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经济法学的视角转换--兼谈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

近几年 ,法学界对“社会法”与“经济法”的理解存在较大争议 ,特别是在我国已从以经济改革为重心转向以社会改革为重心的体制创新阶段 ,对“社会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加以界定 ,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 ,本刊约请了一批经济法与社会法学界的学者对此问题进行对话 ,以求获得真识与共同学术进步。     

社会法的特有属性与范畴

近几年 ,法学界对“社会法”与“经济法”的理解存在较大争议 ,特别是在我国已从以经济改革为重心转向以社会改革为重心的体制创新阶段 ,对“社会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加以界定 ,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 ,本刊约请了一批经济法与社会法学界的学者对此问题进行对话 ,以求获得真识与共同学术进步。     

社会法中的“社会”

近几年 ,法学界对“社会法”与“经济法”的理解存在较大争议 ,特别是在我国已从以经济改革为重心转向以社会改革为重心的体制创新阶段 ,对“社会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加以界定 ,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 ,本刊约请了一批经济法与社会法学界的学者对此问题进行对话 ,以求获得真识与共同学术进步。     

以“三农”问题为例看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

近几年 ,法学界对“社会法”与“经济法”的理解存在较大争议 ,特别是在我国已从以经济改革为重心转向以社会改革为重心的体制创新阶段 ,对“社会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加以界定 ,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 ,本刊约请了一批经济法与社会法学界的学者对此问题进行对话 ,以求获得真识与共同学术进步。     

社会整合: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功能配合

近几年 ,法学界对“社会法”与“经济法”的理解存在较大争议 ,特别是在我国已从以经济改革为重心转向以社会改革为重心的体制创新阶段 ,对“社会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加以界定 ,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 ,本刊约请了一批经济法与社会法学界的学者对此问题进行对话 ,以求获得真识与共同学术进步。     

社会法:团体社会之规则

近几年 ,法学界对“社会法”与“经济法”的理解存在较大争议 ,特别是在我国已从以经济改革为重心转向以社会改革为重心的体制创新阶段 ,对“社会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加以界定 ,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 ,本刊约请了一批经济法与社会法学界的学者对此问题进行对话 ,以求获得真识与共同学术进步。     

社会法代表性学说之评析与展望

近几年 ,法学界对“社会法”与“经济法”的理解存在较大争议 ,特别是在我国已从以经济改革为重心转向以社会改革为重心的体制创新阶段 ,对“社会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加以界定 ,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 ,本刊约请了一批经济法与社会法学界的学者对此问题进行对话 ,以求获得真识与共同学术进步。     

“四五“财政普法的理论思考

进入新世纪以来，山西省各级财政 部门在“四五”普法依法理财的工作实践 中，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 “两个转变、两个提高”为目标，以省、市、 县三个层次的财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为对象，以狠抓形式多样的系统培训为 重点，围绕财政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开展 了一系列普法宣传教育活动，逐步形成 了“寓法于财宣教、分层联动普法”的做 法。这一做法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坚持普法与财政相结合，坚持 分层次实施、全过程互动，其结果在扩大 财政普法社会影响、增强领导干部法律意 识、推动依法理财、规范财政改革发展等 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还权于民是最大的改革

据《中国青年报》载：成都城乡统筹试水工作被当地官员称为“千头万绪”。在7年改革探索中，成都提供了哪些经验？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时，如何进一步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攻坚”？成都市副市长孙平是这样对农民阐释改革的概念的：改革就是“我要拿走你的土地，你可以找我拼命”!     

关于机构改革的几个问题

一、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机构改革是当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在农业改革以后,企业、事业和国家机关的改革也已开始了。小平同志说:“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耀邦同志说:“改革是实现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重要保证之一。”为什么把机构改革提高到如此     

日本司法改革的深层

日本正在酝酿司法改革。关于这场司法改革的性质 ,日本的一些学者称为“体制改革” ,甚至为“国体改革”。〔1〕具体负责改革设计的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在其最终意见书中也指出 :本次所要进行的司法改革是为了在“法的统治”这一宪法原则之下将已经进行的政治改革、行政改革、经济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改革 ;是有关“这个国家形态”的诸改革中的“最后的关键性”改革。可见 ,日本这次所要进行的司法改革虽是“司法改革” ,但其意义、性质上远远超过单纯的司法改革 ,确实是一项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因此 ,我们在认识这次司法改革时 ,既需…     

日韩司法制度改革概述

在日本，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于2004年5月正式通过了《裁判员参加刑事裁判的法律》（即所谓的“裁判员法”）；之后，又于2007年7月通过了《裁判员参加刑事裁判的规则》（即所谓的“裁判员规则”）。根据日本司法改革的进程，上述立法确立的裁判员制度将于2009年5月正式生效并付诸实践。目前日本的法院、律师协会、大学都在为该项制度的实施进行积极的准备。     

