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协商民主与公共政策议程建构

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公共政策议程犹如一支"漏斗",经它所过滤的政策问题才能进入政策决策的轨道,公共政策的"公共"规定性又表明政策议程的"过滤"根本不同于私人问题的解决,它不应为哪一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所操控,任何影响政策制定和受政策影响的组织和个人都应具有相应的机会和渠道参与公共政策议程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协商民主的引入有助于维护公共政策议程建构的公共性、合法性、民主性和有效性,有助于为公共政策议程建构机制提供新的思路,有助于规避公共政策议程建构中的"隐蔽"、"垄断"和"不决策"等问题,从而不断提升公共政策品质并促使其得到顺利贯彻.     

公共政策执行力:构成要素、现存问题影响因素

公共政策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是党的意志和主张能否实现的关键.公共政策执行力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能力,主要包括理解判断力、应变创新力、规划组织力、实施推进力和协调控制力等五种.公共政策执行力的现存问题,主要表现在主体失职,"执行尺度"不当;衙门作风严重,"执行速度"缓慢;资源缺乏,"执行力度"不足;有法不依,执行"刚度"不够;"越位、错位"现象严重,"执行角度"错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突出,"执行有效度"过低等六个方面.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政策本身的因素,政策问题的性质,政策执行的资源,政策执行的人员,政策执行的制度和政策执行的环境等六个因素.     

行政决策问责:异域模式与经验启示

最近几十年来,国外行政决策问责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从重权力制约转向更为注重权利监督,从封闭性问责转向开放性问责,从重制度转向更加重视结果和绩效.防止我国行政决策失误,需要在汲取异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等级问责与同体问责,加强制度问责、法律问责与异体问责;培养公众问责意识,创新社会问责模式;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问责模式,建立起多主体的、开放透明的现代行政决策问责体系.     

比较西蒙与林德布洛姆的决策理论

西方经典决策模式主要有四类,按时间顺序划分有:传统的理性决策模式、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渐进决策模式以及埃特奥尼的综合扫描决策模式。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西蒙,在对古典理性决策理论做了批判之后,确立了满意准则的有限决策理论。作为美国著名政策科学家,林德布洛姆也     

开放式决策是政府工作的创新探索——蔡奇市长在“开放式决策”专家研讨会上的讲话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地方政府决策的复杂程度和风险性逐步增大。为了提高适应形势发展的能力,杭州市政府通过重视专家咨询、重大方案公开、征集市民建议、开展"满意不满意"评比、媒体市民和党政机关互动等多种途径,推动"以民主促民生"实践的探索。"开放式决策",是杭州市政府在以往民主决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创新性实践,是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行政权力阳光运行机制的创新探索。"开放式决策"的公开、透明、参与和互动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和好评。2008年12月20日,市政府邀请11位国内知名专家研讨杭州"开放式决策"模式并提出意见建议。中共杭州市委党校课题组作为第三方对"开放式决策"作出了评估。我们相信,"开放式决策"对于杭州下一步在更广泛意义和层面上推动"以民主促民生"工作具有重要价值。     

公共政策咨询对决策的作用

建国以来,我国公共决策经历了一个从少到多,从不规范到逐步规范的发展过程.决策咨询机构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健全到逐步健全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公共决策咨询有了迅猛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对很多重大决策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在很多方面仍有许多薄弱环节,亟待加强.     

日本引入外国护理人员政策决定因素分析

2006年9月9日及2007年8月20日,日本分别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签署了经济连携协定,从上述两国引入护士及专业护工.政策实施以来,各界恶评不断.文章将采用外交决策模式中的理性行为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及文化模式综合分析这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探讨不同模式下影响日本护理人员引入政策的决定因素.     

从政府决策到公共决策:我国行政决策模式的转换

随着我国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我国行政决策模式也正发生着从政府决策到公共决策的转换,这是我国政府转型的必然要求.作为两种不同的行政决策模式,公共决策与政府决策的根本性不同,在于是否以公共参与为原则.政府决策并不以公共参与为原则,而公共决策不仅以公共参与为原则而且公共参与度不断增强.目前我国行政决策正处在模式转换中,而要成功实现转换,必须加快体制建设,以体制机制建设“两个轮子”,推动行政决策模式的转换.     

