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爱”死缓是为了慎杀

死缓是死刑的一种最高法年度报告中提到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均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被人们认为是减轻处罚,实际上从严格的法律角度来说,这种看法有待商榷。死缓并不是独立的刑种,刑法总则刑罚一章共有8节,死缓被规     

论死缓适用的变更

死缓核准执行死刑的条件是"故意犯罪",不少学者从死刑限制论的立场出发,主张将"故意犯罪"限制解释为"严重的故意犯罪","重罪说"过分重视人道价值而忽视了报应和功利价值,不符合立法的本意,但仍然应当对"故意犯罪"采取克制的解释立场。"故意犯罪"要"查证属实"才能成为核准执行死刑的条件,不论"查证属实"在何时完成,只要"故意犯罪"未超过追诉时效,均应核准执行死刑。死缓犯在死缓考验期间既有故意犯罪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故意犯罪"并非"执行死刑"的充分条件,而是启动死刑核准程序的充分条件。     

最高法将统一死刑适用标准 慎判死刑立即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5月24日发布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0年）》指出，人民法院依法严格审理死刑复核案件。死刑复核工作已进入规范运行、稳定发展的阶段。严格掌握和统一死刑适用标准，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死缓制度的合理性反思

虽然死刑缓期2年执行制度被誉为新中国刑法立法上的一大创举,并且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该制度具有限制、减少死刑的功效,但是由于该制度存在助长死刑判决数量、导致司法不公、助长法官的司法惰性、易滋生司法腐败等问题,基本不具有现代刑罚应体现的人道性价值,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冲突,在逻辑上也难以自洽,因此应逐步废止该制度。     

死缓制度问题研究

死缓制度是中国独创的一种死刑执行制度，它在减少和控制死刑、促使犯罪分子改过自新、安慰受害人、更好地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缓和死刑存废之争、逐步废除死刑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论述了死缓制度的缺陷和进一步完善死缓制度的措施。     

死缓制度的刑事政策意义及其扩张

从刑事政策的角度看,死缓制度的意义就在于限制死刑,然而在目前的制度和社会条件下,该意义本身却受到了限制.要使该项制度限制死刑的意义得以彰显,就必须对我国的死刑制度进行变革,即将死缓变为通例,而使死刑立即执行成为例外.     

通过死缓减少死刑立即执行的路径探究——基于刑法解释论的考量

通过立法修改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当然是减少死刑立即执行的最好举措,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通过刑法的合理解释,放宽死缓"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适用条件,进而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也是完全可能的.在司法实践中判断应当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是否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时,须同时考虑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和是否具有从宽处罚情节.对不属于"行为的客观危害很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很大"的情况,尤其是非暴力犯罪,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且即使属于"行为的客观危害很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很大"的情况,如果具有从宽处罚情节,原则上也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死缓制度：中国式“智慧”

缓刑在很多国家都有适用，但将缓刑的“以观后效”精神运用到死刑上的，只有中国。在死与不死之间刚性的选择中，中国人发明了“死缓”。中国有死缓的“传统”。明清两代的死刑分为两种：立决，监候（斩监候、绞监候）。前者是死刑立即执行，后者也就是俗称的“秋后问斩”。死缓作为“缓一缓”、留有余地的量刑选择，长期存在于司法人员的意识中，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首部刑法实施之后。比如，1984年，湖南省人民法院某法官对于死缓的理解是：“杀掉既不慎重，放人又不严肃。所以，对这种情况，为了慎重起见，留有余地，判处死缓为上策。”     

最高法：将统一死刑适用尺度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0年度工作报告。报告指出,将统一死刑适用标准,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均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据介绍,去年全年,最高人民法院共受理案件12086件,审结10626件,审限内结案率达到98.31%。     

