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行政合同案件的司法判决

行政合同行为作为行政机关的活动方式之一 ,其纠纷的解决应适用行政诉讼 ,但现行诉讼结构 ,包括判决都是建立在单方的行政行为之上的 ,这种判决制度在判决的前提、判决的类型及判决适用条件等方面都不适应行政合同纠纷解决的需要。我们应建立多元的审查原则 ,放宽适用条件对现行判决加以合理整合运用 ,同时增加判决类型 ,以适应实践的需要     

论法官的司法理念

司法理念是司法公正的基础。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 ,这一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作为司法主体的法官 ,只有重视现代司法理念的培养和更新 ,才能确保和促进司法裁判的公正 ,也才能使法律得到正确的贯彻和实施。     

判决是如何形成的——乡土社会语境中的法官判决模式研究

本文通过人民法庭对发生在乡土社会中的一起民事相邻权纠纷处理过程的叙述,力图展示承办案件的人民法庭的法官在形成判决意见的过程中考量的各种因素、法官审判案件所追求的目标、以及为达成目标所作的努力。透过对法官判决模式的界定与案件审理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基层人民法院法官为谁而作出判决的结论以及支持法官如此判决的决定性力量。     

法官的抉择——解读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

《司法过程的性质》一书是卡多佐法律实践与法学理论的结晶，作者对该书进行了仔细的解读，首先提炼出卡多佐划分的三类案件，详细分析了法官判决案件运用的四种方法，并对法官判决第三类案件的立法性质作出了界定。     

司法审判与法律意义

本文探讨的既不是作为观念形态中的法律 ,也不是法律条文中的法律 ,而是在司法审判中的法律。作为司法审判依据的法律 ,是法律条文的外化或实现。判决 ,既确定了法律的意义 ,也是法律的完成。     

话语权博弈下司法判决的形成

近年来,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为民众表达话语权提供了广阔的渠道,致使个别案件的审判被演变为“媒体审判”、“民意审判”,判决往往成为不同话语权博弈后的结果.其实,无论是媒体监督的无序失范、司法独立性价值的消弱还是民意与判决的冲突,都可归结为媒体所代表的民意话语权与相关利益主体所代表的话语权、法律阶层所代表的话语权之间的冲突.面对该困境,文章通过典型、热点案例,从话语权选择主体、话语权表达主体两方面为困境中的理性判决提供了合理性建议.     

试论责令重作判决的适用

行政诉讼中的责令重作判决,对于纠正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督促、引导、规范被诉行政机关重新作出正确的具体行政行为,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充分的司法救济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化对责令重作判决司法适用的认识,限定被诉行政机关重作行为的期限和内容,会进一步充实司法审查权的内涵,较好地协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有助于拓展司法审查空间,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法官应当说明判决理由

判决理由是法官判决的依据,关系到判决结果的公正和法院的公信力,司法正义是判决理由所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法官说明判决理由是司法职能转化的必然要求,同时对于保障其权力公开、遏制司法腐败、沟通国家、社会与当事人的关系,说服当事人接受判决起着重要作用。     

论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性质认定

在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领域,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常常是困扰相关国 家在国际司法协助方面的一个难题。而其关键,就在于对惩罚性赔偿判决性质的认定。本文通过三个方面对 两大法系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予以分析,以期对我国的相关制度有所裨益。     

民事司法视域下司法权的内部分配与外部调整——以司法权是审判权为前提

司法权配置的精确与否不仅关涉司法体制改革的成功,而且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破冰”。司法权在法院内部分解为立案权、审理权和判决权,破解法官管理行政化的弊端,提高司法效率,提升司法公信力。司法系统的纵向调整既规避走西方三权分立模式可能给当代中国社会稳定带来的政治风险,又实现当代中国宪政视阈中任何权力的运行都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政治生活内涵。科学厘清司法权运行的外部制度,确保回归司法权的国家属性与专一性是司法权配置取得成效的关键。     

判决被告重作具体行政行为探析

对行政诉讼中判决被告重作具体行政行为应具备的条件、重作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逾期不重作具体行政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重作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限制及其司法监督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民事司法视域下司法权的内部分配与外部调整——以司法权是审判权为前提

司法权在法院内部可以分解为立案权、审理权和判决权,以破解法官管理行政化的弊端,提高司法效率,提升司法公信力.司法系统的纵向调整既规避走西方三权分立模式,又要兼顾对司法权的监督.科学厘清司法权运行的外部制度,确保回归司法权的国家属性与专一性是司法权配置取得成效的关键.     

