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视阈中的基层党建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努力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的覆盖面,建立城乡一体的党员动态管理机制,改进领导方式等新的要求。与此相比,基层党的建设还存在着思想观念滞后、作用发挥难、组织资源分散化碎片化、权力过分集中等方面的问题。适应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基层党的建设必须打破原有的条块分割的“单位党建”模式,不断推进区域化党建,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辖区党组织领导属地化,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创新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形式,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与对策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用词转换,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标志着执政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变化。但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传统社会管理格局所形成的治理困境继续阻碍着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因此,需要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完善社会治理的法律体系建设,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依法治理。     

城市基层社区协同治理创新及其实践探索--以厦门市基层社区治理情况为例

当前,基层协同治理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通过实证调研发现,厦门市基层社区协同治理主体资源和权力维度不同,导致社区治理利益共同体的建构仍面临一些挑战,社区治理的方式实际利用情况不甚乐观。然而,美丽厦门共同缔造基层社区对于协同治理的精神文化培育非常重视,这为厦门市基层社区治理制度化、信息化和创新化,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源。     

协同治理: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传统单一、封闭的社会治理体制弊端日显,已无法破解基层社会治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探索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商沟通、依法治理、多措并举的协同治理体制就成为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有效治理视域下乡村治理体系建构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际,以社会的系统论视角,把握乡村治理体系。透过社会问题,建构乡村治理体系要处理好社会与个体、社会与政治、经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乡村治理主体、内容、保障,建构协同的乡村治理的逻辑基点,建构动态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建构"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实践模式。     

党建引领村庄治理有效：科学内涵、度量尺度与实践进路

当代中国村庄治理有效是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基础性工程。实现村庄经济社会内涵式发展是村庄治理有效的最终旨归,其中蕴含着将目标愿景有效制定、实施进程有效推进、治理成果有效体现高度统一的多层次需求。衡量村庄治理的有效性,需要将政治认同、持续增收、精神充盈和清新自然的预期目标摆在突出位置。新时代推进村庄治理有效必须一以贯之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以增强村级党组织组织力、锻造经济发展本领、提振主体精神风貌、严把村庄生态关口为着力点,构成新时代提升村庄治理有效性的有力抓手。     

多党合作助推基层治理的制度效能及其双重意义

多党合作与社会基层治理之间的彼此结合,既是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生命力的体现,也是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助推基层治理,是新时代多党合作制度创新的重要生长点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效途径。当前多党合作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中的模式探索已经发挥出积极的示范效应,对于促进执政党民主执政、民主党派履职能力提升和多党合作价值理念落地生根具有重要意义。     

基层党建从治理向元治理的功能提升及其机制协调

新时代基层社会整合、党的建设现代化、政府公共服务、基层社会稳定等时代需求,都呼唤党的基层组织不仅参与协商治理,而且成为基层社会元治理主体,在协商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当前基层党组织通过自身的开放式建设协调基层治理主体、规范治理内容、拓展治理途径、强化治理目标,已较好地发挥了治理和元治理功能,但还存在着党建目标不够聚焦、组织体系碎片化、运行机制缺乏长效性、对技术赋能把握不够等问题,影响元治理机制的运行实效。提升基层党建治理功能,需要以元治理为目标实现基层党建的深刻转型,建设包容社会治理工作体系的基层党建工作体系,实现元治理与协商治理的机制性协调,依托技术治理途径助推现代化党建体系,以进一步实现基层党建从治理向元治理的功能提升。     

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社会治安关系到国家安危和社会稳定,而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是社会治安的基础。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关乎党的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需要设计完善的评估指标体系。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评估的层面应定位在社区治理;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要以中国特色治安治理理论为指导并贯彻党关于社区治理的政策要求;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指标体系由治安治理体系、治安治理过程和治安治理结果三个维度的指标构成。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有重要位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年来,党和国家对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重视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诸多成效。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就是不断提升党的领导力,强化现代科技支撑,强化"三治"相结合,跟进新时代发展步伐,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抓住基层治理的重点破解基层治理难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现象及对其探源

基层社会治理长期存在着象征体系和客观事实的背离现象,一方面中央不断强调居民自治和协商民主,另一方面各级城市和区街政府却在不断强化社区居委会的公共管理职能和专业服务体系。又加上居委会任务的群众性和多元性,使得居委会干部不得不偏离区街政府的规范化管理体系,发展人情机制、建构积极分子网络,通过特殊联带关系进行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问题背后反映出我国国家权威类型和治理体系停留在卡里斯玛类型和行政发包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问题需要国家权威类型和治理体系的法治化转变。     

地方政府视角中的基层治理

地方政府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国家通过地方政府实施基层治理。因为国家任务的差异,导致地方政府实施基层治理动力机制与行为方式的差异。从汲取角度来看,国家与农民关系可以分为从农村汲取资源、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向农村大规模输入资源三个时期。从农村汲取资源时期,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可谓“打成一片”;取消农业税后,地方政府与农民关系比较疏离;国家大规模向农村转移资源时期,出现了农民客体化的问题,当前时期基层治理中出现的虚功实做的形式主义,即与此密切相关。     

发展基层协商民主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是对选举民主的补充和完善。基层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形式。在当前社会阶层结构多元化、利益多元化和思想认识多元化的社会态势下,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对于达成共识,化解矛盾,形成合力,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开展基层民主协商,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整体性基层党建何以可能:空间治理的工作路径

城市基层党建存在社会参与不足、合作治理乏力的现实困境.基层党组织如何通过空间治理路径促进整体性党建发展,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当前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议题.通过构建"结构—过程—绩效"分析框架,从上海市J街道党建空间治理实践入手,探究空间治理实现整体性党建的实现机制.从而发现,党组织、政府组织和社会主体的多元行动...     

双重聚合：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协同的实现路径——基于50个基层治理创新案例的文本分析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实践中,多元主体协同经常存在动力不足、总体分散、局部协作的问题。通过把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多重动因与过程性特征,建立“动因推动-过程推进”分析框架,选取50个基层治理创新实践案例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战略要求、党建统领、需求驱动、问题推动、资源配备、权力配置是影响多元主体协同效能提升的主要因素。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表现为“双重聚合”：第一重聚合指战略要求、党建统领、需求驱动、问题推动下多元主体形成共同治理目标,实现“目标聚合”;第二重聚合指以资源配备、权力配置织成主体协同网,实现“主体聚合”。     

中国基层治理创新:宏观框架的考察与比较

随着“社会管理创新”主题的提出,中国社会管理的思路经历了新的发展与定型,原有的行政主导体制与“大维稳体制”面临困境,而强调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的导向逐步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在上世纪90年代民政部主推沈阳、江汉、上海、盐田四大基层治理模式之后,2011年出现了两种基层治理创新模式,即上级政府有意扶持与地方自我摸索的创新.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新主题下,中国县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有了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和更多的创新空间,运用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基层治理模式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尝试,甚而有成为创新主流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