关于死缓变更执行死刑制度中“情节恶劣”的思考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理解和把握死缓变更执行死刑制度的适用条件——“情节恶劣”时,应当充分考虑刑罚的功能和目的,将反映再犯可能的人身危险性作为核心要素。所谓“情节恶劣”,是指由于死缓犯在死缓执行期间故意犯罪,使其人身危险性达到了不堪改造,应当变更执行死刑的程度。其评价范围除故意犯罪及死缓犯在死缓执行期间的一贯表现,还包括死缓犯罪情况及其前科劣迹的情况。其判断标准,应当以5年、3年有期徒刑为界限,科学构建以刑罚为主体的综合判断体系。基于人道主义和死刑政策,对于具有特殊情形的死缓犯,即使情节恶劣,也不应变更执行死刑。     

死缓适用问题刍议

近年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认真贯彻中央“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严格控制死刑，使死刑数量逐年下降。今年以来，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院以后，死刑控制更加严格，死刑数量已大幅度下降，其中扩大死缓适用是控制死刑的有效办法之一。那么如何正确适用死缓？是我们面临的又一课题。本文针对当前在死缓适用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作些探讨。     

对死缓实质要件之理解

死刑，是最严厉最残酷的刑罚，我国在死刑适用上的刑事政策是少杀、慎杀，死缓制度是此政策的具体法律表现，但如何理解死缓实质要件，把握死缓的尺度，由于刑法没有明确规定，因此理论上对此存在不同的观点。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附件一：《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有关用语说明

死刑案件核准：是指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和裁定，依照死刑复核程序进行审查核准的制度，旨在保证死刑适用的正当性和正确性。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同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行刑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政策是为抗制犯罪而出现的，是国家针对犯罪而采取的防治方略，以行刑为视角，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解读与诠释，有助于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导向，重构我国的行刑体制。     

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特定条件

《刑法》第50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2年期满以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这一规定看似明确,却引发了刑法学界旷日持久的争论,我们在此拟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求明确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特定条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对被告方赔偿影响死刑适用的思考

近年来,全国各地中、高级人民法院在死刑案件中因被告方赔偿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屡见不鲜.据了解,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自2006年7月死刑第二审案件全面开庭以来,因被告方赔偿并取得被害方谅解而对被告人由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刑缓期执行的案件数,也占改变量刑案件总数的相当比重.为全面、准确贯彻"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基本死刑政策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结合我国目前的刑事犯罪高发的状况,笔者认为,在死刑案件中对被告方赔偿被害方的,量刑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罪刑法定主义视角下“赛家鑫”案再审问题之剖析

赛家鑫案二审改判死缓,并不是法官个人废除死刑的理念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结果,而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与刑事政策依据。拿药家鑫案与李昌奎案比较以支持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实质主义思维,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法治精神。赛家鑫案再审违反了罪刑法定主义:该案再审程序的启动缺乏法律依据;企图加重再审中被告人刑罚的做法不仅仅在理念上违反了罪刑法定主义,在法律上也违反了我国政府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以及我国宪法中的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之规定;死刑案再审程序,明显带有重刑主义的色彩,实际上异化为单向追求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的程序。赛家鑫案启动再审程序具有极坏的破坏法治的示范效应:过去的或者未来的死缓终审判决将不断地被推上前台,要求启动再审,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     

抗否、如何抗、为何抗之辨析

案例导读：检察机关抗诉一审量刑畸轻，二审依法改判。在死刑政策收紧的大势下．坚决纠正死缓不当量刑，监督人民法院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很好地掌握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依法严惩严重毒品犯罪

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11年人民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同时公布5起毒品犯罪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     

最高法：新规定让“老赖”无处遁逃

据统计，2008～2012年全困法院执行终结的被执行人有财产的案件中．70％以上的被执行人存在逃避、规避甚至暴力抗拒执行的行为。长期以来，债务人欠债不还、不守信用、逃废债务、规避执行成为一种社会顽疾。为压缩恶意逃债者的生存空间，2013年7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该《规定》自2013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