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实践中证人证言质证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质证是刑事庭审的中心环节。质证是控辩双方针对刑事庭审中所提出的证据进行质疑、辩驳的诉讼活动。由于当前侦查技术水平的限制和历史传统的影响,因此对证人证言的质证在我国显得尤为重要。尽管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质证是庭审的必经程序,但由于立法过于原则,规定过于粗疏,导致庭审质证流于形式。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建立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以完善我国证人证言质证制度。     

民事证言拒绝权的理论与实践--以价值的权衡为中心

证言拒绝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对证人作证义务的一种法定免除,其法理基础在于社会生活某些领域的价值要超越纠纷解决所带来的安定性.在现代各国的立法上,通过确立民事证言拒绝权所要维护的社会价值包括证人自身的利益、家庭关系、职业秘密与公共利益.民事证言拒绝权以行使的方式为依据可以分为"完全的证言拒绝权"与"不完全的证言拒绝权"两大类.在证言拒绝权的实现上,两大法系的做法存在一定的差异.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证人证言——以2010年《国际仲裁取证规则》为视角

2010《国际仲裁取证规则》（《IBA证据规则》）体现了国际商事仲裁证据程序的“国际化”与“标准化”实践,涉及证人的提供、证人书面证言、证人出庭、质证以及证人证言的审查认定等方面。“国际化”是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必然选择,《IBA证据规则》可以为我国仲裁界提供参考和指引。     

论证言的形成过程与我国证人条件的重构

证言的形成过程经历感知、记忆和表达阶段 ,证人必须具备感知、记忆和表达能力。我国现行刑诉法规定的证人条件悖离了证言的形成过程 ,存在若干缺陷 ,因此主张对我国证人条件的法律规定进行重新设计     

中国语境下的诱导性询问——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诱导性询问在我国立法上有所体现,但我国对诱导性询问存在误读.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当前的诉讼模式与诱导性询问的生成所要求的诉讼模式存在差异;二是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立法上没有确立交叉询问规则,导致诱导性询问在我国的确立缺乏根基.文中提出了一些建立和完善诱导性询问制度的看法,以期能对我国构建诱导性询问有所裨益.     

同案被告口供的证明力研究——补强证据规则的具体运用

为了防止偏重口供并担保口供的真实性,各国大多设立了补强规则,规定被告人口供需要补强才能定案。在该规定是否适用于共犯口供问题上,尽管理论界通常认为共犯口供同样需要补强才能定案,但司法实践中却将共犯口供作为补强证据来认定犯罪事实。这说明对于共犯口供的证明力不能一概否定,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案共犯口供在一般情况下需要补强,但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无需补强直接定案;非同案共犯与同案非共犯口供一般无需补强即可作为定案根据。     

走出刑事诉讼证人证言的怪圈——新《刑事诉讼法》颁行背景下的讨论

刑事诉讼证人证言在诉讼证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但长期以来,在这种证据的运用和审查判断中存在着一些怪圈。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于证人证言现存问题的解决意义重大,但是,欲走出刑事诉讼证人证言的怪圈,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解读与反思：传闻证据规则移植的中国立场

在有关我国刑事证据法立法的探讨当中,主流观点主张应当移植传闻证据规则用于解决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等痼疾。但是传闻证据规则生长于英美法系国家,以陪审团制度、对抗制度和集中审判制度为背景;况且支撑传闻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本身也并非无可辩驳。中国的诉讼环境不适宜植入传闻证据规则,对待传闻证据我们应当将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予以剥离：承认其证据能力但对证明力作出一定的限制。     

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现状反思与体系建构

尽管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理论缺少对证据规则的研究,但现行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仍对一些证据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做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基本框架,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对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追求。但是其不足和缺陷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构建完善的刑事证据规则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受贿犯罪中检证互动的张力与缓释

受贿犯罪案件中证人作证难并未因法律的一纸规定而得到根治。问题的症结在于行贿人型证人在面对交代可能导致的不测(不利)与拒绝作证可期待的利益相冲突时,理性的证人往往选择了不做交代,或者做有选择性的陈述。据此,在检证双向互动维度,需要在证据取得与权力谦抑的指引下进行理性的制度设计与询问技术介入,检方需要把妥协与不对称力量相结合,实现检证间紧张关系的缓和。     

