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冲安时的适用标准——以刘家海诉交警部门案为例

法律毕竞是人为制定的规则,法律之间的冲突从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司法,作为规则之治的终结者,自然需要对冲突的法律进行选择适用.尽管立法法已经出台,但现实的司法判决表明,法律冲突时的适用标准依然存在问题.刘家海诉交警部门案就是一例.通过将该案的争论焦点渐次展开可以发现,立法法中貌似明确的适用标准起码可以进行三个方面的补充:一是原则考量的引入,二是"立法权"替代"立法机关"进行解释,三是社会效果考量的必要.     

美国宪政史上的“麦考洛克诉马里兰州”案

1787年的《美国宪法》确定了美国法制的框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目标。但法制的完善及其实践(法治)却是漫长的历史过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依法治国的实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独一无二的地位和作用在极大程度是得益于美国建国初期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及其法院的司法实践。在麦考洛克诉马里兰州这一著名案例中，马歇尔法院的判决提出了解释宪法的“默许权力”理论，确立联邦至上的宪法原则，从而对美国宪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应对气候变化诉讼的新发展——以“朱利安娜诉美国案”为切入点

应对气候变化是环境公益诉讼的新领域。“朱利安诉美国案”是近年来美国应对气候变化诉讼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案件,该案以保护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宪法权利为核心,争议焦点涉及公共信托原则、可裁决性等问题,争议内容既涉及实体权利,也涉及程序权利,同时还涉及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对抗。分析该案有助于了解美国司法制度内气候变化诉讼的发展路径,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为完善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环境公益诉讼提供镜鉴。     

宪法解释的文本主义——以"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案为例

文本主义是美国宪法学界重要的宪法解释理论,其核心是在解释宪法时追求宪法文本的客观意义。斯卡利亚是文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案中对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进行了文本主义的解释。     

电子商务在GATS下的归属——以美国博彩案为例

WTO争端解决机构通过美国博彩案的裁决,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对GATS的基本结构和数项重要规定的适用进行了解释。本文通过对美国的具体承诺表中是否包括了通过网络方式提供博彩服务的探讨,指出了通过对消费者主体的进一步细化,可以将电子商务这一技术手段所提供的服务归类为跨境提供模式。     

美国司法政治变迁的内在逻辑——从“罗伊案”说开去

美国的司法政治是司法与政治交互作用的产物。随着司法权的扩张,联邦最高法院突破"政治问题不审查"之传统,主动或被动地介入政治争议;随着政党对峙的尖锐,政治力量乐于将棘手的政治争议交由司法裁断;藉此,司法政治演变为常态政治,司法判例成为经久不衰的政治争点。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罗伊案半个多世纪的争议,不仅客观地暴露了美国司法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也充分地展示出司法政治在美国的作用方式和涵摄空间。     

专利引诱侵权之主观故意的认定——以美国阿美山姆诉培肯艾尔莫案为视角

如果只有制造、使用、销售、进口这几种行为才构成专利侵权的话,在很多情况下,专利权人得不到真正的保护。比如,专利权人拥有一项关于A产品的专利。某个厂家大批量地生产了A产品的大部分零件并成套出售;顾客在购买了这种成套的零件之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多重叙事与逻辑 ——基于知识社会学的考察

作为经典法学文本,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在美国政治谱系中呈现出多重面相。以知识社会学方式考察,该案在镀金时代、民权运动与里根革命的不同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中,因为不同的目的而被阐释出迥异的叙事与逻辑。与此相关,马伯里案背后所代表的司法哲学也经历了普通法法院、高级法法院到政治法院的角色变迁。上述历史将马伯里案锻造成了美国法治文化的符号。     

法国宪法委员会1971年“结社自由案”评析——法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乎?

目次一、宪法委员会对于1971年结社自由案的历史性裁决二、1971年结社自由案的历史背景分析三、宪法委员会结社自由案裁决的评析四、结社自由案与马伯里案的比较———法国版的马伯里案乎?五、宪法实践的本土化与宪法制度的多元化———法国宪法发展模式的启示从历史上来考察,法国对于违宪审查制度的认识和探索是比较早的,在     

选举政治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以克林顿总统时期对华贸易政策为例

美国国内的政治状况影响着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中美关系上,美国的选举政治也会影响到其对华外交政策。近些年来的总统选举中,候选人均会利用中国议题争取选票。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实力的增长,选举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有所下降,标志着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成熟稳定。     

美国专利侵权诉讼中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以朗讯诉微软案为例

分析了美国专利侵权诉讼中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的法律规定,并通过朗讯诉微软案的实证研究,介绍了目前美国在该问题上存在的争议,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     