论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权威基础及强化途径

公共政策是政府和政党等社会公权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达到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而制定的行动方案和行为依据,它是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公共政策能否得到有效执行,直接关系到政府和政党的各种管理目标能否顺利实现.而在我国目前的政策执行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却屡见不鲜,这不仅严重危害了政策目标的实现,损害了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极大地破坏了政策的严肃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权威性缺失.因而,强化政策执行中的权威基础,维护政策权威,就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     

合作主义与公共政策制定——以德国为例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多数学者认为我国要走欧洲式的合作主义道路.本文以德国为例,从德国利益集团的特点、利益集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渠道和方式这样三个方面,比较全面地分析和介绍了合作主义模式下利益集团如何参与国家的公共政策过程.德国作为欧洲有代表性的国家,其合作主义模式及其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对我国的政治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关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关系问题上,"一致论"和"突破论"提出了迥然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分别强调二者的相同、相异,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苏联模式和苏联剧变的看法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根本性质和基本制度、思想路线和主要经验、具体制度和体制模式等方面对苏联模式有重大突破和创新,但不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否定.我们应结合历史和现实条件.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历史地、辩证地理解二者间的关系.     

在规范与实践之间: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空间拓展

从依法决策迈向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动态过程中,不应只局限于决策合法性审查的狭窄范围,还应当不断拓展合法性空间,引入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合理要件.从政策层面看,国务院发布的三个规范性文件就此作出了初步探索,回应了理论研究成果,构建了相应制度；从实务层面看,行政决策法治化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初步开创了可资借鉴的新型决策模式.从长远发展看,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空间拓展还需要从健全决策体制、厘清决策逻辑体系与完善决策模式着手,力求适应基本建成法治国家的时代呼唤与公众日益增长的法治要求.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公共政策创新发展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公共政策创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和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就是政策主导发展的渐进式改革史。"政策主导发展渐进式改革"的中国实践,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政府进行公共政策创新的动力机制、协调机制、规划机制、保障机制以及逐步实现政策法律化的内在机理,也阐释了中国利用公共政策创新来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现代化建设、创造历史奇迹的重要机理。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起点上,中国公共政策创新将会在创新的性质、目标、内容、结果、重点以及技术等方面体现中国自己的特色,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重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更加重视政策执行力和公信力;更加重视体制机制优化;更加注重现代技术,促进政策体系和能力的双重现代化。     

试论公共政策质量的提高

公共政策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环节。在从传统决策机制向现代决策机制的转型中,我国的公共政策有其自身的优点和缺陷。新时期,面临着复杂多变的新形势,探讨如何加快公共政策建设的进程,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邓小平领导决策中的哲学思维

领导的思维直接影响着领导决策的形成。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的领导决策中闪烁着哲学的智慧光芒。他运用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等哲学思维,提出在决策中坚持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为标准来检验政策,树立大局观,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用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来处理问题,突破陈规,大胆创新决策,以"三个有利于"为价值评判标准,实现决策科学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学习邓小平领导决策的哲学思维,有利于科学制定政策。     

试论行政决策科学化

行政决策是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职能,决策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政府的行政效能和行政权威。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型时期,各种矛盾、摩擦和利益纷争客观地要求我国的行政决策要适应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选择出恰当的决策模式,更好地承担起稳定社会的功能,从而避免社会各阶层利益的矛盾冲突。一、转型时期行政决策失控现象分析行政决策是政府管理社会的动态活动,它同行政行为一样,既可能是成功的,有效的,也可能是失败的,无效的。行政决策失控是指行政主体在政策制定中,由于主观和客观因素,致使政策目标发生偏离的政策失真现象。由于我国的改革开…     

政府决策执行分离模式的类型研究

政府决策执行分离模式改革是我国大部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世界各国公共行政改革为我们提供了英国为代表的决策执行彻底分离模式、俄罗斯为代表的执行从属决策部门模式、日本韩国为代表的执行部门相对独立模式.《法治视野下的政府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组将三种模式在中央与地方公务员之中进行了支持度调查.调查结果反映出英国模式获得了整体最高的支持度,但中央与地方公务员的意见分歧非常明显,中央公务员更倾向于日本韩国的相对独立模式.在下一步推进大部制改革过程中,应当总结不同模式的经验及教训,研究制度实施条件,探索适合我国的决策执行分离模式,并充分考虑中央与地方大部制改革的差异性和特殊性.     

论公共政策决策中的非理性因素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一个科学决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理性因素对决策主体的决策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时,由于决策需要面对各种复杂多变的决策环境和决策问题,因此还应合理发挥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以达到公共政策决策的合理化。     

智库建设——增创中国优势

<正>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智库是智力资源的突出体现,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和标志,具有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有的学者甚至把智库称为继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智库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展现了跨越式发展态势。十八大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2013年4月,习近平     

论思想库对公共政策的作用——以兰德公司为例

"思想库"主要是指那些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影响政府公共政策选择为目的、非营利的、独立的研究机构。作为世界思想库的典型代表——兰德公司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主要是通过生产思想、设计政策、引导舆论和网罗人才等途径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兰德公司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在培养素质人才方面,争取有更长远的发展路径和更广阔的进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