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务工称谓的变化看工会维权

从农民协议工到农民轮换工，再到农民合同制工人，这不仅仅只是称谓上的变化，它反映出党和国家对农民工的关爱。也影射出社会的巨大进步。     

尊重农民的实践和选择权

农民最迫切希望得到最大收益,已摸索出许多符合实际想法和办法。重要的是给农民选择权,而不是规定农民怎么做。     

农民合作：农民利益困局的破解之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实现农民利益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遮掩不住当前农民利益问题的严重性.对于停驻于原子化状态的个体农民而言,其自身利益是难以保障的.惟有促成农民合作,才能不断增进农民利益.我国现存的丰富多样的农民合作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民合作易于实现.农民合作组织作为农民合作行为和合作关系的常态化、制度化形成,有利于实现更...     

农民权利的身份关怀

在我国农民依然是一种身份象征,究其原因在于文化根由和制度因素影响下的用身份定位农民以追求社会发展的国家策略所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民身份形成的现实制度因素,基于这种户籍制度而形成的权利分配体制造成了农民权利的贫乏,同时也为农民权利的保护提供了现实基础。社会发展经历前资本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随着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社会又在经历一个由契约向身份回归的过程,这使得基于农民身份为其提供倾斜性保护具有了合理性。     

以农民政治水平的提升促进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的优化

农民政治水平是农民通过公共权力保障农民权利和农民利益的能力,农民政治文化水平是农民政治水平的核心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农民具有最低限度的政治能力,即有能力发起并参与关乎农民自身利益的协商是检验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是否正常运行的标准。当前,农民政治协商能力不容乐观,但完全否认农民具有政治协商能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要优化农村民主协商治理机制,农民在协商中就必须表现出较高的协商能力并得到应有的尊重。为此,要制定促进农民参与的各项公共政策,提高农民的政治文化水平,提升农民的自治能力,去除官本位文化在协商中的影响,保障农民交流和参与的权利,在民主协商实践中训练农民的政治能力。     

对我国农民贫困化引起公共危机的研究

公共危机也可以称为社会突发事件，危机的存在是与和谙相矛盾的，当前社会中出现了诸多不和谐因素，表现出许多的不和谐现象，其中农村中的农民贫困化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为了能够尽快协调利益冲突，我们应该对农民贫困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论邓小平的农民观

农民问题是我国实现现代化、达到小康目标的关键问题.解决农民问题,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解决农民富余问题.     

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论粮食税》到《论合作社》

本文主要论述了列宁在从十月革命胜利后到他写作<论合作社>一文期间,关于在俄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如何引导农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其中着重阐述了列宁在从<论粮食税>到<论合作社>期间关于这一道路的探索及其成果.文章认为,由于"直接过渡"思想和政策在实践中的失败,列宁和俄共(布)不得不采取一种通过新经济政策引导农民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间接途径.但是由于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列宁又进而开始探索如何引导农民通过合作社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对待农民的若干历史经验

中共对待农民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概括地说,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紧紧依靠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来看,就是正面看待农民、立体考察农民、统筹兼顾农民、真诚帮助农民、紧紧依靠农民。     

“笨孩子”缘何脱颖而出——给孩子以鼓励和信心

据报道，有头脑有想法的新式农民王福志，用自己的“土办法”培养出了被称为“神童”的儿子。家住河北省昌黎县团林乡潮河村的王福志．祖辈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读高一时因家贫辍学，全力教导自己的孩子。他的大儿子王京1986年出生，3岁多还说不清话，5岁时从1到10都数不全．是村里孩子们戏弄的对象。王福志从电影上知道．城里的孩子天天晚上都要听故事才肯睡觉，他便每天不管劳动多累多苦，天天睡前给王京讲故事。他给家里立了规矩．不能沿袭农村的方法恐吓孩子，比如“狼来了”、“马猴来了”。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迫在眉睫

入世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愈加迫切.这需要坚定发挥村党干部的核心堡垒作用;完善村民自治组织;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鼓励农民创建农民协会,并为农民组织的创新创造良好的条件.     

