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比”的现实理解与动态改进

2020年5月25日,最高检工作报告中再次谈及案-件比这一检察工作质效评价指标。从微观上看,该项制度实行以来,各级检察机关的工作质效都有显著提高。从宏观上看,着力降低案-件比这一认识存在偏差,件的业务范围的设定科学性欠佳,会带来管理方式过度行政化的忧虑。因而有必要从实质上认知案-件比制度,将其性质由评价标准转变为评价因素,对其中的件的范围进行微调,使这项新制度更加完善。同时,检察机关自身业务方面也需要改进。     

构建“案-件比”案件质量评价体系的影响因素与突破进路

案-件比案件质量评价指标是我国检察机关应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是评价检察工作效率和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案-件比指标的构建受到司法理念、案件的实然状态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制约。未来,检察机关应当以提升能力建设为抓手,优化管理方式,控制办案时限,提升办案质效,全面推进司法公信力建设。     

捕诉一体优化案-件比的探索与完善——以重庆市检察机关司法实践为例

以案-件比为核心的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是司法责任制中的关键性举措,也是保障检察监督质效的重要措施.从实务角度探析,依托捕诉一体办案工作机制优势,对优化案-件比,提升办案质效有着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退回补充侦查率逐年降低,审查起诉期限逐渐缩短等方面.针对司法实践中暂时还存在的主导责任发挥不充分、法律文书缺乏有效的释法说理等问题,应从做实提前介入、做好侦检衔接,加强条线指导、强化类罪分析,提升办案效能、打造专业团队,优化检务管理、实行科学考评等方面进行完善,探索构建捕诉一体机制中的刑事检察办案质效提升制度,务求完备,力臻实效.     

论“逼出来的改革”

危机孕育改革，是改革之母；改革既发端于危机，又化解着危机。“逼出来的改革”，尽管具有影响社会稳定、浪费社会资源、增加社会发展成本、延缓社会发展进程的弊端，但最终结果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危机动力论，与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原理并不相悖。今日时代背景，今日中国国情，决定领导者理应有高超的洞察力前瞻力辨析力，有自我“革命”的勇气和激情，有自主自觉的改革创新政治品质。国民风险意识不足、领导监督机制有缺失、片面的群众路线观、不健康的行政伦理，是导致“逼出来的改革”的四种原因。     

论检察机关的性质

我国将检察机关定位为负责法律监督的司法机关符合检察机关职能的演进规律,有利于保障检察独立和审判独立,我国检察机关与法院的角色冲突可以通过程序权力(利)的重新配置来解决,而没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检察机关的性质定位.     

论检察机关的调查权

调查权的范围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司法体制、检察机关的任务、司法资源;调查方式包括:案件受理权、直接调查权和间接调查权;从调查手段看,调查权分为一般调查权和强制调查权.调查权是各国检察机关普遍享有的一种权力,在我国,检察机关的调查权尤其必要,这是由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决定的.     

论正当防卫的界限——昆山“于海明案”与聊城“于欢案”的比较

司法实践中,出于惩罚犯罪的目的需要,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趋于保守,特殊防卫甚至被虚置,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于欢案和于海明案为认定正当防卫及其限度提供了研究样本。通过对两案的比较研究,发现正当防卫制度在前提条件、必要限度、特殊防卫的认定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如果适用不当,将导致案件最终处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佳。对上述问题的深入分析,可以对司法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引作用。在认定正当防卫时,除法律因素以外,常理常情等同样属于必须考虑的因素。     

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制度的构想与实践——福州市检察机关“检务督察”制度改革之思考

“监督者受谁监督”,针对这一长期困扰检察机关的命题,本文从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制度构建的角度,分析现有监督制约机制的缺陷,比较当前各地改进模式的利弊,结合福州市检察机关的改革实践,提出并论证以融合监督性机制和制约性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检务督察制度”。     

建议重新赋予检察机关对伪证案的侦查权

一、重新赋予检察机关对伪证案的侦查权 ,是节约司法资源的需要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 ,伪证案的侦查权属公安机关 ,然而 ,检察机关在查处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生的伪证案 ,多数案件随着查处职务犯罪案件的不断深入 ,伪证犯罪终现原形 ,构成犯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成了既不需要“侦” ,也不需要“查”的现成案 ,这时将伪证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已失去意义。可以说伪证者和职务犯罪者 ,是上了同一条“贼”船的人 ,他们有共同的利益 ,为了不使利益受损 ,总是千方百计蒙混过关。为了侦破职务犯罪案件 ,检察机关已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论检察机关对民事“不立不裁”案件的立案监督

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和调整,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迁,利益主体多样化和价值取向多样化日益凸现,社会关系趋向复杂多样,由此构成了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社会矛盾的多发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与之对应,诉诸法律的各类纠纷也不断增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导致“诉讼爆炸”现象。     

刑诉法修改对检察机关案管工作的影响

案件管理工作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十分密切,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案件管理工作的管辖权、办案期限、案件流程、法律文书、证据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唯有提高全体干警业务水平,用先进的工作理念、全新的职能定位和工作方式从事案件管理,才能更好地依照相关规定对案件质量评查及案件综合考评进行全新考量,体现实行案件专门管理的初衷和目的.     

