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省级以上和省级行政区划的沿革

正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设置的省级行政区的名称大多数是沿用旧中国已存在的名称,极少数是沿用了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设置的行政区的名称,只有一个中央直辖地区的名称是建国后设置时命名的。后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曾撤销了建国后设置的省级以上的六大行政区,又多次把建国初期设置的省级行政区进行了撤销、增设等的变更。现把新中国成立后所设置的省级以上行政区和省级行政区划的沿革分阶段概说如下,供读者备忘。     

新中国大行政区制的历史演变

大行政区(简称大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地方设置的一级政权机构。它既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也是地方政权的最高机构，领导着大行政区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工作。     

略论建国初期大行政区的建立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５４年６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大行政区，分别建立大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中央政府授权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分别对全国各地区进行领导。大行政区的建立，源于中共早在建国前就已开始筹划的中央与地方...     

解放大西南的卧底将军刘宗宽

正时下,以大西南为地理背景的卧底及剿匪为题材的影视剧屡见屏幕,吊起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胃口。那么,大西南地区都包括哪里呢?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曾按不同方位,设立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大行政区,代表中央管辖所属的省级行政单位。1954年撤销大行政区。现在的西南地区泛指云、贵、川、渝,大西南主要包括云、贵、川、渝和藏、桂等地区。     

毛泽东对新中国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探索

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是新中国经济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建立一种既适合中国国家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又能够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毛泽东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这些探索对我们今天解决这个问题仍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李力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对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要性作了深刻而精确的阐述，指出：“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中央与地方关系50年略考:体制变迁的视角

中央与地方关系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体制之中,尤其是一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态特征。可以说,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国政、经体制的结合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又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其构架,是变动不居的。这也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变化。正是从这个原理出发,本文把这一问题放在我国５０年来社会体制、政经体制构架的历史变迁的视角之下进行研究。一、前３０年:政经一体化构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在现实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原理,表现出丰富的特…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权衡——孙中山、毛泽东中央地方关系思想之比较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政治学理论中一组重要概念.作为20世纪两大伟人,孙中山和毛泽东都对此进行了富有智慧的探索.为了达到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和谐,孙中山经历了从联邦到均权的变化,毛泽东提出了在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总体原则之下,保证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扩大地方的权力.两人都力图达到理想状态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但最终归宿并不相同.     

胡耀邦1960年视察南充师范学院

<正>1949年四川解放后,中央撤销四川省建制,设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署(省级行政区),胡耀邦时任川北行署主任,行署驻南充。1952年恢复四川省建制,行署撤销,胡耀邦调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川北行署旧址作为四川师范学院(西华师范大学前身)校址。胡耀邦离开南充后十分关     

地方权力界限的法律分析——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之思考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界限划分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为了使中央和地方机能运作正常，就有必要对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作深入的探讨，继而探索出一种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型，推进我国宪政国家和地方民主化建设。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调控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既是因为有中央,也是因为有地方.一个没有中央的中国是一个军阀割据、一盘散沙的中国;一个没有地方的中国也仅具有法律意义或者干脆就是一个虚假的“政治实体”.所谓中央,是指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机构,而地方则是中央以下各级行政区域的统称(本文所称地方主指普通行政区     

中国特色国家结构模式的历史探索

国家结构模式是指中央政权机关和地方政府机关之间、国家整体和局部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和方式。一般说来,单一民族的国家往往采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模式,多民族国家则多采取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经过不断的探索,选择了带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模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除了设置一般行政区、建立各级地方政权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     

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俄罗斯之比较研究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协调和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对中俄两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比较,认为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要以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为根本出发点;应当始终紧紧围绕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处理二者的关系还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纳入法治的轨道。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我国的一个重大关系。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完成“九五”计划,实现跨世纪的宏伟蓝图,创造灿烂美好的明天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早在一九五六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正式提出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     

科学决策的探索与思考

世纪之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后正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现代化建设的国内外条件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新的任务和新的环境，要求我们按照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一、实行科学决策，必须善于把中央的方针政策与地方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地方决策，从一个地方而言，是全局性的；但从全国而言，它又是局部性的，是全国"一盘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地方决策首先必须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总的原则是：…     

我国区域经济技术合作集团化初探

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两大基本趋势:一是经济国际化或全球化的趋势,二是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在当前改革开放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的我国,国民经济也呈现出全国一盘棋和区域集团化的两大趋势。为了正确处理这两大趋势之间的关系,认真探讨我国区域经济技术合作集团化,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一在高度集权的旧体制下,我国早在建国初就形成了以省、市为单位而组建的六大行政区。大行政区在恢复国民经济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很快便与当时迅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不相适应,因此于1954年被撤销。后又建立了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和西南等七大经济     

差异化行政：转型期行政改革的一个认知视角

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行政更多地表现为一体化状态，行政的一体性体现在多个层面：在行政制度设计上，地方政府跟随中央政府的步调；在行政法规执行上，地方政府较少具有法规变通和抵制的权力；在行政方式选择上，各个地方政府根据中央政府提供的行为框架进行调节和控制；在行政机构设置上，     

“请示报告”:解放战争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新探

解放战争开始后,延安整风以来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下中央与地方的密切关系,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出现了变化:因地方权力过大,产生了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分散主义和山头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中央权力变小,政令不畅,核心领导力被严重削弱。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采取了以缩与放为特点的措施,以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确立和推行为切入点,有效地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新型的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得到确立。这不但有效地推动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之我见

江泽民指出：“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中央权威，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中央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地方合理的利益和要求。”这～精辟的论述是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总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一、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1、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所谓宏观调控，是指全局性的、总体的调控，是在战略高度上的调控，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市场经济虽然能在资源配置中有效地发挥作用，但它并非万能，也有其缺点和不足。如它难以完全保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容易造成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等等。这些问题会…     

邓小平与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立

由于历史的原因，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地方到中央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年龄偏大的问题十分突出。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力倡导下，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设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决定。这一被邓小平称为“史无前例”的组织形式，自1982年成立至1992年撤销，为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实现干部年轻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