“中国平安诉比利时王国投资仲裁案”——以条约适用的时际法为视角

"中国平安诉比利时案"的核心争议是条约适用的时际法问题。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庭对该案的审理过程过于倚重形式法律推理与条约文本解释,未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8条的要求充分考虑中国与比利时在缔结2009年双边投资协定时的立法意图。目前中国有大量双边投资协定处于"自动续期"状态,有待签订新约予以取代。在谈判新的双边投资协定时,中国应制定内容明确的过渡条款,或纳入专门的时际法适用条款。当某一投资争端涉及新旧双边投资协定的衔接问题时,中国投资者可考虑先寻求东道国当地救济,再适时诉诸国际仲裁。     

以“案-件比”为核心提升办案质效路径探微——以Z市X区检察院业务数据为参考

"案-件比"是检察机关案件质量评价指标的核心。关注"案-件比"指标在基层检察机关办案实践中的数据变化和运用情况,分析影响该项指标的构成因素及其深层次原因,提出以派驻检察室为平台,强化案件诉前主导作用;强化案件管理,加大对检察官办案活动的监管及健全检察官业绩考核体系等路径,进一步优化"案-件比",提高办案质效。     

“进步”抑或“倒退”:美国民事起诉标准的最新实践及启示——以Twombly案和Iqbal案为中心

起诉标准是原告进入法院的钥匙,民事诉讼程序启动的门槛。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通知起诉标准深入人心,原告起诉不需主张具体事实。200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Twombly案中首次提出合理起诉标准,要求原告起诉应提出具体事实,实现对诉讼主张的论证从可能性到合理性的转变;2009年,Iqbal案将其适用于所有民事案件。合理起诉标准在美国的出现,虽具民事司法改革的必然性和制度价值选择的合理性,但也存在当事人难以接近司法和规避联邦法院管辖等困境,应通过设定合理的标准将其适用范围限定在复杂民事案件中。该标准对我国民事起诉条件的科学设定以及原告起诉事实的具体化等问题也具有启示意义。     

早期普通法中的司法治理与自发秩序——以“新近侵占之诉”为例

在中世纪的西欧,出现了以英格兰普通法为代表的司法治理模式。以"新近侵占之诉"为例,本文试图具体展现早期普通法司法治理的运作轨迹及其演进秩序。尽管最初只是恢复"王之和平"的临时"刑事"措施,但在经历数次尝试后,新近侵占土地之诉逐渐发展成为常规治理手段和"民事化"的诉讼形式;并凭借诉讼效率与公正的优势,赢得与领主法庭管辖权竞争的胜利,确立了王室法庭对于"民事"案件的普遍管辖权。这一过程也生动展示了贯穿于普通法司法治理中的自生自发秩序。     

“公共利益”的作用与局限——对美国不动产征收判例法的观察和思考

美国判例法对不动产征收中的"公共使用"目的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观点,前者要求征收计划中的被征收不动产必须为公众直接使用,后者则许可一切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加地方就业的征收行为。二战以来,经由伯尔曼案、米德基夫案和基洛案等著名判例,广义观点已经成为美国法院的主流观点。美国征收判例法的经验可以作为理解我国《物权法》"公共利益"条款的功能边界和适用限制的参照系。     

审判管理何以可能——以“大日子”涉诉信访为例

当前审判管理工作的重点是要对审判质效和审判绩效进行科学考评,以确保司法公正、廉洁、高效。"大日子"涉诉信访现实地存在于我们的司法体制中,其所涉的许多案件都与政策和立法关联很深,并常常打破司法规律,对审判管理产生着很大的影响。无视这种影响,审判质量管理所要求的立案率、上诉率、申诉率等指标便难以达成,审判效率所要求的收结案动态平衡会很难实现,依托于审判质效管理的审判绩效管理也无法运作,反而有被刻意迎合和被架空的危险。应该淡化"大日子"的影响,择机废除涉诉信访,及时修正审判质效评估体系和审判绩效考评指标,使我们的司法能够稳定地、循序渐进地发展。     

美国的“政治大棒”与德国的法律程序——后“9·11”时代,美德反恐国际合作第一案之解读

"9·11"事件后,德美看似亲密的反恐合作关系却在德国法院审判"9·11"事件中的国际恐怖嫌疑分子穆特萨迪格和穆祚迪案中陷入了困境。两国政府在反恐策略上的差异为这两个案件的结局规定了方向。德国政府部门拒绝向德国法院提供关键证据,损害了德国检察官的指控能力。美国政府拒绝与德国法院合作,则直接冒犯了德国法院的自尊。由于审判是在德国民众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阿尔布莱格监狱丑闻之爆发的背景下进行的,德国公共舆论同情被告人,积极影响并支持了法院的判决。这两个案件可以视为德国法院及民众对布什政府所实施的反恐策略的一次大审判,判决结果是布什政府败诉。     

风险规制时代的授权与裁量——“美国货运协会案”的启示

风险社会中,风险规制成为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行政裁量权由此进一步扩张。对美国货运协会案的思考可揭示,美国公法上通过司法审查规范行政裁量权的两种传统进路,即审查授权的可理解性与审查裁量的合理性,在功能上可以相互替代,同时也并未排除他种可能;而这些可替代方案的有效性,从根本上取决于对复杂的当代风险规制活动是否具有符合实际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