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裸捐”与慈善组织

如今，“慈善”、“裸捐”已成为媒体上经常出现的热门词语与话题。有人以为，此风来自国外，其实并非如此。有专家研究指出，虽然“慈善”之词是新的，“但扶贫济弱之事，在中国古已有之”。西方的慈善思想与事业主要来自基督教，那也是公元后的事，特别是在近代工业革命掀起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的事；至于“裸捐”，那是钢铁大王卡内基的“死后留下巨额财富是可耻的”名言问世之后的事，至今只不过百年。     

熊希龄的“裸捐”

当下“裸捐”已成为人们交谈和网络媒体的热门话题和词语之一。据史料记载，早在1932年，也曾发生过类似现在“裸捐”的事件，某人将自己的家产全部捐给社会慈善教育事业。这位“裸捐”者就是担任过民国总理的熊希龄。     

论我国慈善组织的公益性

探讨慈善组织的公益性,既是《民法典》为代表的私法的问题,也是公法(行政法)的问题。正确厘清慈善领域中的公益与私益的关系,逐渐缩小公法上公办慈善组织与民间慈善组织不平等的法律地位差距,才能使得我国慈善组织能够在相对稳定、安全的法治环境下充分发展。     

慈善3.0时代:“互联网+慈善”面临的困境及其破解

慈善3.0时代最大的特点是跨界、协同、众创、共享,是慈善过程的全民参与和共同创造。当前互联网+慈善呈现主体大众年轻化、内容积极多样化、形式互动创新化和效果扩大精准化的特点,但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法律规范不严谨、行业规范过于固化、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度不足、社会信任危机等问题,影响着互联网+慈善的深入发展。因此,需要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行业自律建设、信息公开制度、道德与技术并行等方面着手予以完善,以促进互联网+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浅析中国公民社会背景下慈善组织的发展现状

本文把慈善组织的发育置于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背景之下，探讨了中国公民社会与中国慈善组织发育之间的关系，但在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发育不足的背景下，在构建以政府责任为主、以社会化服务为辅的社会福利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慈善组织的发育受制于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政府应当在慈善立法、弘扬慈善文化、组织管理和财政支持等方面发挥作用。     

联合劝募:慈善组织管理与运行的新机制研究

慈善资源是慈善组织得以顺畅运转的基础。中国慈善组织一般可分为官办慈善组织与民办慈善组织两种类型,它们的慈善资源经营模式和治理机制不同。当前国外发展比较成熟的联合劝募经营模式,却为官办慈善组织与民办慈善组织加强联合与合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在中国大陆,联合劝募模式发展缓慢,但在中国台湾地区,以中华社会福利联合劝募协会为中心的联合劝募发展得却比较好,以中华联劝为典型的联合劝募模式,可以为上述两种慈善组织的合作提供借鉴。     

新中国慈善立法的基调演变——以慈善组织为切入点的分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指向慈善组织的慈善立法经历了"排斥—借力—接纳"的基调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以慈善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演变为明线,体现了慈善组织官方化、行政化的特点;以政府职能演变为暗线,作为立法基调演变的内在原因,体现了慈善组织民间化、市场化的特点。2006年后,我国进入了慈善立法的新阶段,综合性的慈善法呼之欲出,而慈善组织的生存土壤面临着行政化与市场化之间的发展困境。     

刍议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提升

公信力是慈善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影响慈善形象和慈善捐赠的重要因素,关系着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建设的有序进行。本文首先对慈善组织公信力进行论述,其次阐明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现状,并进行原因分析,主要从慈善组织自身建设方面提出加强其公信力的对策和建议。     

“爱心孔堆”与慈善缺失

据报道，2011年124至今的48天里，南京福利院的孤儿先后接待或参与了165批次、数千人次参加的社会捐赠或互动。福利院负责人称，到年底，各方关心孤儿的社会人员扎堆涌向儿童福利院，过多的造访令部分孤儿感到不适。     

慈善信托与慈善组织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融合互补发展路径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已正式施行两年有余。《慈善法》的颁布实施,是慈善事业全面纳入法治轨道的重要标志。为了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慈善事业,《慈善法》既设置了慈善法人组织,又设置了慈善信托。在实践中,我国的慈善组织和慈善信托还存在着法律和管理方面的问题,制约了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如何实现两者的融合互补,发挥制度优势,是...     

