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十八大以来我国地方治理创新的审视与展望

我国地方治理创新具有工具性与价值性双重意义。对十八大以来地方治理的解读需要在"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下进行。基于"价值—过程—特性"的三维分析框架,对十八大以来的地方治理创新进行宏观审视与系统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地方治理创新实现了从"生产力政治"到"民生政治"的价值重构,实现了从"政策模仿"到"制度创新"的过程转换,实现了从"制度锁定"到"体制跃迁"的特性建构。未来的地方治理创新会继续沿着民主化、法治化与科学化轨迹前进。     

地方党组织全面引领治理现象的发生机制——以S市动拆迁实践为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从公共政策层面看,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既表现在宏观的政策决策上,如制定方针路线;也可体现在中微观的政策执行中,如全面引领治理过程。在制定方针路线与全面引领治理之间的行为选择中,地方党组织采取后一种行为方式的发生机制是什么?除受党的先进性、上级要求等因素影响外,通过对地方动迁政策实践的个案研究发现,由于复杂政策的"网络性"要求有效的协调制度,制度建构和运作需投入大量资源,而市场或行政机制下的执行方式存在资源投入不足和协调制度匮乏,导致地方治理陷入集体行动困境,进而催生地方党组织全面引领地方治理。基于党章党纪等初始制度,地方党组织得以动员大量资源,进而成功建构和运作内部协调制度和外部协调制度,并分别实现对政策执行主体、主客体之间和客体内部的关系协调,推动了地方善治。     

超越政策动员:"合作治理"何以有效回应竞争性制度逻辑——基于X县流域治理的案例研究

政策执行是国家治理中纵向、横向政府间关系的交汇点,受到参与其间的多元主体和卷入其中的各种资源的制约,如何在政策执行中有效动员与整合各种治理资源是一大难题.从中国地方政策执行实践来看,部门执行职责分工与整体协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张力,短期兴奋剂效应与常态治理模式存在明显罅隙,依赖行政权威的政策动员与竞争性制度逻辑不相适应.通过追踪X县流域治理行动,利用扎根理论构建"制度—行动者—机制—结果"的合作治理框架,可以揭示竞争性制度情景中,不同行动主体策略性互动产生政策动员的诱因,也可提出超越政策动员的整体性合作治理的要求.     

以机制打破机制：清单式治理的实现与优化路径

清单梳理与编制工作开展近二十年,中国正在形成以权力和责任清单为核心、以各类政务服务清单为精细化治理工具的清单式治理体系。就其“刀刃向内”的改革特征来说,清单式治理是一项周期长、体系复杂、需要各级政府不断协调配合的工作。在政府职责体系的优化过程中,如何有效发挥其制度性功能,是亟待解决的难题。基于政府过程理论视角提出的“结构—过程—机制”分析框架,通过将“机制”这一关键概念引入政府结构与运行过程的互动,能够从动力、规范和条件三个层面剖析清单工作执行中的梗阻。遵循“以机制打破机制”的逻辑,清单式治理的优化应当从基本原则和具体工作两方面展开,从而充分发挥这一体制机制创新在政府职责体系构建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述评

当前对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主要有三个进路,即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及具体治理机制视角。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下的有关研究通常具有静态性的特点,对央地间关系的考察也较为松散,在理论视角上缺乏本土特点而过于西化;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研究有乡村治理与城市治理两大类,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要比关于城市治理的研究更为丰富,在研究深度方面则均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压力型体制、项目制及运动式治理等具体治理机制能够部分地解释中国国家治理现实,对正式制度的补足性是其共同特点。发展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来解释中国的国家治理是未来可行的研究议题之一。     

公民资格的发展对治理的影响

市场、国家和社会构成当代资源分配与风险分担的三大治理机制,与这三个领域相对应的公民资格诸权利,与公共精神通过责任和信任编织的社会资本网络一起,发挥着塑造治理模式的作用。公民资格作为国家与其个人成员之间的制度联结和价值纽带,将参与内化为其必要机制,引导公民围绕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所采取集体行动。公民资格的发展使不同领域行为网络之间在资源分配和风险抵御过程中的功能互补,并按照社会情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着公共治理的方向、手段和制度安排。     

