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机的形成——兼评中苏论战的消极影响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与领导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十分复杂,既有反修防修的考虑,又有消除社会阴暗面以建设纯洁美好社会的思考,还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辟新道路的打算。发生在“文革”前的中苏论战,为上述动机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评议

1974年12月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是对结束"文化大革命"转入正常的政治、社会生活时,怎样反修防修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毛泽东反修防变理论与实践的继续和发展。该指示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本身去寻找产生这种危险性的原因,其方法是科学的,思考是深刻的。但由于对马克思、列宁的论述的误解,他的分析和结论却存在片面性和差错。     

中苏论战原因探析

中苏论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事件,原因复杂,过程挫折,起源于对斯大林的评价,在两党、两国之间控制和反控制斗争中论战开始升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若干问题争执中,矛盾加深,论战更加激烈。探析中苏论战的原因,不仅可以厘清中苏论战背后大的国际环境因素对论战产生的影响,而且有助于分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为我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借鉴。     

中共反修斗争是非论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二十年的反修斗争。实际上中国并没有修正主义上台。毛泽东错误地把国内外对于“三面红旗”的批评看成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为了始终高举“三面红旗”，防止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防止在他百年之后，有人反对“三面红旗”和他自己，毛泽东部署了防修反修的三大战役。但是，毛泽东对反修形势的判断是片面的．反修理论的指导是不正确的。     

中苏论战的成因再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论战的发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其中参杂了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历史和现实等多重因素。综合而言,国际共运的论战传统及其带来的思维惯性、历史积怨与文化和民族心理差异的影响、所处国际环境的现实差异与发展阶段的不同定位、苏联大党大国主义与中国寻求平等地位的内在冲突以及领袖个性因素与同盟沟通机制的非制度性制约等是导致中苏论战的重要成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化

以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为发端,以“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为高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距今已有七八十个年头了。从二三十年代关于“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文化问题论争,到四十年代关于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从六十年代“兴无灭资”,“反修防修”的”无产     

必须消除笼罩在中苏两党关系上的阴影

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争吵和对峙了30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来到北京,解决两国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两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无疑是中苏关系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件大事。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在50年代导致两党两国关系破裂的基本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当时导致两党展开论战的主要分歧也并未彻底消除.     

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纪探索(下)

一场争论和几个直接后果从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发生的由苏共挑起,以中苏两党为核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是２０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从来潮到退潮、高潮到低潮的一个转折点。这场争论的起因,不是两党历史上的恩恩怨怨,而是一些现实原因。首先是意识形态问题。中苏两...     

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的战略、理论与利益背景

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以后 ,苏联面临的战略任务与中国面临的战略任务发生了差异 ,原来被共同战略利益掩盖的双边关系和民族利益中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由于各自战略需求及斗争策略的不同 ,双方对国际共运的若干理论问题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双方按各自的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加以解释并进行论战 ,实际上分歧不可能在论战中得到弥合 ,反而越来越大 ,两党关系的意识形态基础被动摇。两个执政党之间关系的恶化 ,不可避免地对国家关系产生了消极的 ,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中苏从盟友演变为潜在敌人 ,正是这种利益冲突与理论分歧恶性互动的结果     

"科玄论战"与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的发展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极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哲学事件,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走向.本文从"科玄论战"的背景、经过及其历史影响等方面给出较为全面的历史诠释,展现了"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科学派、唯物史观派所论争问题及其言说方式对2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派文化哲学、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哲学、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的影响,揭示了由于"科玄论战"中三方话语的散播带来的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困境及其消除的理路,表明对"科玄论战"的历史反思仍将对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产生影响.     

中苏分裂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61—1965)

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中苏同盟走向破裂,中国、苏联和朝鲜三角关系亦处于变动之中。这一时期,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可划分为中苏朝三角平衡时期、中朝蜜月时期、苏朝关系改善时期三个阶段。在中苏分裂的背景下,中国出于政治和地缘等因素的考量,十分重视来自朝鲜的支持。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呈现出尽己所能和"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鲜明特点。然而,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中国援助的效果都并不理想。中苏分裂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作为中国与邻国交往的一个案例,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     

田野民族志撰写再反思——从“米德-弗里曼之争”谈起

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是20世纪人类学的经典著作,同时也是颇具争议之作,由此引发了人类学史上最为激烈的论战——"米德-弗里曼之争"。这场经久不衰的论战,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更加全面的萨摩亚社会,同时为后人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反思提供了新契机。     

中苏经济贸易合作发展概况

(一)中苏贸易的历史和现状 建国以来,中苏贸易关系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1)50年代初—50年代末,是第一个黄金时期。此间,中苏两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有稳固的经济联系。50年代末,对苏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8％,而对华贸易则占苏外贸总额的20％。1959年,中苏贸易额     

略论20世纪20年代中共对中苏建交的态度

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苏建交,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当时中国重要政党之一的中国共产党,对这一事件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一方面支持中苏建交,一方面在谈判双方有争议的问题上基本站在苏方的立场上。中共持此态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中共为支持中苏建交而发动的舆论宣传和群众运动,使得中苏建交谈判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两个国家外交接触的范畴,成为国民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再论"文化大革命"起因

"文化大革命"是中外罕见的长时间、大规模的特殊的政治活动.其发生原因错综复杂.既有特定时代的大气候,又是国内外、党内外诸多矛盾的蕴聚和总爆发.没有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但如果没有长期封建主义的浓重遗留和政治体制中的严重弊端,"文化大革命"也是有可能避免的.因此,我们要用辩证的方法,客观地多方面地分析认识它.     

试谈毛泽东反修防变思想的现代价值

毛泽东的反修防变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并处于低潮的今天 ,重温毛泽东在二、三十年以前提出的反修防变思想 ,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的有关重要论述 ,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仔细思考毛泽东的反修防变思想 ,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 ,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 ,即它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 ,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泽东在 1 957年 1月的一次讲话中提出 :“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 ,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     

“主义”与“安全”之争：六十年代朝鲜与中、苏关系的演变

上世纪60年代朝鲜与中、苏关系戏剧性的变化及其原因一直是学界想要解开的“谜”。中国政府新近解密的外交档案为揭开这个“谜”底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通过对解密档案及其他公开材料的研究,本文发现：（1）朝中与朝苏关系如影相随,但却沿着相反的轨迹运行,其中朝中关系的变化决定着朝苏关系的走向;（2）朝鲜与中、苏关系的大起大落主要受制于朝鲜半岛“分裂分治”的现实以及中苏论战两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主义”与“安全”之争中,“安全”因素最终胜出;（3）小国不弱,朝鲜主导了朝中、朝苏关系的发展变化。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统战工作

周恩来是党的统一战线的奠基者和卓越领导人,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特殊时期,更是保护了一大批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等,为统战工作作出巨大贡献。     

中苏关系新时期的经济关系

1989年5月,中苏两国领导人举行了高级会晤,并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着中苏国家关系经过30年的曲折之后实现了正常化,两党关系也随之实现了正常化。中苏关系正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为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扩大化原因的多维视角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本文从教育革命理论、经济因素、政治压力和个人崇拜等多个视角对这一运动扩大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