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发展历程、实施情况与基本经验——城管执法体制改革12年回顾

《行政处罚法》第16条确立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即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实施已有十余年,在简要回顾其发展历程、实施情况和经验的基础上,应当认识到虽然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制度本身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改革创新的产物,同时也需要适应新形势和社会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不断发展、完善。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199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确立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规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根据上述规定,“相     

关于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制度的研究

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制度是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调整,调整的对象不仅包括行政处罚权,还包括与此相对应的行政强制权和行政检查权。该制度的出台,也促进了相对集中行使行政执法权的发展,为推进综合执法提供了基础。文章将在理解集中行使行政处罚的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其在我国运行以来实践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立法规范、制度精细化方面提出完善建议。     

城管综合执法体制下的法律救济问题探析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是指将原来由若干行政机关分别行使的处罚权相对集中,交由一个行政机关统一行使的制度.这当中涉及到行政处罚权在不同行政部门的重新配置,也对相对人的权利救济途径造成了相当影响,本文试图对此作深入探讨.     

行政处罚权的相对集中:现实的范围及追问

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范围,用了"相对集中"表述。如何理解"相对"?要明确和确定哪些行政处罚权需要集中,就必须进一步完善行政处罚权集中的范围和调整配置制度。目前,各地对行政处罚权进行了调整和配置,在城市管理领域和文化等领域集中了有关行政处罚权,并形成了不同的模式。行政处罚权的集中范围和调整配置制度基本符合实际需要,有助于提高行政执法的质量和水平,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当然,这一制度尚存在一些问题。     

相对集中实施行政处罚权浅探

我国历来的行政法规都是将行政处罚权归口到相应的行政管理机关掌握,也就是说,我国以往的行政处罚权是采取分散的方式予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在肯定传统的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方式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关于相对集中实施行政处罚权的问题,并作了原则的规定。该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本文试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进行初步探讨。     

相对集中的行政许可权路径探讨

相对集中的行政许可权,是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下,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试点顺利践行的前提下逐步深入发展的。相对集中的行政许可是顺应时代改革这一潮流提出的,其要能实现有助于政治体制改革,促进行政机关正确行使许可权和方便行政相对人申请获得许可。相对集中的行政许可权并未改变行政许可的数量,只是一个行政许可机关可以行使多个行政许可。     

实施行政处罚法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这部基本法,从法律制度上全方位地规范了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行为。它所确立的行政处罚各项制度,既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以明确的法律确认,又对现行行政处罚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这部法律的贯彻实施,对于政府机构的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法制建设的加强,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将促使依法行政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逐步实现。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手段的合比例原则考察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手段的实质就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行使的具体方法、方式,有其丰富的表现形式,实践中由行政综合执法机关依法进行自由裁量。通过运用比例原则的三个子原则剖析实践中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手段的行使,提出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方面来运用比例原则以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手段的行使进行有效控制。     

行政处罚权集中行使若干问题探讨

行政处罚权是与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密切联系的强制性权力,各个行政主体分散化行使 行政处罚权危害极大,问题丛生。因此,根据行政处罚权的特性和年国务院办公厅号文件的精神,本文从分200063析行政处罚权的法律基础入手,提出行政处罚权应集中行使,并对行政处罚权如何集中行使的模式在理论上作了有益的勾划探讨。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若干问题评析——兼论我国行政处罚体制的困境与出路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实际效果值得反思 :没有消除导致行政处罚“软”与“乱”的“一元制、分散型”的处罚体制 ;没有取得真正精简执法人员、执法管理与处罚分离以及建立公正文明的执法形象的成效 ;其设立不符合程序法治的理念、不符合权力分工制约的原则、不利于建立科学的处罚体制。改革行政处罚体制的出路在于 :引入行政处罚的准司法程序 ,加强听证的适用 ;推进行政处罚的司法化 ,赋予法院一定的处罚权     