多层次治理中的中国国家治理理论

国家治理处于多层次治理的核心地带。多层次治理涉及全球或超国家、地区、国家和地方的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和不同功能的治理。本研究旨在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治理是什么?谁来治理?如何治理?本文在区分多层次治理四种治理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了"目标-主体-行为"的国家治理理论的整体性分析框架,分别从战略目标、治理主体和行为策略三个维度,回答以上研究问题,剖析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内涵。在多层次治理的大格局下,系统探讨中国如何实现国家治理转型的理论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技术赋权适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演展与实践进路

技术赋权在适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解构为价值导向、开发路径以及应用限度三重维度下的技术赋权,为技术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重塑了一种最佳状态。选取价值、制度和绩效的视角来看,技术赋权不仅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诉求,为制度变革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而且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绩效。在具体的实践进路中,从有效的国家治理的逻辑出发,技术赋权从权力、行动、空间三个层面构建起了技术治理与国家治理有效融合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融合执行力与适应性：基层治理的制度优势分析

基层是国家制度传导的神经末梢,其治理效能的有效发挥是制度优势最直接的体现。新时代十年来,我国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信息公开、垃圾分类等基层治理中的制度优势彰显不足。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是国家治理的应然逻辑,转化过程中的动态机制、信任关系都会影响到制度执行的效果。单纯以制度执行力评判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略显偏颇,制度之所以具备优势,在于其能体现公平正义、呼应人之需求。而不同人的利益追求、目标取向、认知结构均不相同,这导致基层治理中制度出现适应性问题。经由理论层面的合理补充与实然层面的动态修复,融合执行力与适应性,有望打通制度优势、运行机制、信任支撑、治理效能的闭合回路,从而加快制度优势向基层传导,并反向以基层治理效能倒逼各类制度优化完善。     

程序之治: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特质与行为样式

就微观行为层面而言,现代国家治理是一种程序化治理样式,是依据程序对各治理主体的行为程式和贯序予以严格规范。历史地来看,现代国家治理之所以成其为程序化治理、从而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就在于它以控制权力为核心价值,以程序本位为存在样态,以明确稳定为形式特征。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治理程序具有控权、调和、商谈三个方面的功能,为国家治理行为的规范运行构筑了控制轨道。要实现程序之治,治理程序本身必须具有正当性,必须具有合规律性、合规范性、合人道性。具备形式正当与实体正当统一性的治理程序,通过信息引导机制、价值理解机制、理性选择机制发挥其功能,从而在行为层面塑造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品质。     

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当前,"治理"这个词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维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中的核心范畴;所谓"治理体系",是指国家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进行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它是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由政府主导、公民参与、社会协同的良性互动过程,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包括保障公民权利、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执政能力这三个最重要的治理系统,本文只阐述政府公共行为系统;所谓"制度现代化",就是一个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其制度文明的萌生、成长和成熟的现代化过程。     

制度激励与积极性治理体制建构——以河长制为例

全面推进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的河流治理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推进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实证案例调研,认为河长制通过契约治理机制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制度化分配,依托组织结构框架,将党政体制嵌入到河长制的组织设计,通过激励问责机制,实现治理责任和治理效率的诱因倒逼。河长制的治理逻辑可以概括为通过流域公共治理权责的制度化配置,调动多层级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形成高层党政部门立治、具体职能部门施治、基层群众和社会力量参治的制度化激励。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河长制把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制度的组织优势开发出来,建构出用国家制度激励各方的积极性治理体制,这就超越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存在的“压力型体制”理论惯性思维。     

以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制度建设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当前制度建设尚存在制度现代化水平不高、制度执行力不强、制度建设中公民参与程度不够等诸多问题。要不断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从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执行力建设、加强制度执行主体的能力建设、激发多元主体参与制度建设等方面下功夫。     

党建引领与治理体系建设: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的实践走向

新时期,我国城乡社区治理面临利益主体多样化、风险集聚化、社区异质化等多重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上升为党中央执政战略,提出了人民中心、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社会协同、基层群众自治、治理机制创新等新要求,实践层面更加突出党建引领下的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要着重处理好"一个核心、两化关系、三层联动"三个关键议题,即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处理好社区治理政治化与社会化关系,建构好宏观层面价值整合、中层法律制度与机构平台整合、基层达成积极的微观行动机制。     

