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的保障

现代行政法应重视保障权利与追求效率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赋予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程序中获得公正对待、陈述、申辩、程序对抗等权利,并运用有效手段切实保障相对人的程序权利真正行使,以防止和对抗行政权力恣意行使而侵犯相对人权利。     

听证:解决行政争议的新途径

行政机关欲公正行使权力在作出一项行政决定前，应吸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不能单方面认定事实，剥夺当事人的辩护权利，这是一项基本原则，体现在行政程序上就是听证。所以，听证亦称听证会，是行政机关在作出重大行政决定之前，听取有关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质证的一项法律制度。它作为一项程序，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最早在法律上确立听证制度的是美国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这个法律的制定改变了传统行政法上以行政效率优先的行政法原则，而代之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对行政权行使加以控制的行政法原则。保障公民…     

行政参与权基本问题研究

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的失衡在行政权行使实践中是存在的,它给行政相对人应当享有的法定权益造成极大损害。从理论上探讨如何实现行政相对人的参与权就成为当今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理论的不可或缺的一个补充。笔者在研究国外资料的基础上,认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有:被告知的权利、陈述抗辩权、请求权、委托代理权、程序抵抗权。     

行政相对人基本程序权研究

行政相对人基本程序权是指行政相对人所享有的与行政法治中的程序有关的权利,这个权利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利,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程序权利,它是能够主宰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最为核心和系统的程序权利。行政相对人基本程序权利有着非常重要的法治价值,可以"倒逼"行政正义实现、使行政法治与时俱进、使行政执法人性化、使行政相对人权利过程化。然而,在我国,基本程序权利概念尚未形成、基本程序权利体系尚未形成、基本程序权利尚未有内容构造、基本程序权利缺少程序制度支撑。如何在行政法治建设中建构行政相对人基本程序权需要诸多具体的路径,主要应对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进行梳理、完善行政法上的程序制度、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合理处理程序规则与实体规则的关系。     

精准扶贫对象的程序权利之行政法建构

从应然层面分析,作为精准扶贫行政法律关系一方主体的精准扶贫对象享有了解权、申请权、评论权、获得通知权,以及陈述和申辩等程序权利。行政法赋予精准扶贫对象程序权利,有助于提升其对精准扶贫行政认同感;提高精准扶贫的"精准性";有助于预防和纠正精准扶贫行政权力的违法和滥用。为了确保程序权利的有效实现,精准扶贫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应当转变将精准扶贫对象作为精准扶贫行政过程"客体"的观念;同时,扶贫制度设计者还应当规定国家与地方权力机关相应的职责;此外,行政法需要为精准扶贫行政主体配置义务,并规定精准扶贫对象程序性权利受到侵害的救济机制。     

加速行政程序立法 使行政程序规范化、法制化

今年是行政诉讼法实施10周年。回顾过去的10年,在行政法领域,程序规范化、法制化的发展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先后颁布实施,形成一整套较为完善的程序保障体系。尤其是去年的行政复议法和今年初的《解释》,其中的规定明确而严谨,是行政法领域程序规范化的典型体现。　　然而细心考察之下,可以发现,上述几部法典除行政处罚法外,都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权利的程序保障规定,形成的是行政相对人遭受或可能遭受权利…     

对当代行政法主体双方地位平等的认知——从行政相对人的视角

在我国当代行政法中 ,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多样化行政法律关系的出现 ,形成了行政相对人同行政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总体平衡结构 ;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全面扩展 ,展现了行政相对人权利与行政主体权力已具有的对称性 ;而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积极作用的形成和发挥 ,则显示了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均势形态。所有这些都表明行政法主体双方地位总体平等的发展走向 ,这也是行政活动走向法治化、民主化的具体体现。     

行政法上权利观念的对立及其消解

既得权观念与请求权观念是行政法学界与实务界存在的两种对立权利观念。权利观念的不同会导致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行政法上违法性认定、旧法存续与国家补偿、行政相对人与第三人关系等具体法律适用上的差异。这一差异虽可通过因果关系的操作达到一定程度的等价性，但既得权观念归根结底是宪法基本权利的前身，应被基本权利教义学替代。行政法请求权的本质是基本权利，但基本权利已由下位法具体形塑，无法直接适用。行政法权利首先应当从行政法律规范本身导出，其次才是基本权利冲突的立法合宪性问题。当描述依法行政就是保护权利的场景时指的是不侵犯行政法请求权，当描述行政法乃至行政行为依法减损权利的场景时指的是对基本权利的限制。     

行政公诉初探

行政公诉初探郑传坤，刘群英我国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引起行政诉讼法律关系发生的起诉行为，只能由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直接指向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既然行政管理相对人已放弃诉权，那么，其他非行政管理相对人是不能越俎代庖行使这一权利的。其主要理由，就是行政...     

