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行为的实施对公民权利侵害的表现及原因

侦查行为是国家追诉犯罪的必需手段,但这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的实施又可能对公民的权利构成威胁或造成侵害。如何平衡追诉犯罪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关系,在现阶段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关于犯罪追诉时效的几个问题的研究

刑法中，有几类特殊类型的犯罪不能依照现行立法确定追诉时效，为体现刑事立法的科学性与公正性，提出：1.确定单位犯罪的追诉制度。2.对行为与结果相继发生的犯罪，一律从结果发生时起计算追诉期限。3.重新设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罪状，其追诉期限从拥有来源不明巨额财产时起计算。     

逮捕实质条件的理论反思——兼论逮捕实质条件的立法完善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国家不应该在宣布公民有罪之前羁押公民，但是，由于国家理性的限制，公民对于刑事纠纷的解决具有配合义务。这一义务的承担不是针对任意一个公民。追诉事实的可能性条件的功能就在于将负有特定配合义务的公民与其他一般公民区别开来。同时，诉讼风险决定了国家不能不惜一切代价追诉轻重不同的犯罪，追诉犯罪的严重性条件的功能就是在成本代价和惩罚犯罪的功利追求之间予以平衡。逮捕措施是程序性而非惩罚性措施，诉讼保障的必要性条件就在于准确体现逮捕措施的性质，从而具体实现逮捕措施的节约化。新一轮的立法修改，应该从上述三方面科学设计逮捕制度的实质条件，以实现羁押状态下等候审判是例外的通行原则。     

关于犯罪追诉时效几个问题的研究

刑法中 ,有几类特殊类型的犯罪不能依照现行立法确定追诉时效 ,为体现刑事立法的科学性与公正性 ,提出 :1.确定单位犯罪的追诉制度。 2 .对行为与结果相继发生的犯罪 ,一律从结果发生时起计算追诉期限。 3.重新设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罪状 ,其追诉期限从拥有来源不明巨额财产时起计算。     

单位犯罪的处罚标准和追诉标准质疑

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上对相同罪名的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处罚标准和追诉标准并不一致，这种差异违反了罪刑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追诉标准的不一致同时又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应当借鉴国外立法模式。修改单位犯罪的处罚标准和追诉标准，使之与自然人犯罪的处罚标准和追诉标准一致。     

谈谈徇私舞弊罪的主、客观方面

谈谈徇私舞弊罪的主、客观方面冯军根据刑法第１８８条的规定，徇私舞弊罪（又称徇私枉法罪）是指国家司法工作人员利用司法职权徇私舞弊，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迫诉，或者颠倒黑白，做枉法裁判的行为。徇私舞弊犯罪是典型的腐...     

经济犯罪立案追诉标准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既不是司法解释，也不是部门规章，而是一种准司法解释性文件；该立案追诉标准的制定遵循忠实、呼应、稳定、适应与操作性原则；立案追诉标准涉及的89种犯罪中，有62种既可由自然人构成，又可由单位构成；立案追诉标准对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适用统一的立案追诉标准；立案追诉标准对于一些社会危害性较为严重或者无法量化的行为犯，不采用数额化方式规定，对于常见多发的行为犯，采用数额化方式规定。     

对徇私枉法罪两个相关问题的思考

徇私枉法罪是特殊的渎职犯罪 ,其犯罪结果较多的是司法工作人员的枉法行为使另一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受追诉”。这一犯罪结果是否产生 ,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诉讼程序加以印证 ,必然会产生没有被追诉的案件的管辖问题以及对该案件进行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判决等诉讼时间与徇私枉法案侦查时间相衔接等问题。     

制度变迁视域中的刑讯逼供——一种经济学的进路

刑讯逼供是社会历史发展和经济、技术约束的产物。历史上的刑讯逼供是国家在面对犯罪损失时,在国家财政和技术能力的约束下,为了最小化犯罪追诉和证明的成本而作出的理性选择,而且刑讯逼供也受到严格的制度约束,以最小化冤案概率,因此它并非从来就是＂恶＂的。只是由于历史的发展使人们有了更好的方式以更低成本证明犯罪,刑讯逼供才成为一种＂恶＂。遏制刑讯逼供关键在于努力创造条件化解犯罪追诉的压力,同时提高犯罪证明的能力,如此才能消除其生存的土壤。     