民生政治:一种农民政治认同机制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农民政治认同的产生和变化在本质上是农民与政治权力之间进行社会交换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从根本上受农民生存理性的支配。农民的生存理性主要表现为农民对民生福利的需求,因此,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基础和关键在于着力改善民生、满足农民对民生福利的需求。     

列宁在三个时期对农民的认识及联合农民的策略

正确认识农民,采取正确的联合策略,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关键。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三个不同时期,对农民的认识不同,采取的联合策略也不一样。十月革命前,列宁认为俄国的农民分为下等户、中等户和上等户,无产阶级应该联合下等户和中等户,反对上等户;国内战争时期,列宁认为农村居民分为贫苦农民、中农和富农,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贫苦农民,还要和不剥削人的中农结成联盟,镇压富农的反抗;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认为农民已经中农化,即小资产阶级化了,无产阶级与农民主要应结成经济联盟。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财产保护

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推进我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但是在此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盲目扩大新型城镇、强拆农民住宅、随意征收农民宅基地、肆意征占农民土地等损害农民财产权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农民的生产生活,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从而危及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政治稳定。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要从建立健全农村现代产权制度、改革征地制度、摒弃土地财政、改革国民财产分配体制、保障农民工工资性财产稳定增长机制等路径入手,稳步推进,探索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拼命否定的，就是梦寐以求的

曾经看过一篇论及四十年代“土改”的文章。那个时候党的农村基层政权号召贫苦农民斗争地主，常有在“斗争会”和“忆苦会”上即对地主分子大打出手的现象，当场被拉出去枪毙的也所在多有。文章在讲了这些之后，作者站出来发了句感慨：“其实哪一个农民不想做地主啊!”这句话“幽默”到让人绝倒，又深刻到让人几乎难以腾挪。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意义和完善路径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农民根据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参与政治生活和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完善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就要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发展农村经济,增强农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建立新型农村政治文化;培养和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素...     

农民科技培训在农村中的作用

在现代新农村倡导的时代，新型农民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可以说没有新农民就没有新农村，因此需要培养新型的农民，使他们既懂得农业生产技术也能进行生产经营，目的是提高农民整个群体的素质，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题中之义。新时期农民的培养对农业和新农村建设都是关乎全局的大事，必须要善于调动各个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好各方面的作用，将工作做到实处。政府要注意对农民开展有关科技培训方面的工作指导，进一步完善有关农民科技培训体系，充分发挥培训机构职能；增强新型农民的主体意识，调动参与科技培训的积极性；加快立法步伐，为新型农民科技培训提供法制保障。     

略论重构农民利益的生成

进入8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收入呈缓慢增长状态,增收乏力,农村市场疲软,农业、农民利益流失.造成农民增收难的主要原因:一是计划经济时代非农偏好的历史惯性、思维定势、投入体制等因素的严重存在;二是现行农产品流通体制使农民在产品交换中利益受损.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稳定增收的问题,就必须从新世纪社会发展走向和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通过加快农村改革,重构农民利益的生成机制和保护机制来确保农民利益的实现.     

利益冲突视角下的政府和农民非对称博弈

近年来,由农村热点问题而引发的农民集体上访、告状、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严重干扰了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降低了党的威信。针对利益博弈与社会冲突,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农民的非对称博弈,提出完善村级组织、建立并引导农会、给农民以法律关怀与司法救助、强化舆论监督和开展信仰教育等不同行为主体实现和谐博弈的理性路径,对提高农民在同政府博弈中的地位、重构农村政府体制、大力推进农民自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农民心态感知的嬗变与现阶段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基于相关问卷调查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农民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催生了农民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嬗变。农民心态感知的良性变化趋向证明,新农村建设具有适时可行性;农民心态感知的矛盾困惑状态说明,新农村建设具有复杂长期性。因此,要以中央五句话、20字要求为统领,打造新农村建设的综合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