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户籍法》与现代法制

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法律渊源,自商朝开始萌芽,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变化,到清朝已相对完备。因此,立足于我国清末《户籍法》制定的历史背景,及其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探讨它的历史价值,无疑会对现今社会产生借鉴意义。     

也谈完善刑事执行法制的基本思路

近年来,刑事执行学界提出了有关行刑发展的宏观思路,其基本观点是：把刑罚执行视为完整的制度性系统,由此建立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律体系,强化行刑权的配置。从监禁刑运行的单维度拓展到对行刑法制的整体构建,无疑体现了刑事法理论的整体成熟,在现实反思的基础上,对制度重构表现出深度的关切,也反映了论者对行刑发展的责任意识,笔者从中深受其益。但是制度创新的关键,取决于我们根据客观条件和社会需要所做出的准确选择。为此,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理清自己想象什么,论证这种预定目标的社会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背后潜藏的有限性。换而言之,一种成熟的制度分析既包括了社会文明与发展的价值性评判,也依赖于人们所具有的事实和知识判断能力。因此,不同分析观的出现可能有助于行刑制度实践的进程,这是本文的旨意。     

清末民初政党政治探析

清末民初的政党政治是我国政党制度的发端,从君主立宪制的喧嚣到有名无实的共和国,再到政党林立的壮观病态,虽然宋教仁式的理想主义的政党政治最终破灭,但留给后人的是深刻的启示。     

清末检察厅的刑事上诉(控诉、上告及抗告)职权

清末时期引入新式法制,于先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式建立了检察制度.清末检察厅有提起控诉、上告及抗告的刑事上诉职权,还有非常上告及提出再审之职权.同时,根据清末有关法令,检察厅不得撤回刑事上诉,即便提起上诉只对被告人有利,检察厅也负有提起刑事上诉的职责.     

重刑化与刑事法制价值取向略议

重刑化问题在司法实践、学者论述和立法上都有表现,近代刑事法制发展总体趋势和我国刑事法制建设价值取向的趋势是轻刑化、非刑化,体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重刑化思想与这种价值取向背道而驰.重刑化与"从重从快"严打方针有根本区别,前者是一种非法行为,而后者要依法进行.     

论清末法制变革的脱中入西倾向与西学影响

中国对西学的认识经历了由表及里的过程。作为政治体制重要构成的法律制度 ,同步经历了被动接受西方法学思想 ,到最终对西方法律体系的认知。这种由封建宗法法律制度向近代西方法律体系的转变 ,虽然有其残酷和痛苦的一面 ,但同时也有其进步的一面 ,这就是西学东渐、东西法律文化冲撞的最终结果。同时也标志着传承 2 0 0 0余年的中华法系到清末已近解体 ,封闭的、内国法为主的中国法律制度走上了近代法制的道路。     

清末民初社会转型中的唐绍仪

在清末民初的政坛和社会转型的巨变中,唐绍仪是一位大起大落的著名人物.在少年时代,他以幼童身份出国留学,被撤回国后辗转进入仕途,由最初清王朝的一般涉外官吏,累迁至对外事务大臣.辛亥革命以后,他以“拥袁共和”的形象出现在南北议和的舞台上,并荣任民国首任内阁总理.此后,他为谋求共和统一而四处奔波.面对袁氏及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他又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袁、护国护法的道路.作为一名留学生出身的年轻的新型外交家、政治家,他竭力维护民族权益,为民主共和政治而不遗余力.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唐绍仪因势利导,纵横捭阖,鲜明地留下了新型的政治家、外交家的足迹.     

清末民初青岛地区师范教育述评

中国的师范教育或学校组织产生于清末,且自西方舶来。青岛作为清末民初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其师范教育形成发展遵循了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规律,青岛七区五市现有师范学校多与那时的师范教育一脉相承,因此,研究清末民初青岛地区的师范教育对了解和发展青岛地区的师范学校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略述清末民初的兰州典当业

典当业是一种在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融通社会资金的独特行业。本文在概述中国典当业渊源的基础上 ,专门就清末民初兰州地区典当业的规模、概况、组织管理、业务经营及衰亡情况作了述略。     

刑事调解制度的现实基础、理论依据及理性思考

就刑事调解制度的现实基础而言，既有现行刑事司法模式所带来的困惑，也有刑事政策变革之要求；既有域外的刑事司法改革经验，也有各刑事诉讼主体的利益诉求。治理、善治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传统“无讼”文化、被害人学说等为刑事调解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刑事调解制度作为一种新兴的刑事司法模式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主要解决被害方民事赔偿问题而缺失社会关系的修复；对刑事法原则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容易造成不平等和歧视待遇；会带来在预防犯罪的同时降低了刑罚威慑力、促使犯罪的形成的双重社会效果等方面，必须对其进行理性思考。     