刑事程序中司法权力与诉讼权利的关系与平衡

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权力对于国家追究和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定意义重大。诉讼权利是涉讼公民尤其是被追诉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二者的关系处于动态的平衡状态中是刑事程序科学化、民主化、文明化的重要标志。本文在考察刑事程序中司法权力与诉讼权利各自特征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二者的关系，并指出我国刑事程序中司法权力与被追诉者诉讼权利的关系处于失衡状态，平衡二者的根本途径在于严格防范司法权力的滥用和大力加强对被追诉者诉讼权利的保障。     

论定罪前的司法追究行为

在刑事诉讼中,为了查明犯罪,惩罚罪犯,公检法应依法履行权力,逐步开展侦查、起诉、裁判等刑事司法活动。被追诉人积极配合公权力机关的刑事司法行为是公民容忍义务的要求。无罪推定是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接受公权力机关的限制是被追诉人的义务,这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貌似矛盾,实则合理。刑事司法追究行为在实践和法理上都存在逻辑的合理性,但也应设计一套制度来防止其对公民的不当侵害。     

试论单位犯罪追诉程序中的诉讼代表人制度

单位犯孚追诉程序的核心制度是诉讼代表人制度，对诉讼代表人制度的研究有助于单位犯罪追诉程序的落实及完善。     

微博犯罪与刑法应对

微博犯罪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其中微博作为犯罪对象依然可能,作为犯罪工具最为常见,作为犯罪空间正当其时。微博犯罪的对应罪名体系依据行为性质分为三大类型,内容行为、图利行为和其他行为分别对应数个罪名,各自适用情况有所不同;对微博犯罪具体适用何罪应当重视罪状中的"关键词"扩容,发展其立案追诉标准。未来需要根据微博犯罪罪名、定性和定量三方面的反思对其刑法策略进行系统完善。     

论刑事扣押的对象——以辩护律师从被追诉人处获知秘密事项为视角

刑事辩护制度是被追诉人辩护权的重要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确立了辩护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权利,但对其从被追诉人处获知的事项能否成为刑事扣押的对象,立法的规定存在不足。应借鉴域外法治国家的有益经验,对辩护律师从被追诉人处获知的事项进行区分,以决定其是否可以成为刑事扣押的对象,从而在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和惩罚犯罪之间实现价值平衡。     

从诉权与侦查权的协调谈侦查行为规范

侦查权是追诉犯罪的权力,而被追诉人的诉权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两者应该具有平等性、对抗性的特点。由于侦查程序的进行直接影响到被追诉人自身的切身利益,故侦查权的行使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然而,我国侦查机关侦查程序中具有主导作用,中立的司法机构作用微乎其微,且就被追诉人基本不会去主动启动司法裁判程序,而是以被动接受为主。因此,我们应当从诉权与侦查权关系的平衡入手,通过权力与权利的制衡来进一步规制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     

群体性事件背后渎职犯罪疑难问题研究

群体性事件背后往往都存在着失职和渎职犯罪案件，这不仅给国家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而且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害，并且极易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检察机关要高度重视反渎职侵权工作，将查办群体性事件背后渎职犯罪案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立法机关要降低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的追诉标准，提高处罚标准，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深刻认识渎职侵权行为的危害性和造成严重后果处罚的严厉性。     

谈追诉时效期限的计算

在追诉时效制度中,追诉时效期限的计算是一个重要问题。各种犯罪都有追诉期限,但不同的犯罪却有不同的追诉期限。如何根据法律规定,计算不同的犯罪的追诉期限,这是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我国刑法第七十六条,把追诉期限分为四格,即:(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     

卧底侦查的价值冲突与法律规制

卧底侦查是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刑事侦查手段,具有追诉犯罪的高效性和侵犯人权、损害程序正义的高风险性,许多法治国家都对其进行法律控权。卧底侦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如火如荼,但立法上还是空白。理性地分析卧底侦查的价值冲突,借鉴美、德两国对卧底侦查的法律规制经验,对我国卧底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原则等予以明确、合理的法律规制,探析我国卧底侦查的法律化路径,以寻求国家追诉犯罪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平衡。     

骗取贷款和贷款诈骗犯罪的异同及侦办工作思考

骗取贷款是新规定的一种危害金融安全的犯罪,其行为特征与贷款诈骗罪相同。在侦办工作中要明确判定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明确相应的追诉标准、明确有关“损失”的界定。     

非财产利益贿赂的犯罪化和追诉标准

“非财产利益贿赂”侵犯了贿赂罪的客体,并且其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了犯罪化的程度,应以贿赂犯罪论处。“非财产利益贿赂”的追诉标准是行为人谋取或为他人谋取到了不正当利益的,应予追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