产权残缺、土地分置与农村治理模式——一个解释当前中国农村治理效应的理论框架

农村民主自治成功与否将对我国社会民主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农村自治中各种力量的博弈使其形成四种不同的治理模式,现实中农村治理失效问题（“两委冲突”和“监管失位”）存在于不同的治理模式之中,但其根源并不在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本身,而是源于土地利益。不同的土地分置方式意味着利益的不同分配,作为利益相关者的上级政府的介入,导致农村原有治理模式的改变和治理结构的失衡。政府的合法介入又源于农村土地的“产权残缺”。因此认清农村土地“产权残缺”问题并在法律和政治框架下进行解决,实行土地有效分置才是根本。最后给出三个粤东农村土地分置和治理模式的案例分析,对结论有一定支撑作用。     

区域城市一体化的政区逻辑:政区治理化与治理政区化

区域城市一体化是区域发展体现国家战略的重要路径,而实现这一路径的核心难题则是推进区域城市的一体化治理。尽管传统的单一区划调整由于其诸多制度弊端受到学界的强烈批判,并生发出诸多以不动区划的区域治理理论予以解释并应用,但行政区划调整在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中仍有其制度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在传统区划调整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两方面的转变,一方面是从制度供给角度进行政区政策工具的扩展化改造,另一方面是在制度需求角度将区域一体化对政区的空间逻辑需求叠加上政治逻辑需求。由此,区域城市一体化中的政区治理化和治理政区化构成了弥合行政区划在理论上失灵和实践中管用这一张力的解释路径,也同时为区域城市一体化的现实治理提供一个独特的政策路径。     

Review of Logic of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in China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to study the logic of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s for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ssword”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promotion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ructure-function, governance processes and organizational system, the paper reviews the behavioral logic of local government over the past decade. It concludes that institution is a core element which affects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research transforms from the determinism which formal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plays a decisive role over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mutual construc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s, local governments and local social institution, from normative research to empirical research, from a macro-level to meso-level, from organization to organization field. In the future, empirical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are recommended, focusing on the process of generating, strengthening, weakening or re-institutionalizing in inter-governmental or organizational interaction, for more exploration into the general logic of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当前全球治理与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

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深受影响,大国围绕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竞争日益激烈,全球治理面临治理困境甚至治理失败。全球治理话语权既体现为参与治理的权利,也体现为贯穿治理过程的权力,具体化为治理主题、治理议程、治理平台、治理制度和治理人才等多个方面,反映治理理念之争、话语之争与制度之争。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努力创建新机制和新规则,推动现有国际制度改革,提出中国倡议和方案,分享中国治理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人才竞争。未来中国需继续加强外交能力,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挖掘和凝练全球治理理念,完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加强全球治理制度能力建设,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培育和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治理人才培养和储备,以真正成为全球治理强国。     

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跨域生态环境问题通常发生在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兼具了一般环境问题的共性特征,同时表现出自身的独特性,致使传统的属地管理模式效率较低,亟须寻求新的治理方式。协同治理作为新兴的治理模式,契合了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的要求,能够发挥协调各方、平衡价值的功能,有助于促进利益相关者的共同理解和内部合法性。因此,将协同治理嵌入跨域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过程,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为促成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需要就理念、法律、组织和制度等路径进行探索。     

西欧中世纪城市自治的制度分析

目前国内外关于城市自治的制度的研究多偏向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二元对立,本文借鉴历史新制度主义的诸多概念与理论,试图加深对西欧中世纪城市制度的起源与演化的研究。在城市起源问题上,本文努力将城市自治制度起源与城市起源两者区分开来,从制度分析中的结构与行动者两方面探寻西欧中世纪城市自治制度的生成：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城市与地方自治制度作为重要的制度遗产,加上封建时代的权力分散结构为城市自治制度的诉求提供了结构性优势。而城市商人主导的市民阶层在行动中充分利用这些有利优势,在与领主的博弈中不断斗争,最终达成妥协,形成了以城市特许状为核心制度架构的城市自治制度体系。而在城市自治实施过程中,随着城市内外权力结构变化,国王与领主的权力逐步通过新的方式渗透到城市治理结构当中去,社会分层导致城市权贵主导的大家族或行会逐步垄断经济与政治管理权力,主导城市自治并逐步形成封闭的寡头统治,以至于触发后来连绵不断的城市底层市民的暴动。这样的自治蜕变犹如政体腐化一样,也呈现出别样的趋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