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建构图式

关于政治合法性问题,不同学科对它的解释都代表着一种对建构政治合法性理论的研究图式.伦理学以道德理念为逻辑起点,形成政治对正义等基本价值的信仰,成为衡量现实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是否具有合法性的终极价值标准;合法性在法学中保留有"与法律一致"的涵义,因而法律实证主义将合法归结为合乎法律;社会学家认为,在符合一定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或依据于被统治者是否相信或赞同某种统治,来确认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论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及其当代认同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理念上的合法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来源之一.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统治的合法性理念支持,但他们创造的以"天命"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固有的缺陷无法真正保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使其难免改朝换代的命运.当代中国,在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构建和宣传方面也曾出现过误区,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理念基础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就是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认同.     

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看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型.这对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合法性模式和以经济绩效为主的合法性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的政治合法性面临着不可忽视的潜在危机.如何加强政治合法性建设成为新时期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认为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所主导的合法性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我们应当通过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以公众认同的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从而建立理性和稳固的政治合法性.     

论政治合法性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政治合法性是政府基于民众认可的原则的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和正当性,政府不断主导和创新社会共同政治价值和理念原则以保持和巩固合法性,党在新时代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共同政治价值和理念原则的直接体现.因此从政治合法性的视角来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巩固政治合法性有着重大的意义,二者相互作用.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君权合法性研究

政治合法性概念虽然来源于西方,但它是对政治生活普遍性的抽象与概括。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关于合法性的论述。君主在中国漫长的帝制时期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分析和阐释君权合法性是理解中国帝制时期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视角。君权合法性包含了君主政体合法性与君主合法性两个层次。在讨论君主政体合法性时,先秦儒家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原则;在讨论君主合法性时,从君主产生的必要性出发,儒、墨、法都进行了清晰而独特的论证。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重塑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具有动态性、发展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政治合法性不能一劳永逸地获得,必须不断累积、更新和重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合法性有着深厚的政治功绩基础、意识形态基础,政治制度基础、法理规范基础。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形势变化,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合法性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国共产党十八大肩负着重塑合法性的历史任务。十八大后应该着力从改善民生、政治体制改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反腐倡廉等途径入手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合法性。     

从韦伯的合法性理论看转型期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

西方近现代,特别是马克斯.韦伯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透过韦伯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将转型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是我们的重要选择。这对于丰富中国语境下政治合法性理论、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价值。     

以人为本:政治合法性的真正基石——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哲学意蕴

政治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以人为本是政治合法性的真正基石.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既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与构建

处于前民主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政治合法性危机突出表现在政治统治的效能性和正当性滞后于公民要求和时代发展,构建政治合法性成为政府在此阶段的重要任务。通过实证和规范分析,吸取整合相关理论,探讨了政治合法性构建的基本逻辑。     

延安时期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民众对执政党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认同.延安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法理、绩效、民主以及情感方面积累了重要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其对建国后在全国执政及进一步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政治参与、政治吸纳与政权合法性的相生机理——重读李普塞特的《政治人》

政治参与和政治吸纳是现代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政治活动方式。李普赛特在其名著《政治人》中系统探讨了政权合法性和民主政治存在的社会基础。重读《政治人》,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体悟政治参与、政治吸纳与政权合法性的相生机理:政治参与是政权合法性扎根社会土壤的种子,它有助于增加社会张力、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而政治吸纳则是政权合法性根深叶茂的养料,作为现代政府彰显民主诚意的标志,政治吸纳既是公民政治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也是政治系统汲取社会营养的触角。在政权体系的日常中,政治参与和政治吸纳的相生性,消解着社会矛盾和政治风险,维系着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从而增强公民对政权的政治认同,建构政权的合法性。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与马克思主义教育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理念上的合法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和来源之一。当代中国,在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构建和宣传方面曾出现过误区,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理念基础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的本质就是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认同。     

合法性问题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政治体系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大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这种危机如果不能加以消解而逐渐加剧,就会导致政治体系的崩溃。反之,若一政治体系在掌握政权之后能有效地取得和维系其合法性,则将大大有助于政府的运作和政局的稳定。因此,对政治合法性的内涵和成因进行研究,分析维护政治合法性的正确途径和方式,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现代化深度发展的当前中国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政府论》中探析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的建设

洛克在《政府论》中阐述了他的政治法律思想,描述了政府的起源、形式和目的。着重论述了洛克对国家及政府的政治权力规则的探讨,规定了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的根据是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并对政治权力作出了种种限制。笔者正是从《政府论》在论述政府的产生和运行的合法性中认识到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性,并由此也探讨一下我国政府合法性的现状以及如何加强合法性建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视阈下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构建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原有的优势的合法性资源面临新的挑战.为此,我们党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这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人为本与执政合法性

在现代政治社会中，稳定的政权必然具有执政的合法性。但是，必须看到，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任何政治体系都将程度不同地面临合法性危机问题。     

社会转型期我党政治合法性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政治合法性是现代政治体系存在与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从世界范围来看,处于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遭遇过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困扰。大量的事实证明,日益迅速发展的我国社会转型给我党的政治合法性带来史无前例的挑战,我党能否有效地回应这些严峻挑战,不仅关系到其执政地位的巩固与否,而且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在本世纪初,我们只有全面创建我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才能避免合法性危机在我国的发生。     

民主·权威·合法性民主·合法性·制度变迁——论小康社会下我国政府合法性的重构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其能否实现的重要保证。而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也取决于政治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在由传统社会向后传统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我国政府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危机。因此,必须设法考证新形势下我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并努力通过制度变迁来重构我国政府的合法性。     

复合现代性条件下的政治合法性建构:基于政治生态分析视域

政治生态分析视角主张将政治系统放置于外在情境和多元化条件中进行考察,从政治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出发,全面、系统地阐析情境变化对政治系统的影响以及政治系统的回应机制,强调场域性、包容性和动态性之间的协调统一。基于这一视角,可以看到在中国当前政治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多样的、多元的、弹性化指涉内涵的复合现代性,在这种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元素奇异结合的现代性情境中,诸如价值对立、认同消弭、利益多元以及行为失范等问题频现,从而对政治合法性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此,在建构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中,就既要从政治参与和政策绩效两方面着手,实现政治合法性在输入与输出过程中的系统建构,又要同时兼顾价值管理与制度型构,促进合法性在价值与制度两方面的相辅相成。     

发展中国家政治合法性问题研究

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时受到骚乱、暴力冲突和武装政变等非正常制度变迁的困扰,政治统治合法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研究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合法性危机的表现和成因,从政治文化、政治制度的变革入手,研究克服合法性危机的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