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是量刑的依据吗?——与张绍忠、曲焕森二同志商榷

读了《人民司法》八○年第九期刊登的张绍忠、曲焕森二同志《旁听公开审判中所感到的》一文,对文中关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理解和使用,有点不同看法,提出来与二同志商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是在开国初期对惩罚犯罪分子实行的一项政策。但在刑法、刑诉法颁布后,是否仍须执行呢?回答,应是否定的。理由是:一、“坦白”与“抗拒”都不是我国刑     

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政策,在社会镇反、内部肃反、“三反”、“五反”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以及在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一切刑事犯罪分子的经常工作,即执法、司法实践中都发挥了很大的威力,对分化、瓦解敌人,争取犯罪分子回心向善,减少破案和定案工作中的阻力,使公检法机关顺利完成侦讯审结工作并掌握新的情况,不断扩大战果都起到良好的效果。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四○年写的《论政策》一文中在讲到锄奸政策时就曾指出“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对于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应有宽大的处理”。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辩解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政策,对于打击敌人、惩治犯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有学者提出,公安、检察机关在刑事侦查阶段实行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与法治精神相悖,即侵犯公民言论自由、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和违反公安、检察机关的法定权限,进而主张将其取消①。笔者不揣粗浅,以相左的几点理解,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作一辩解。 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再认识 不可否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政策产生于革命根据地时期,最初的特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但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和前进的,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质疑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项产生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司法政策,对于打击敌人、惩治罪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一政策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所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法制特别是司法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对人权问题认识的局限。从本质上说,它并不符合法治精神,甚至是与法治精神相背离的。首先,从宪法中有关言论自由的规定看,过去我们在谈论言论自由的时候,往往总是强调了言论表达方面的自由。我们知道,权利和自由的基本含义,是指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作为和不作为的自由,以及要求他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自由。…     

“抗拒从严”不能作为量刑的依据

<正> 准确地量刑,是有效地与犯罪现象作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依据什么量刑呢?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直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作为量刑的依据之一,新刑法颁布后,有的同志仍把它作为一贯政策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继续沿用。对此,我持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把“坦白从宽”作为量刑的一个依据是正确的,符合我国刑法的原则;把“抗拒从严”作为量刑的依据,则是不正确的。所谓“抗拒”,就是指犯罪分子拒不认罪,坚持犯罪立场,或作虚伪陈述,狡辩抵赖。对他们必须以犯罪的事实情节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处以应得的刑罚,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是否可以以拒不认罪作为从重量刑的依据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再质疑

《法学》2000年第1期载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质疑》令人欣赏。虽然与作者有同感,但还不限于此,试讨论如下: 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与沉默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非但未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反而使其承担了如实回答的义务。此时,尚不能断言“如实回答”是被追诉者的一项供诉义务。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立法浅议

我国刑法总则第一条明确规定:“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刑事政策。这是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政策。就是对一切犯罪分子既要依法严惩,又要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对犯罪分子予以区别对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刑法条文中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掌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不应否定

<正>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的一贯的刑事政策。几十年来,在同反革命和刑事犯罪作斗争中,这一政策发挥了重大威力。在“十年内乱”期间,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歪曲这一政策的原意,居心险恶地提出所谓“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的反动口号。他们借口“态度”不好,颠倒黑白,滥施刑罚,制造冤假错案,残酷地打击迫害了大批革命干部和群众,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由于这一原因,有些同志对这一政策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和动摇;或者认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明文规定,这一政策应予否定。我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有害     

坚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基本政策

我国《刑法》公布实施以后,由于刑法总则里没有明确写上“坦自从宽,抗拒从严”的规定,因而有些政法工作者认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不适用了。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和执行这项政策,目前政法界正在进行讨论,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本文肯定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存在的必要性、必然性,对有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的误解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间有关的问题。     

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之所在。是否确认该权利及是否建立了保障其实现的程序机制．不仅体现出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对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等相冲突的诉讼价值的选择态度，而且也反映出一国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诉讼文明进步的程度。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口号是个历史错误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原是一句带有浓重阶级斗争色彩的政治口号，“文革”期间颇为盛行，成为批斗“阶级敌人”的武器，无数冤假错案就是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中发生的．     

对“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政策的再认识

犯罪分子实施犯罪之后,在司法机关面前交代罪行的态度,坦白或者抗拒,是否影响处刑的轻重?我认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我国刑法是根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制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这个政策的重要原则之一,依据认罪态度来区别从宽从严也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也是我国     

公平正义理念下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公平正义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内容,蕴涵着惩恶扬善、是非分明、处事公道、态度公允、利益平衡、多寡相匀等朴素含义。实现公平正义,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构建社会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在实践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国一贯坚持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感召犯罪分子悔罪自新,分化、瓦解共同犯罪,促进罪犯改造等方面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近年来由于多种原因,这一政策的作用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在一些羁押场所甚至出现了“坦白从宽,牢底坐穿,     

观点：如何看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个曾经很响亮很辉煌的口号，现在却似乎成了不受欢迎的问题。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理性思考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 ,不少学者主张予以废除。但是 ,本文认为“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其本质与辩诉交易等具有一致性 ,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弥补缺陷 ,进一步完善以使其发挥应有作用     

要善于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是我们党根据无产阶级改造人类、改造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制定的,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几十年来的斗争实践证明,它是改造罪犯,同罪犯作斗争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我国刑法中虽然没有专作规定,但是,它的内容包含并且贯穿在刑法总则的指导思想及有关条文之中,例如:刑法规定“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在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或     

论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关系

沉默权与我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并不冲突,二者在实现法律正义、执法公正方面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有助于鼓励被追诉者放弃沉默权,提供真实的口供;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相结合,更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     

证明责任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关系

对证明责任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关系问题,我国法学界长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被告人既然不负有证明自己有罪和无罪的责任,但又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这不是相互矛盾吗?实行这一政策会不会影响证明责任的正确实施呢?这种看法是很需要探讨的。我们认为,证明责任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