论我国证据规则的改革方向与相关证据制度构建的几点设想

完善与证据规则相关证据制度,一是实行对使用科学技术手段侦破刑事案件的激励制度,以扩大科学证据在刑事侦查过程中的应用范围;二是实行“侦鉴分离”、“勘鉴分离”的证据收集、认定制度;三是实行完善“专家证人”制度。     

实践反对理论——对《比较刑事诉讼法》中部分观点的置疑

陈瑞华教授最近一部学术力作《比较刑事诉讼法》就令状制度在两大法系国家侦查阶段的运用,意大利与日本法庭调查取证范围控制权的归属问题及日本庭审中的交叉询问程序主导权问题进行了详实地论述,其中部分观点值得商榷。希望通过对部分观点的探讨能深化大家对此问题的认识,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建构有所帮助。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证据制度——以证人不出庭情况下的“证人书面证言”可采性问题为视角

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制度有着丰富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务操作意义。证人书面证言作为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制度中重要的一环,其在各法域仲裁实践中的适用不尽相同。尤其针对证人不出庭情况下书面证言的可采性问题,各法域的实践结果甚至可能截然相反。这背后体现了各法域在仲裁证据制度法律文化、性质认识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我国的仲裁证据制度也存在相关问题。虽然发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可以较好的实现个案的公平与效率;但是放眼未来,则需要在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制度上,做系统性的、规则层面的完善。     

略论律师的证言特免权——从刑事诉讼角度的分析

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发现当事人有隐瞒罪行,是否应当向司法机关作不利于其的指控,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对此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本文首先介绍了英美法中“律师—当事人”特免权的概念、意义、主体和范围,然后分析了为确保发现其实与证言所涉利益两者间的平衡,我国应赋予律师证言特免权的依据．文章最后指出,在我国立法赋予律师证言特免权的同时,还要兼顾律师证言特免权的例外情形．     

交叉询问制度的中国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询问证人的条款并不足以构成真正的交叉询问制度，该制度在我国的建立还面临着一些配套制度的阻力，如证人出庭制度、证据开示制度、律师辩护制度以及独立裁判制度等等。我们应当从关注交叉询问规则本身，转移到交叉询问制度的中国问题上来，从理论和实践的断裂处出发进行研究。     

论传闻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基于法学和经济学的向度

发端于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为解决我国证人出庭难问题提供了思路,应当予以借鉴。深刻剖析传闻证据规则所蕴涵的理论基础可以发现,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益最大化分别是其赖以存在的法理基础和经济学基础。     

证明力与证据能力辨析——兼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传统法学界对证据能力和证据证明力的认识存在诸多不甚明晰之处,准确界定二者概念并厘清它们的区别和联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证据理论上的其他制度.以这种错乱认识为基点,传统证据理论对证据规则、自由心证原则和证明标准等问题也产生了一定的误解.上述认识的混乱和误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也有着突出的体现.     

DNA证据规则的理性完善主义——兼评程序与规则的对立思考

反律法主义命题的阐释是源自边沁对证据法的衡量与评价。基于对普遍认知能力的依赖、对还原事实的逻辑推理认定,边沁在强调事实认定在审判方面重要性的同时,却也表现出对自然体系的偏好。反律法主义命题最终走向了放轻证据规则、偏重证明程序的矛盾。以DNA证据为例,当DNA证据所指向、确认的事实出现时,是否仍然需要对该类证据规则进行严格限定。DNA证据固然具有人身识别和真实对应等司法价值,但是我国的DNA证据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立法层面缺乏相应的法律授权和系统的程序规则,特别是与侦查活动联系最为密切的人身强制采样根本无法可循,这使得侦查实践中的DNA证据运用出现混乱。借助证据规则的理性完善主义对现行DNA证据规则进行补强,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回到了反律法主义追求事实正义的目标之中。     

庭前会议的实践与进路——基于控辩协商的理论视角

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与完善,庭前会议制度的全貌也逐渐被揭开。庭前会议具有程序和实体两方面的功能,它在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出庭、证据整理等问题上为控辩双方提供了有效的对话空间,使得原本在庭审中难以协调的问题在庭前得以中充分的交流与协商。作为一种新制度,庭前会议的成长必然面临着诸多挑战。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庭前会议将立足于本土经验,成长为一种中国式控辩协商的制度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