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制进程和法律范式——从哈贝马斯的四波“法制化”进程的角度分析

哈贝马斯提出西方社会经历了四波"法制化":专制国家的法制化、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法制化、民主立宪国家的法制化、社会福利国家的法制化,伴随四波"法制化",西方也经历了三大法律范式:经典自由主义和布尔乔亚的法律范式,社会福利的法律范式,奠立于言说伦理、交往沟通和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中国正处在法制化的道路上,中国的法制因其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殊性,不可能经历以上四波法制化和三大法律范式。     

关于我国的法律移植问题浅探

法律移植自从进入中国以来就备受争议,无论上世纪九十年代法理学界沸沸扬扬并延续至今的"法治本土资源"之争,还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局限于部门法领域的民法典立法思路的论战,法律移植都成为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社会在不断进步,法律移植需要、也应该从新的视角观察。本文仅对法律移植的概念做简要的分析,并从四方面探讨在我国进行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同时结合我国的现状浅谈在我国法律移植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移植问题探析

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过程中,势必要有大量的对外国法律的移植和借鉴,其中法律移植的标准、整体性以及法律移植过程中风险的规避是至关重要的内容.我国在进行法律移植的过程中应坚持需要标准、优选标准和国情标准,应从理论、立法与司法等方面予以系统的移植,同时还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移植的风险进行防范.     

乡村法治建设的路径依赖与范式转换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法治化首先是中国乡村的法治化,然而,近年来乡村法治建设并不尽如人意。对乡村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偏见,对法律制度的简单移植,以及缺乏文化传统、价值理念的支撑,构成了当代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特有的路径依赖问题,直接影响了乡村法治建设进程。因此,当代中国乡村法治构建必须进行范式转换,走一条社会演进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道路。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是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文章重点就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法律移植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对清末法律移植的思考与借鉴

20世纪初,晚清政府推行修律改革,法律移植是清末修律改革的重要内容。这场法律移植活动是一次有益的实践,它使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而这一时期法律思想界在引进西方法律以及法学思想方面的努力,为以后中华民国时期的立法起到了准备作用,亦为现今我国法律移植提供了现代借鉴。     

论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是落后国家加速社会发展和法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和根本特征决定了法律移植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必须注意法律移植的优选性、超前性以及国外法与本国法之间的同构性和兼容性。     

法律移植与法律教育改革

自清末法制改革至今的一百余年来,法律移植从未间断,法律移植所带来的西方式法制与中国传统观念的冲突一直困扰着国人,冲突产生的根源在于法律移植中程序倒置带来的脱序。为了摆脱这种困扰,法律教育改革成为当务之急:首先,应该改变普法教育的重心,由守法义务教育向权利教育转移,增强公民权利意识。其次,法律教育应该把培养公民的法律情感作为教育目标之一,避免法律意识形态漂浮现象。第三,要改革法律职业教育,加强法律思维训练,培养与西式法制相适应的法律人才。     

新闻记者拒证权的理论基础

我国法律禁止证人拒绝作证,新闻记者拒证权更是鲜有人论证,这不仅与我国法律传统有关,更与当下独特的新闻制度密不可分。但是作为一项方兴未艾的新型权利,借鉴当前流行的范式理论,对新闻记者拒证权存在的理论基础进行探究,不仅是了解世界法治发展潮流的现实需要,而且也是我国法律制度发展完善的需要。     

浅谈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关系

法律的制定,必然要符合社会的发展。在当代,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制度,有的学者主张政府运用国家强制力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使市场经济顺利发展。同时,主张"移植"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移植"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是一种先进的思想,但"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是否能更好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开花结果,中国有没有使之生长的土壤?这样做能否更有利于中国政治的建设,这都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     

中国语境下的法律规范与事实

我国移植了大量的法律规范,法律规范具有普适性,但是事实永远具有特殊性.移植的法律规范是西方法治的产物,事实却发生在二元社会分化的中国.乡土社会中法律规范与事实的张力巨大,城市社会中法律规范与事实之间的距离在缩小.二元社会结构中,保证法律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配置,实现法律规范与事实的外部融合,既维护了乡村与城市的秩序,也降低了社会成本.通过法律解释方法实现法律规范与事实的内部融合,建立二者互动的桥梁.     