论行政法权利的确认与功能——以德国公权理论为核心的考察

行政法具有不同于私法的特殊构造,行政法总能确切地说明"谁应当依法行政",却经常对"谁有权要求依法行政"语焉不详。换言之,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具有"非对称性"。为准确描述私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德国行政法上的权利(公权)学说经历了从"保护规范理论"到"新保护规范理论"的发展演进,而私人行政法权利的范围与内容也随之不断充实强化。目前,行政法权利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行政法权利是行政主体调整、分配私人间冲突利益的思维手段或工具概念;其二,行政法权利是非行政直接相对人(第三者)行政诉讼诉权的基础和依据。     

行政过程中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研究

本文认为,行政过程中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是实现程序公正的基本要素。文章首先探讨了实体性权利与程序性权利的内在联系,并以此为基础对行政过程中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之具体内容进行分析,明确提出了行政过程中相对人应当享有的旨在保障“最低限度公正”的程序性权利。文章最后从行政程序立法的角度,探讨了程序性权利之保障与救济的法律途径。     

试论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抵制权——行政不服从问题研究

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抵制权是行政相对人对于明显的行政违法行为予以抵制的程序性权利,是对行政不服从的权利。作为一种特殊的程序性权利,它有着独特的内涵和特征,并以现代法治理念作为法理依据。它在我国的成文法中也多有体现,并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和特有价值,但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也要防止其被滥用而走入误区。     

论行政行为的告知

行政告知是行政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主体的法定义务和行政相对人的法定权利,体现了程序正义。在保证国家权力有效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它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监督国家权力的重要环节。行政告知应本着易使相对人知悉、留存证据的方式进行,告知的内容应包括作出行政行为的主体、职权、行政行为内容、依据、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的责任等。在没有告知及告知对象、内容错误或瑕疵的情况下,根据不同情形,承担责任的主体及方式应当不同。     

简论我国的行政担保制度

目前在行政法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担保现象,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标,允许行政相对人以第三人的信用或在特定财产上设定的权利来保障其权利实现和义务履行的一种行政法上的特别担保制度。行政担保制度是新公共治理理论在中国的一种制度实践,体现了行政法的平衡理念。笔者提出了行政担保设定权的标准,同时还指出了行政担保在实施中被虚置、被泛化等问题。     

有关行政相对人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

行政相对人问题是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当代行政法实际上正在提高行政相对人的地位。各国从传统的以权利制约行政权利的模式，逐步发展为强化以行政相对人制约行政权力。权力色彩淡化的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行政方式被广泛加以应用，调动行政相对人积极参与的行政民主的作法倍受青睐。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行     

行政场域及其权利实现

从行政法意义上审视,行政活动和行政作用空间恰好耦合为一个行政场域。在行政场域中,行政主体享有权力,行政相对人享有权利。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实现过程十分复杂,其中,许多权利的实现过程实际上就是行政的过程。一方面,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实现过程是权力与权利合作的过程;另一方面,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实现过程又是权力与权利博弈的过程。     

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价值基础

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价值可从四个层面加以分析。法哲学基础:自由和秩序必须得到综合考虑,自由价值更为重要;宪政基础:公民权利是政府权力的本原和归宿;行政法基础:现代行政法理念实际上蕴含着相对人权利第一位的倾向;现实基础:相对人权利与行政法治化、行政民主化、立宪主义的践行。     

试论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与相对人的权利救济

明确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在于它涉及到相对人在合同中的权利救济;不论是程序上还是实体上,把行政合同当作民事合同来处理将使相对人丧失许多权利。通过分析,不难看出: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直接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受行政法调整的合同,它是行政权行使的一种具体方式,在于政府垄断着一定资源,从而其“合意”只是一种“外壳”。既然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享有优益权而又属必要,既然不是取消它,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给予相对人以权利救济,为此,有两方面的途径:一是订立和履行合同过程中相对人的质询权、抗辩权、听证权;二是行政与司法上的即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论行政听证程序的控权价值

法律的主要价值在于规范和控制权利或权力的行使。行政法在控制行政权力方面亦有所长,尤其行政听证程序作为行政程序法体系中的核心制度,代表着一国行政法治化的程度。我国1996年制定的《行政处罚法》第一次规定了正式行政听证程序制度,但尚存在众多难题。本文立足于法律程序的一般法律价值,从控制行政权的角度分析行政听证程序在控制自由裁量权上所体现的优势,最后总结出行政听证制度控权的实质,即以行政相对人程序抗辩权对抗行政主体权力,达到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控权目的。     

论作为“权力”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

现有理论解读过度美化了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背后动机，公开行政处罚决定并不单单是行政机关“自我监督”的向善举措，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公民监督依法行政的一种“权利”。这一“权利”是无法交给行政相对人的，相对人也不可能行使任何选择权限。实际上，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更多的是一项规制工具，是作为“权力”赋予行政机关的，是由互联网兴起的时代背景和行政组织法的内生突破共同助长的。作为“权力”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需要和其他制裁行为一样获得规范化。我们应努力从“权利”视角转换至“权力”视角，改变现有监督依法行政的目的认识，充分运用行政法基本原理，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设置全方位控权机制。与此同时，“权力”视角下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工作，也应做根本性调整，如“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限缩解释、公开无需匿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