考虑的要素

房地作为稀缺资源,免于征收是不可能的,但在复杂、多层次的救济标准中应有所协调.可以从确定征收补偿标准的原则、法定补偿范围、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进行考量,以符合社会公平负担原则.     

行政委托的依法行政标准及立法建议

行政委托作为一种行政行为方式 ,将会被愈来愈多的地方政府采用。行政委托的依法行政标准 :一是行政委托权限必须属于行政机关法定的权限范围 ;二是行政委托必须符合法定的行政管理目的 ;三是行政委托必须符合正当程序原则。行政委托立法建议 :一是明确行政委托的法律依据 ;二是明确行政委托的程序和内容 ;三是明确监督行政机关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审查职责 ,强化委托行政机关对行政委托协议的监督执行。     

对法定犯若干问题的探讨

法定犯是相对自然犯而言，为传统分类标准之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定犯的数量已远远超过自然犯。因此，有必要对法定犯的概念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我国法定犯的立法模式、范围限定、处罚原则等问题。     

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思想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在于保障人权,适用准则是禁止类推,它与“人治”根本相分离。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罪刑法定具有本质上的异质性,我国古代的罪刑法定只是一种思想,并没有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而且,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奉行专制体制和人治统治,罪刑法定原则欠缺生长的现实土壤,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思想不可能发展成为罪刑法定原则,也不可能成为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     

税收法定主义新论

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原则中的最高原则,是民主原则、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我国税法在实行税收法定主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应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定主义对我国税收立法的要求：从宪法的高度对税收的一些基本要求进行规定;制定一部税收基本法,将征税中的共同事项在同一部法律中加以规定;明确税收立法的分权范围和授权程序。     

我国合同法定形式规则的检讨和完善

以内容为视角,我国合同法定形式规则呈现出以下特征：在适用范围上,覆盖面过广,变相形式强制现象严重;在法定形式种类上,书面形式占据主导地位;在履行治愈规则上,采用一般治愈模式;在后果排除规则上,鲜有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与此相对应,应采取三项完善措施：一是缩小要式合同之范围;二是扩大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适用;三是提高适格履行治愈行为的标准。我国法定形式规则的完善应当在形式自由和实质正义间寻找平衡。     

论行政调查取证行为之合法性控制——兼评上海市闵行区的所谓“钓鱼执法”案件

行政调查取证行为须受职权法定原则与比例原则之拘束。在行政复议与行政审判过程中,复议机关与人民法院可以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证据自由心证规则对行政机关所收集的证据进行合法性审查与证明效力判断,以保证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为杜绝诱导型调查行为的泛滥,我国可以通过行政程序制度、行政证据制度与政府财政制度的相关改革,构建遏制行政调查权力滥用的行政法制度。     

罪刑法定原则之程序法意义探析

关于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之"法"的界定,理论上有实体专属和包含程序的两种争议。立足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的宏观机能,程序法定、程序权利是其机能实现的基本路径和重要内容;立足于该原则作为定罪处刑依据的微观作用,无论是事实根据还是法律层面,刑事程序法都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必然涵盖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积极层面的罪刑法定原则并不意味所有刑事实体法规定是犯罪行为的都应当定罪处刑,刑事程序法恰恰具有"出罪"功能,刑事不诉、刑事和解具备刑事实体法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人民警察“见危应救”浅探

我国人民警察的“见危应救”是指人民警察基于其法定职责和义务对人身、财产处于危险或灾难的公民应当立即给予拯救和援助。“见危应救”是《人民警察法》规定的人民警察应履行的法定义务之一。“见危应救”的警察主体范围是所有在职在编的人民警察,“见危应救”的时限要求民警迅速前往救助。同时人民警察还应不断提高服务助民的技能。人民警察“见危不救”应承刑事、行政和赔偿费用的法律责任。不属于人民警察危难救助义务范围事项等情形的,人民警察不要承担法律责任。警察“见危应救”与公民“见危应救”不同。     

“经济案件侦查”概念探究

经济案件侦查是经济案件侦查学的一个基本概念 ,其概念包括五个方向的具体内容。本人不同意“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的提法 ,其根据是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 ,及罪刑法定、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等原则。经济案件侦查的提法是指所有触犯刑律案件侦查活动的一部分 ,而就经济案件而言 ,又可分为 :经济纠纷案件、经济行政违法案件和经济犯罪案件三种。     

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及面临的挑战

罪刑法定原则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决定性原则,也是刑事司法的指导性原则;应当将罪刑法定原则宪法化,以充分实现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除了传统的几方面之外,还包括罪刑规范的明确性、具体性、正当性、合理性、相对稳定性;目前罪刑法定原则在发展中存在着犯罪化和非罪化的严重;中突、重刑化和轻刑化的明显冲突、相对负刑事责任范围的特定与否的冲突、刑法的主动性和及时性调整与部门法滞后性和排他性调整的冲突、不利于被告的扩大化解释与保障人权的冲突等。     

论罪刑法定和刑罚个别化

罪刑法定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是现代刑法两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遵循的是严格规则主义,而刑罚个别化原则则要求司法的自由裁量权,两大原则本质上是相互对立的。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两大原则逐渐走向折衷调和的趋势,主要表现在罪刑法定原则吸收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合理因素,由绝对走向相对,而刑罚个别化原则是在罪刑法定框架内的自由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