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逻辑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治国理政探索实践,构建了"中国之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国之治"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由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保障体系三部分构成,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价值体系是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的运行规则,党的领导、组织保障、权力监督的保障体系是国家治理的实现条件,三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彰显出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性。"中国之治"的国家治理体系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开放的体系,它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实践的检验而完善,与时俱进是其本质特征。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门阶条件初探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完整开放的巨系统,有了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才有可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可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在经济全球化、网络信息化、政治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一定的"门阶条件",包括:实现依法治国,养成法治思维的习惯;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且边界清晰;社会治理秉持协商共治共赢的实践路径。实现这些"门阶条件"的纽带则是执政党的政治现代化。     

关于地方统战工作适应国家治理体系的思考

地方统战工作对国家治理体系的适应,要在其整体治理中找准功能定位;在其民主治理中追求公共理性;在其法治治理中体现法治要求;在其整合治理中把握应有边界;使地方统战工作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     

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的有机统一,是全面系统的整体领导,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型保障。制度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为此,要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党的领导的本质是为人民服务,要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通过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制度体系,尊重人民的主人翁精神,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依靠人民的真心拥护,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全球难民契约》视角下难民治理体系：框架、问题及启示

难民治理体系规定了难民在庇护国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方式等方面的内容,反映着一个国家难民治理能力。《全球难民契约》中提出的难民治理体系是一个综合性的框架,由理念、政策和实践等要素组成,但是这个体系存在着责任分担不均、忽视难民人权等问题,导致该治理体系现实中的实施困境。难民问题对中国的影响不容小觑,我国应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难民治理策略。《全球难民契约》中的难民治理体系对我国难民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创造有利条件,推动难民自愿遣返;推进难民立法和相关政策制定;提高难民自力更生的能力;确立难民主管机关,加强难民管理;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重视国际组织的作用等。     

把握履职能力现代化的三个属性

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与文明层级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的总体进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成为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一项战略性任务。而要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就是要落实党的执政能力、国家机构的履职能力和人民群众依法管理的能力及其三者的有机结合,进一步促进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和社会自治进程的有机协调和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重要形式的人民政协,其履职能力现代化,显然是构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一个不断克服问题,优化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这既是我国治国理念的重大转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其核心是提高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为此,我国在优化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联

价值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价值治理的重要方面,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资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价值遵循、提供价值引领、凝聚价值共识;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实现形式,为核心价值观提供重要载体和制度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时代融合的历史必然性,应从"加强理论研究、理念转化入心、核心价值内涵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力行核心价值"等四个方面推进两者的有机统一。     

“十四五”时期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十四五"时期,我国基层治理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包括社会结构持续变迁、社会价值观念更具现代性、人们对公共安全更加重视、基层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呈现交织叠加态势、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难以适应新形势等,需要不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二是要促进自治、法治、德治和智治的"四治"融合,三是要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四是要加快包括体制机制、专兼职队伍、经费和资源等在内的基础建设。     

破解转型时期民生困局路径选择

目前我国处于转型时期,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协调的、动态的和整体的运行系统,其中最突出的是民生问题。这既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各级政府为促经济、保增长所十分关注的问题。解决民生问题,是转型时期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价值追求,也是当前的现实需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构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集中体现在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上。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三个重要的次级体系。其中,政府治理居于首位。2019年岁末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暴露出我国政府治理体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要整合职能,实现有效政府目标;理顺关系,提高行政效能;完善行政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推进国家组织结构法定化,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保障。     

破解转型时期民生困局路径选择

目前我国处于转型时期,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协调的、动态的和整体的运行系统,其中最突出的是民生问题.这既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各级政府为促经济、保增长所十分关注的问题.解决民生问题,是转型时期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价值追求,也是当前的现实需求.     

发达国家社会组织管理的功能、缘起及其借鉴

社会组织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健全国家治理、塑造并引导公共生活以及国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我国社会组织管理和治理现代化的启示有:厘清政社关系定位及其功能边界,确立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重视社会资本培育与整合,发展和丰富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容体系;倡导社会公共生活的公众参与,更好的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的作用;实施全程无缝隙有效监管,规范社会组织行为准则和行为秩序。     

聚焦改革热词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体现出我党一种新的执政观念，丰富了我国现代化的内涵。“治理”强调多主体，国家管理者是主体，人民也是主体，各组织、各单位都是参加管理的主体之一，这是从过去的一个主体变为多主体。国家治理表明了方式的变化、渠道的多元：既有从上到下，也有从下到上，     

乡村治理主体系统化的建构及其策略

乡村治理是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部分,关乎我国社会稳定和人民团结。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乡村治理主体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构成。近年来学界对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做了很多研究和探讨,但是现实中乡村治理多元化状况不佳,面临着诸多困难。基于对乡村治理多元主体间关系的分析,并结合农村社会实际情况,乡村治理主体必须采取系统化的方法构建一个有序的有机整体,乡村治理必须将这些主体整合为一个系统,发挥各自优势,从而提升乡村治理的水平和成效。     

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与治理手段提升——基于风险政治学的考察

新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昭示着国家安全治理逻辑从"维稳"向"维安"转换,具体体现为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由"国家政权稳定"向"社会整体安全"转换,国家安全治理取向由被动式"防止社会暴乱"向主动式"保护整体安全"转换,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群体由"弱势群众"向"强势群体"转换,国家安全治理主体由"国家政府"向"社会全体"转换。这种治理逻辑转换要求国家安全治理方式和手段全面提升,由单一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提升,替代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提升,集中化方式向集成化方式提升,对立性方式向协同性方式提升,从而将新国家安全观落到实处。     

现代合法性系统与现代国家治理北大核心CSSCI

过往研究忽略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形成的前提性条件:现代合法性系统。现代合法性系统基本构成包括三个方面:理性化的政治价值观、能力本位的财富分配规范以及话语体系的开放规定性。而从合法性系统到现代国家体系的生成需要三个过渡机制:现代国家认同机制、自由的社会流动机制和现代信任机制。     

“国家—社会”治理框架下的治安学基本问题论析——治安学论域的保护与限制间关系

保护与限制间关系作为"价值—效用—策略"三位一体的治安学基本问题框架内的"策略"维度,涉及社会"由治达安"过程及结果的两组策略认知及选择:一是国家主体通过保护社会主体的安全,实现"国家—社会"体系共同的安全利益;同时,社会主体通过维护国家主体治理的权力,实现社会主体和国家主体的"特殊"的安全利益。二是国家主体通过限制社会主体的治安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好,保证国家主体治安行政的有效施行和公共安全利益的实现;同时,社会主体通过限制国家主体的治安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好,保障社会主体安全自治的实质运作和特殊安全利益的实现。由此,作者提出建构"国家—社会"体系以安全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治安权力和义务共同体。     

论国家治理体系结构的法治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和必然选择。国家治理体系由国家制度体系、国家价值体系和国家行动体系构成。国家制度体系法治化着重于科学立法、文明执法和公正司法;国家价值体系法治化着重于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国家行动体系法治化着重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