我国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机制评析——以河北“王玉雷案”为视角

检察机关负有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定职责并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以来,相关法律规定日益完备,但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在理解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仍存在一系列问题。王玉雷案是检察机关主动发现和排除非法证据的典型案例,但也反映出检察机关在发现非法证据、审查录音录像、引导侦查等方面尚待完善。     

检察机关服务“三农”的措施研究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村干部行政行为不规范、土地管理使用不合理、社会治安措施不健全是当前影响农村发展稳定的三大突出问题。因此,检察机关尤其是农村基层检察机关,必须立足检察职能,以促进农业发展、维护农村稳定、保障农民利益为切入点,着眼于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和引发矛盾纠纷的源头性问题,切实担负起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的重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从“普莱西案”到“布朗案”——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与受教育权平等保护的实现

联邦最高法院对于美国社会的塑造作用是巨大的,在其公民受教育权平等保护的实现过程中,联邦最高法院同样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普莱西案"到"布朗案",一个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例标示着美国公民受教育权平等保护的演进,也标志着美国社会文明的进步.诉讼对于公民受教育权的保障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教育领域的各种诉讼问题,应该认识到诉讼对于教育领域各项问题的解决具有推动和促进作用.     

论“公车改革”的法治模式

当前我国的公务用车制度存在着公车私用、超编配备等问题,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许多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改革公车制度,然而,改革的进行都是各地方政府自己制定改革方案、自己实施方案,而且多依靠政策来推行,缺乏刚性统一的全国性法律规制,使得改革未能持续有效地进行。笔者认为,公务用车的改革应选择法治模式,即树立先进的法治理念,实行严格的法律规制,健全相关的配套机制,最终实现公车管理使用法治化、制度化和常态化。     

论如何提高公安机关的“小案”侦破效率

在世界各国刑事案件的案发量统计中,小案的比例始终占七成以上,甚至更高。然而其极高的案发量和极低的破案率严重影响着社会治安的稳定和社会风气的和谐。通过刑事案件之间的关系和自然环境、社会发展等外部因素及作案人员的特征和侦查人员态度及办案方式等内部因素的问题分析小案多发且破案率低的原因,并针对其原因建立科学侦破机制,转变侦查人员的办案态度,运用高危分析研究案件特点和规律,寻找破案突破口,充分整合社会各阶层资源为侦查所用,并拓宽已有的侦查方式和办案方法,希望能够达到提高小案破案率的同时降低小案案发量的目标。     

论高校管理机构的“大部制”改革

高校管理机构大部制改革与学术本位取向和精简效能目标是内在一致的。当前,我国高校存在行政本位、机构臃肿、管理低效等弊端,在其管理机构中推行大部制改革,是向学术系统分权以复归学术本位,降低行政成本、提高管理效能和效率的需要,是遏制高校科层化倾向的合理选择。改革路径主要是加快行政职能转变,强化管理机构的服务功能;合并重组职能部门,精简管理机构和行政人员;推进管理重心下移,扩大基层和学者的自治权。此外,改革须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为前提,并应加强制度和文化建设,构建刚柔相济的保障体系。     

论金融改革的“中国道路”

中国渐进转轨思想指导下,通过金融控制,始终保持国家强有力的主导干预和控制,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下降时,国家通过国有金融组织和信贷控制、金融市场控制以及对金融开放控制形成的完整的金融控制体系,将居民家庭部门在改革过程中随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而增加的储蓄聚集起来,并通过国家干预下的国有银行和资本市场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体制转轨给予支持,有效控制金融改革过程中的风险。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国家始终牢牢主导着金融体制的变革进程,对金融改革具有充分的主动权,确保金融改革与其他经济体制改革的适应性,确保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国家推进经济内生诱导下的政府主导的金融市场化,在保持存量稳定基础上渐进提高效率的改革,兼顾改革发展和稳定,是协调发展、重点突破的改革,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改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