论人民检察院对行政处罚权的刑事法律监督

人民检察院通过对职务犯罪行使侦查权实现对行政权的监督是我国行政法学和检察学的传统理论。现实中行政处罚以罚代刑,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等违反刑事法律问题普遍存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存在局限性。应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确立人民检察院在行政处罚程序中的刑事法律监督地位,设置相应的检察监督机制,以有效地预防职务犯罪和惩治经济犯罪。     

论行政执法

行政从“管理”到“执法”的转变是我国二十多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 ,是从几千年的人治逐步走向法治的标志。行政的“执法”性质和“依法”特征是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发展目标所决定的。“行政执法”的实质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要有法律根据 ,受法律规范制约。行政执法改革不仅涉及执法方式、方法 ,而且涉及执法体制、范围、目标及执法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 ,是整个执法机制的转换。     

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的组织法回应

虽然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工作已然铺开,但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体系并未为其提供充足的规范基础,既有的行政组织结构及其相应规则也没有为镇街有效承接执法权做好充分准备。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依然承受着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双重考问。以《行政处罚法》为框架的分析思路,并不能为消弭质疑提供有力支撑。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带来了镇街行政法身份、规模与组织形式、与区县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等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意味着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属于执法权配置的结构性变迁,因而只能在组织法框架下探寻其解决之道。具体而言,应当通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修改赋予镇街执法主体资格,在此基础上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形式安排镇街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理顺镇街执法与县(市、区)职能部门的关系,并为镇街执法提供必要的财政保障。     

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与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

环境行政执法是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内容,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以威慑式执法为主,执法实践陷入执法者与违法者对立冲突之困境,需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契机,向新的执法方式转变和发展。随着环境立法的发展,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经历了从政府管制到政府与社会二元合作模式,再到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元互动模式的转变,形成了新时期社会共治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社会共治理论相契合。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为构建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系统提供了互动前提与理论支撑。以此为基础,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的实现需要生态环境行政机关让渡权力空间,以吸纳企业协商和公众参与。     

卫生行政处罚调查程序中相对人协力行为研究

行政调查是行政处罚的先行程序，是行政机关的重要权力活动之一，是行政处罚与决定的基础。因为卫生行政调查的专业性与技术性，相对人的协力行为对达成行政目的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是我国对其研究较少。行政协力符合行政民主化、法治化的制度选择，已成为当今行政实践重要的行政手段和行为形式。所以应该借鉴外国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在《行政程序法》的制定过程中加入此内容，建立以非法证据排除为核心的相对人救济手段，采取相关措施以约束行政权。     

论行政强制检查

行政强制检查属于行政强制措施 ,具有直接执行力 ,应受到法律的严格规制。我国行政强制立法应明确以下内容 :只能以宪法和法律设定行政强制检查 ;以比例原则对强制检查的行使予以实体限制 ;加强对行政强制检查的程序性监控 ;给受害人提供完善的救济途径和方式。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之评析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初衷是要遏制日益膨胀的行政处罚权,消除执法扰民现象,而实际执行的情况却是大相径庭。可以说该制度从设立之初,就已暴露出弊端。作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该制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质疑,并提出了如何有效制约行政执法的建设性意见。     

论行政执法外部监督中正式监督机关的确立

在检察机关、监察机关的参与之下,行政执法外部监督的力量越来越充足,但这些主体皆为非正式行政执法监督机关,监督活动缺乏统筹安排,难以形成稳定可靠的监督秩序,因而需要确立正式的外部监督机关,发挥一定的牵引作用。检察机关因法律监督对象的广泛性,具备将监督对象拓展至行政机关的可行性,因其在法律实施中开展合法性监督的专业优势,具备将其机关职能拓展至行政执法监督的适当性,所以比监察机关更适于成为正式的行政执法监督机关,这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对现行国家行政监督体系的补强优化。在权力配置上,检察机关需要配以调查权、合法性评议权和程序性处置权,同时要保持监督权行使的限度,避免脱离行政执法合法性监督的焦点,尊重行政执法的独立自主,并与其他国家机关分工协作、形成监督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