清末刑事诉讼制度变革探究

清末修律中的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终结了千余年的封建司法传统,把具有进步色彩的新型刑事诉讼模式引进中国。但由于缺乏政治、文化和社会基础,那次改革未能成功。重新思考清末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成败得失,在我们今天选择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道路时,只有坚持理性的“拿来主义”,才能促进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最优化。     

清末检察制度的筹设和推行

清末朝廷为挽回治世困局,将脱困之道寄予仿行日本君宪制的疾行上.在权力重组和制度新构中,传统司法的近代转型,使检察制度得以应时而生.在此过程中,筹备机构的专设和推行举措的力策,确保了清末检察制度在诸多困扰下的奋力举推,为制度变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性启示.     

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中对外报的重视与应用

报纸在近代外交中具有重要作用。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在外交部门的机构设置中凸显了对外报的重视。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清政府也能够将外报作为获取外交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并以此作为外交决策的重要参考。对外报的重视与利用体现了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外交心态的转变。     

论晚清社会变迁与遣使驻外

晚清外交适逢千古未有之变局,外力冲击日益严重,社会转型日渐剧烈,国人对近代外交的认知日加深化。随着清季社会的变迁,清廷遣使驻外经历了从最初的抵拒,到不断地变通、调适,最终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动态变化过程。本文拟对此做一系统探讨,以见晚清社会变迁于遣使驻外的助推作用。     

《大清新刑律》中共同犯罪人分类之研究

《大清新刑律》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是中国刑法史上开天辟地的选择。其对传统分类的摒弃,对最先进的西方(尤其是德国)刑法理论的借鉴,充分体现了中国刑法近代化的路径之一———法律移植。通过对这种移植的优劣得失进行评价,便于对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共同犯罪人的分类问题进行反思。     

省域视野下的晚清“兵权下移”现象——以浙江为例的考察

晚清“督抚专权”的问题学界素有争议，而“兵权下移”是其重要的论述内容。以浙江的个案来看，光绪朝中后期的巡抚们对军队的掌控虽有突破规制之处，但没有到达“专权”的地步。真正的“兵权下移”主要缘于清廷对新军的失控，缘于新军的地方化与革命化。与受人瞩目的北洋新军、湖北新军不同，浙江新军的“平庸”反而更能反映一般省份新军的时代特征。     

清朝台湾侦查制度研究

康熙帝于公元1683年统一台湾，在台湾全面施行清朝司法制度。清代台湾的侦查制度与大陆侦查制度在整体上具有共通性，但因其历史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局部上叉体现出差异性。清代台湾侦查制度的特点是：在侦查体制上采取多元多轨制；在侦查方法上采取科学的讯问方法与野蛮的刑讯手段并存；在侦查职能上与军事职能发生交叉。中华法系通过清代台湾200多年的渗透，对台湾当今的法制思想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是当今台湾法制具备中华民族特色的根源所在。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困境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在某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其效果却日渐式微。除了制度本身起步较晚以及我国财政资金缺乏等一些客观因素外,还有许多影响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的主观原因。     

清末模范监狱建筑的特色

20世纪初,清政府为国内外政治形势所迫,不得不实施一些“新政”措施,其中包括修订与狱政管理有关的法律。随着监狱改良思潮的兴起,以新式模范监狱建设为目标的监狱传统建筑模式改革,也提上清政府的议事日程,全国各地模范监狱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模范监狱具有自身许多好的优点,受经济财力影响,各地向清政府呈报的已建或正在施工的模范监狱并不多,许多省份仍在观望。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清末模范监狱也随着清王朝灭亡而寿终正寝。但清末模范监狱建筑推动了中国传统监狱模式的转型,顺应了近代狱制发展的大趋势。     

清末宗室觉罗刑事诉讼中的检察厅职权

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颁行的《宗室觉罗诉讼章程》明确规定了满清皇族的司法特权.因皇族特权的"入侵",原由《法院编制法》等赋予检察厅的多项具体职权受到了一定限制.由于检察厅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因此,仅为皇族利益而侵蚀、压制检察厅职权,这种制度设计是缺乏理性的.尽管消除皇族特权等司法不平等现象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但在主张司法平等、司法透明的力量的作用下,皇族在刑事诉讼上的司法特权必然会被驱逐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