慈善捐款下降与慈善立法“难产”

2013年9月21日，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正式发布《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我国年度捐赠总额连续第二年下降，其中红会系统接收捐赠下降超过两成。     

英国慈善组织监管的法律构架及其反思

慈善组织涉及公共利益，因而享有优厚的税收利益。构建慈善监管制度成为建立和完善慈善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环节。以英国为中心的英美法系为此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英国慈善监管制度的最大特色是设有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慈善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其他部门的配合下，形成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监管体系。英国的经验，对构建我国慈善监管的法律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析我国慈善组织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慈善组织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缺少良好的法治环境导致慈善组织身份陷入尴尬境地,慈善组织公信力不强,人们捐款积极性不高等。因此,完善我国慈善组织法律制度具有重大意义,对此,我们可以通过降低慈善组织的进入门槛,完善慈善组织监督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和税收制度等措施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慈善危机”来袭

当炫富女郭美美把豪车、名包、华服展现在微博上时,并未预料到这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中国各大慈善机构陷入了口诛笔伐的窘境,民众信任度降至冰点,获得捐赠数也跌入谷底。     

关于慈善组织参与执行救助的思考

执行救助是缓解执行难的特殊路径,也是体现我国司法人文关怀的重要手段。我国执行救助制度现存很多问题,尤其体现在资金方面。慈善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对维护社会公平具有重要作用,这与执行救助的目的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本文通过阐释慈善组织参与执行救助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论述了慈善组织参与执行救助中的合理性。     

再论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法律重塑

公信力是慈善组织生存之基,公益性是慈善组织公信力之源。影响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因素既包括法治因素,也包括文化因素、体制因素等。我国慈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内容较为全面完善,关于慈善组织的法律定位也较为明确,法律实施不到位以及官民二重性是制约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提升的主要原因。官民二重性有悖于慈善组织的民间本性,导致慈善组织的独立性、公益性、运作效率降低,导致对慈善组织监管不力,并进而阻碍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要以理顺政府和慈善组织的关系为核心,进一步加强慈善法治建设,推动我国慈善的现代转型。在慈善法治建设中,信息公开是前提,创新管理是保障,强化监督是抓手,责任落实是关键。     

浅议我国慈善组织相关立法存在问题与分析

我国有关慈善管理的法律文件颇多,全国性法律规范仅一部,其他的规定一般都散见于其他的条例或规范中。我国当前慈善法律规范重在调整经济活动的运作,却弱化了对慈善组织行为的监督,没有注重社会监督对慈善业的规制。文章认为,当前《慈善法》立法的重点在于两方面,一是对现行慈善法律法规进行梳理与整合,排重与去冗;二是增加监督机制,尤其是社会监督对慈善组织行为的监管。     

慈善透明：“脱衣舞”跳给谁看

“中国公益组织要发展,根源还是要解决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的问题。要把项目报告、项目进展,通过便捷的信息工具,透明给核心利益相关方,把脱衣舞跳给真正在意你的人看。”     

“爱心扎堆”与慈善缺失

据报道,2011年12月至今的48天里,南京福利院的孤儿先后接待或参与了165批次、数千人次参加的社会捐赠或互动。福利院负责人称,到年底,各方关心孤儿的社会人员扎堆涌向儿童福利院,过多的造访令部分孤儿感到不适。     

慈善组织捐赠人的民事权利之重塑

受制于《慈善法》的公法优位取向,捐赠人与慈善组织间的民事关系未得到应有关注,捐赠人权利名归而实不至。不仅如此,立基于赠与合同机制厘定捐赠人和慈善组织的法律关系,铸成了切断两者之间持续性关系的制度逻辑,抑制了捐赠人权利的确认和行使。以《民法典》实施为背景,慈善组织治理应当从“权力逻辑”中释放“权利逻辑”,基于捐赠人和慈善组织间捐赠合同的非典型性和不完备性,以信义关系为枢纽对两者间民事关系进行再阐释。未来修改《慈善法》,应采用“权利确认+行为控制”双向规范模式,强化捐赠人知情权、重整撤销权、增设变更权、引入归入权。在司法程序中,发挥信义义务的衡平性功能,遏制目前慈善组织治理的乱象,推动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为第三次分配提供可行的实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