专栏：顺德综合改革研究——以“治权改革”创新地方治理模式--2009年以来顺德综合改革的理论分析

2009年以来，作为广东省地方政府综合改革的试验区，顺德启动了新一波综合改革。从改革的历史来看，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既是20世纪90年代产权改革的逻辑延续，也是回应顺德经济和社会转型现实需要的产物；就改革的驱动力而言，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的动力机制在于“上下联动、内部激活”；在改革的线路上，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从变革治理主体入手逐步扩展到调整治理关系。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创新了地方治理格局，其实质是治权结构的有限重构，其历史定位在于它是“产权改革”与“政权改革”之间的中介，其实践意义不仅在于为顺德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破除体制性障碍和为广东深化改革提供示范样本，更重要是为中国探索了一条从“产权（经济）改革”“治权改革”再到“政权（政治）改革”的改革路线。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重要论述的国际规范扩散

“重要论述”国际规范扩散实质上是“重要论述”的国际化，具体表现为“国内人权理念——国际人权理念——国际人权规范”的发展进路。“重要论述”国际规范扩散旨在打破国际人权规范发展的中西方角色固化，有助于增强中国对外政策与行为的合法性与感召力。当前，全球人权治理困境凸显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与规范的能力赤字，人权异化昭示全球人权治理亟需正本清源，而“重要论述”展现了全球人权治理改革的中国智慧。在推进“重要论述”国际规范扩散过程中，中国可借鉴西方自由主义人权话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规范扩展以及儒家文化被写入《世界人权宣言》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中国应进一步凝练发展主义人权观以开展国际规范竞争，运用社会框定策略形成“重要论述”国际规范扩散的社会共识，统筹利用国际和区域制度平台，重视“重要论述”中的人权理念从软法走向条约的谋篇布局。     

普通程序简易审质疑

近年来 ,为了提高诉讼效率 ,合理配置司法资源 ,我国许多司法机关掀起了一股普通程序简易审改革的热潮。从实践情况来看 ,该项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简易审改革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 :一是简易审改革的法律依据不足 ;二是简易审的适用前提与基础于理不合 ;三是简易审改革在强调司法效率的同时并未照应到司法公正 ;四是提高诉讼效率的着眼点不能在本不该受到压缩的庭审方面大做文章 ;五是各地司法机关在改革过程中普遍存在“恣意造法”现象。     

死刑存废的民意维度——以组织卖淫罪可罚性观念的测量为中心

概率样本数据显示,组织卖淫罪适用死刑的民意支持率极低,这与公共空间所呈现的舆论态势存在较大反差;围绕本罪死刑存废的拉锯过程对进一步推进死刑改革具有重要启示.由政治领袖推动的“突然死亡”式死刑废除模式在我国不具有可行性,而依靠精英话语引导民众支持死刑废除的思路则面临“精英观念缺位”的尴尬.以个罪死刑的民意支持度为依据,逐步废除罪刑失衡的个罪的死刑,是我国死刑改革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防止“沉默的螺旋”等传播现象所导致的“错位民意”对立法与司法的不当影响.以官方人口统计信息为参照获取概率样本,采用匿名电脑调查法和“讲故事法”测量相对敏感的“外指观念”,是进行民意测量时可行且有效的方法.     

论“大民事”

我国法院系统关于取消经济审判庭的“大民事”改革 ,实际上是向公、私法严格分野的“小民事”的倒退。司法真要改革 ,就要确立官民合作、“民行 (政 )”相容、实事求是、公平和诚信的理念。适应市场经济及其法治要求的理念确立了 ,相应的法和司法制度设计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论反倾销调查程序中的“归零法”

“归零法”将某些负的倾销幅度归为零，而不是与其他正的倾销幅度进行相互抵销。该方法增加了认定倾销存在的可能性，或提高了实际的倾销幅度。WO《反倾销协定》与GATT1994第6条均没有明确禁止“归零法”。尽管WTO争端解决机构在若干争端案中均最终裁定“归零法”违反了WTO规则，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之间尚有不少争议。不少WTO成员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主张改革《反倾销协定》，使之明确和全面禁止“归零法”，但以美国为首的部分成员却表示坚决反对。     

试析"悬赏办案"的危险性--从"马加爵案"悬赏想到的

由马加爵案的悬赏侦破,引出对最近各地公安机关和法院“悬赏办案”的分析,即从历史、法律、法社会学及法经济学的角度,指出这种“改革”方案的危险性倾向,并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法学基础理论学科与教材改革

对法学基础理论学科的现状如何评价,这是认识本学科要不要改革以及应当怎样改革的关键或基本出发点。目前大家都对本学科的现状不满意,在估计上也存在着分歧: 一种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法学基础理论学科的建设经历了一个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在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如重人治轻法治、重政策轻法律、否认法的继承性、认为法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等。但同时也认为,对许多理论问题的阐述上已日益感到知识陈旧,迫切需要改革、更新,需要发展理论。特别是需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第二种认为我们现在一般教材中所阐述的法理学的理论观点基本上还是属于传统的、僵化的、维辛斯基的法学理论。这种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强调法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把法看成是“专政”“镇压”的同义语。认为这种理论,从根本上说,本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持这种看法的同志认为,知识要更新,在原来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是不行的,必须来一个彻底的“转轨”。至于如何“转轨”,有不少同志已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例如主张抛弃法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的观点,抛弃阶级性是法的本质属性的观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