争点整理程序与即决判决制度的确立

争点整理程序是即决判决的前提,而即决判决的过滤案件功能实现了争点整理程序的部分制度目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我国的争点整理程序虽有不足,但已具备争点整理功能,且有不断完善之趋势,然而却没有即决判决制度与之配套,导致案件无论繁简、是否存有争议,均须通过庭审程序方可作出判决.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机械烦琐,无法实现案件繁简分流,制约了争点整理程序的部分制度功能,浪费了诉讼资源,因此,我国有必要确立即决判决制度.     

大数据时代司法判决的可预测性研究

大数据在获取、存储、管理和分析等方面远超传统数据能力范围,能够在变革思维的基础上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数据的核心预测价值对于司法判决可预测性问题能够提供新的启示。这个过程需要认清大数据如何协调法治依赖的安定性以及法律内在的可反驳性;大数据是提升了稳定的规制之治,还是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裁判者的个体差异和认知能力对于可预期结果会产生怎样的干扰作用,都是大数据需要解决的问题。判决预测的可能空间,需要结合目前司法改革的具体方向,有效利用大数据功能,推进司法判决走向更加公正的道路。     

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的思考

2012年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暂缓起诉"的规定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的正式建立。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刚具雏形,设计机理不明确,内容上过于狭隘,具体操作上主体、程序、标准模糊,与司法转处制度相配套的制度不成熟,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有现实的必要。     

司法判决与金融创新——以法院裁判对金融合同条款的影响为例分析

作为司法力量规制的形式之一，法院裁判的法律公信力和强制力会对金融创新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渗透、细化到金融创新的各个方面。同时，该种影响的程度、范围也与法院的审判制度设置、权力结构设置紧密关联。当前市场的金融创新已逐渐融入经济生活、市场的各个环节之中，法院判决的作出就必须考虑该项裁判对金融市场、金融行业、金融机构乃至金融产品安排等事项的作用力预期。因此，应理解金融创新的具体内涵，认清何种形式的金融事项与金融创新紧密相关，并了解一国之审判制度对于司法判决的影响，从而判断影响司法判决对金融创新作用力大小的因素、作用力的范围以及金融创新对此可能产生的应变。     

论判决推理的基本构成

判决推理的重要问题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如何建立它的大、小前提,也就是如何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和准确地援用法律规定从而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其基本构成包括二个方面：一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方面,不但要涉及案件事实的侦查活动,还要涉及如何运用证据、正确判定证据的可靠性和充分性的问题;二是对适用于具体案件法律规范的理解、选择与判断;三是判决结论的得出。     

试论对我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条件

本文主要就如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我国判决在外国的承认与执行条件;外国判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条件,相关国际条约问题以及完善我国立法的建议。     

行政诉讼责令重作判决之反思与重构——以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为视角

《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关于责令重作判决的规定过于抽象,司法适用出现困难,作出责令重作判决引起争论较多。建议以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作为研究视角,秉持＂司法最终救济＂为相对人权利救济的最终原则,基于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关于责令重作判决的适用范围的规定进行反思与重构。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司法回应:原因、机理与控制

司法的社会回应力之核心,在于确定司法正义输向社会的边界,而这个边界的确定又与司法自身的回应能力以及回应力度的理性判断密切相关。在中国司法与中国社会处于同时但不同步的"双转型"状态下,如果司法欲求与社会的融洽就不得不考量自身对于社会的回应能力与回应力度。总体而言,司法回应社会的运作机理一方面体现在司法要对社会因变迁、转型而出现的新技术、新事物、新诉求有所回应;另一方面指向司法要对社会公众关于某种确定价值、权利追求或者不确定价值、权利议论给予法律确认、案例固化或者作出价值与制度的引领与规训。司法回应社会的实质体现在它本身所内含的社会问题司法化的过程,亦即通过司法场域的社会问题反映、集中与解决。在中国社会问题司法化的语境下,中国司法的社会回应力并非是无限度的,仍然面临着回应能力不足以及回应社会之力需要得到控制的共时性双重压力,所以,在逐步提高中国司法回应社会能力的同时,又必须受到司法的公共理性与司法场域的适度社会开放、回应型判决理由与判决的可接受性以及司法有限主义与复合型司法构造下的三重机制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