析清末修律对日本法的移植

清末修律使得中国法律从体例到内容 ,从法律术语到法律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而媒介东西法律制度的法律当属近代日本法。研究日本法对清末法制改革的影响 ,有利于总结我国法律移植的历史经验 ,促进中国法制的现代化。     

中国法治之路探析

中国法律传统是否有法治之因素,法治如何生成,是进行法律移植,还是利用本土资源或寻找第三条道路。本文认为,处于后发的中国法治进程,不能简单地移植西方现代的先进、成熟的法治,而是要立足于本土,构筑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的深层的、内在的根基。中国法治的生成在于法学理论、法律制度及其与人的结合和法的价值观的转变等层面的演进。     

德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经验借鉴

德国部分法院尝试实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取得了成功并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这种经验对我国有着诸多借鉴意义,但是中德两国在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背景、文化背景和现实需要都有着显著差异,而这些差异都将影响法律移植的成功与否。因此,有必要在进行法律移植前充分考虑到需要警惕的诸多差异问题。     

中国近代警察法律制度的移植及其启迪

中国近代警察法律制度的产生是近代宪政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以移植外来文化为基本内容的,其移植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思想、内在动因。中国近代警察法律制度虽受到西方宪政思想与警察制度的影响,但却缺乏近代西方警察法律制度产生的经济基础、文化背景和思想渊源,这就造成＂因陋就简、有名无实＂,＂形体虽具、精神尚虚＂的结局,同时没有真正理解和正确认识西方近代警察的社会功能与内涵,在立法技术、立法程序等方面均显粗糙与不成熟。正确认识和理解我国近代警察法律制度移植的实践及制度缺失,对我国当前的警察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义务为本 和谐至上——中国传统思想对当代法的范式价值

中华法系是以义务承担为核心组织起来的,是义务本位的典型范式。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这两种法律思想和范式,对当代人类所遭遇和面临的问题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某些法律部门,如环境法应该是义务本位的,而非权利本位。环境法的义务本位之回归,对于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深远意义。人权法的义务本位,意味着国家要承担保障人权的义务,这正是今天作为人权保护主要法律渊源的国际公约强调的重点。以上正是中华法系义务本位、和谐理念的当代价值之所在的二例。     

高速公路通行费的法律性质

从公共经济学视角分析，高速公路属于准公共物品。高速公路管理人是公法人，高速公路通行费属于受益费。因此高速公路通行费的确定不能以市场经济中“价格反映价值规律”的范式来确定；相反，它应按照受益者付费——专项税收或基金的范式来确定，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取应受到法律保留原则和行政许可的限制。     

法学新视域:后现代法学述论

后现代法学是后现代思潮中的重要支流,它对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法律的自治性、普遍性、一元性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和辛辣地批判,总结其思想特征并进行利弊分析,有助于我们正确审视现代法治,并为法学研究提供一种新范式。     

对后现代法学的审视与反思——兼谈对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启示

后现代法学对现代西方社会法律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质疑,有其特 定的思想主旨。应理性对待后现代法学,其有应加以批判之处同时也有合理的一面,为现代法学研究提供 了一种新的视角和范式,对我国的法制现代化有积极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权利观

马克思主义法学权利观不同于既有的古典自然法学理论范式、分析实证法学理论范式和空想社会主义法学理论范式中的权利观念,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框架下,在一个宏大、广阔的历史变革视野中看待权利,以动态、变化的眼光看待权利,在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分析中看待权利。这种在历史的回溯、现实的观照、未来的预判中所认知的权利,对人类社会发展、法律自身变革起着引领、昭示作用。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权利观,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探索中国法学权利概念的适当内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