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陆法系国家角度看中国对英国模式下保证制度的改革及引入

在比较中英关于保证的不同规定基础上，认为中国并未引入保证制度，并且由于该制度自身存在的缺陷以及英国模式的保证制度与中国作为一个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要求的不同，在将来‘海商法〉的修改中也不宜直接引入。同时，透过各国海上保险立法的现状分析保证制度的发展趋势，提出软化保证制度，并尝试用大陆法系的法律概念来解释与理解这种“保证”，以明确其法律属性及具体适用。     

英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及其对我国刑罚制度改革的启示

英国的社区矫正制度颇具特色,他们有比较健全的社区矫正法律法规,完善的管理体制和明确的专业化分工,对我国刑罚制度的改革和目前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论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思路——从监狱执法视角分析

我国刑法中的减刑制度,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是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我国监狱体制的变革和相关制度的完善,减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日益明显,并直接影响着对罪犯改造质量的提高。本文从监狱减刑工作实践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在实践中发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进行实证分析的同时发现制度缺陷,进而提出相关改革思路。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的“底限正义”——对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理路的质评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但是关于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我们始终缺乏一种方法论上的指引。“底限正义”理论是一种指导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有效方法和策略,它一方面认可人类社会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正义要求,从而为以法律移植为主要内容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又承认正义的相对性和多元性,承认法律制度移植的可选择性,从而为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微观操作步骤。同时,“底限正义”理论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深入拓展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浅析中国政治改革面临的问题及对策——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重点

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30多年,与持续深化、成效显著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相比,政治改革显得步履维艰、严重滞后。因此,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已成为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特别是目前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发现存在与现实不相适应的一些问题。本文分析了这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有所帮助。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对烟草零售许可证管理的影响及对策

2013年,商事制度改革工作正式列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各地先后启动了商事制度改革,掀起一轮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热潮.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一方面顺应广大市场主体发展期盼,放宽市场准入,另一方面对创新烟草专卖零售许可监管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一新形势下,烟草行政主管部门应顺势而为、主动作为,科学调整烟草专卖零售许可制度,实现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背景下的烟草零售许可规范管理.本文基于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大背景,分析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对现行烟草零售许可监管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并针对产生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更好地促进烟草专卖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论清政府在清末法制改革中的作用——从对法系的选择谈起

清末法制改革是清政府迫于内忧外患而为的产物,是多方合力的结果,但清政府在改革中的积极作用不能忽视,清政府对大陆法系的借鉴模仿,使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按照大陆法系的模式延续至今.     

我国现阶段死刑制度改革的难点及对策——从刑事实体法视角的考察

我国的死刑制度亟需朝着严格限制、逐步减少的方向改革。我国现阶段死刑制度的改革面临四大难题:一是国内外尤其是国内的重大社会环境条件尚不充分;二是立法方面存在死刑罪名过多、刑罚体系严重不协调等问题;三是司法方面还缺乏限制死刑适用的规则,死刑核准权收回后的成功运作还面临着重重困难;四是我国崇尚死刑报应的观念根深蒂固,社会各界的死刑观也不尽相同。针对上述难题,论文提出并论证了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五项对策、建言。     

从“思科”诉“华为”谈起——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重新审视

全球从事信息产业的人士都在关注这样一个事件:思科公司正式起诉中国华为公司及其美国的分公司,要求“华为”停止侵犯“思科”的知识产权。然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思科”诉“华为”,意在以知识产权之名,继续维持其市场垄断地位。关注此事,不仅仅是因为它拉开了本世纪中美知     

中国古代调解制度对当代法治社会的启示——从“无讼”观念谈起

正无讼即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冲突与摩擦通过各自的忍让协商解决,而不是通过官府,动用法律,在公堂上强制解决,引申为一个社会因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即所谓刑措。[1]在中国古代社会,产生无讼的原因由传统农耕文明下厌讼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又受先民耻讼的文化氛围以及官府息讼的驭民策略所影响。但究其根本,     

竞争政策影响下的律师制度改革：澳洲的经验及对香港的启示（下）

六、公司制律师事务所职业道德之虑 前澳大利亚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M．格林森在任时曾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在公司制律师事务所（尤其是当这个事务所还是个多元化事务所的时候）供职的人如何合理地控制他们的经济欲望？     

理念的发展与制度设计——日本战后第三次司法制度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1997年起,日本开始进行自战后以来的第三次司法制度改革,并为此专门成立了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以下简称“审议会”),下决心对现行司法制度作根本性改革。2001年6月12日,“审议会”向内阁提交了《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该《意见书》在考虑21世纪日本司法应有面貌的基础上,     

竞争政策影响下的律师制度改革：澳洲的经验及对香港的启示（上）

香港有较完备的律师制度,但缺乏竞争法的框架下针对法律服务业的具体政筑中国内地刚刚虽有《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但关于法律服务的竞争政策仍有待完善。本文以新南威尔士为代表,澳大利亚各州白1990年代开始针对法律服务业制订竞争政策,其中的经验可以为香港及中国内地的法律改革提供参考。竞争政策影响下的律师制度改革包括许多方面,本文以公司制律师事务所为例,通过分析这种制度的利弊及其对传统法律职业模式的冲击,说明竞争政策对律师职业规则的影响。     

论国际机制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与法律改革的影响——以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影响为例

<正>一、引言二战后,各种国家间组织蓬勃发展。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组织通过制定国际法及其他行动,在国家间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也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内国政策与法律的形成中,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社会保障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