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交替与刑法观念的转换－刑法学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

刑法的创新,刑法理论的升华,必须以观念的转换为基础。刑法观念的滞后,始终是百年来中国刑事法制变革和刑法学理论发展的最大障碍。 回顾百年刑法学研究史,坎坷曲折,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树立一个与时代特征相协调的刑法观念。 刑法观念是指对刑法的机能、性质、目的、原则以及具体的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基本认识和价值取向的总称。刑法观念是一种高层次的刑法意识,决定着刑法文化结构、制度设计、实施运作,故刑法科学的创新与发展,必须以观念的转换为先导。     

民国时期的刑法适用

刑事法治的实现不仅要有优良的刑法典,而且也要有公正、及时等的刑法适用。民国时期,效仿西方的刑法典制定了优良的刑法规范,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其并没有很好地适用到社会现实当中。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刑法典本身的问题。长期缺乏安定的社会环境、不完善的司法体系、不发达的法学教育和超前的刑法立法影响了民国时期的刑法典的适用。     

刑法与人权保障

我国当前处于一个政治经济转轨中的历史转变时期,法治国家的理念已经初步确立,刑法面临着新的价值选择与构造.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体利益的提升,人权主义刑法观被国内学者所重视.各国广为关注人权保障问题,人权刑法体现了现代刑法的价值精髓和应然趋向.     

刑法适用走向方法时代之路——刑法适用方法研究回顾与前瞻(1997—2014)

刑法适用方法的运用是增强判决公正性和说服力的重要保证。在刑法适用方法研究中,刑法解释方法理论成果最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其他方法无可比拟的。对于刑法适用中的思维方法、推理、论证、利益衡量方法以及刑法漏洞的处理方法等问题,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与司法实践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不足。加强刑法适用方法研究,丰富刑法理论,是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之一。     

市民社会视域中的现代刑法理念

市民社会的兴起对于法治精神的旌扬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要适时地调整法律理念,并使之与市民社会相适应。作为法治系统中的刑事法治也必须针对市民社会带来的挑战作出及时的回应,在观念上主要是指刑法理念的转变。在市民社会语境中,刑法应当体现三大理念,即契约刑法、社会刑法和人文刑法。契约刑法,为现代刑法找寻到了正当性依据;社会刑法为实现国家对秩序的维持和再生提供了现实性的保障;人文刑法为型塑刑法的品格导引出了价值准则。     

当代国际刑法新潮流与1997年中国刑法

1997年中国刑法包含了一些新原则和新制度,如废除类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规定普遍管辖权原则和单位犯罪,将反革命罪更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些具有时代性和科学性的内容,都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对当代国际刑法潮流的趋附.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问题思考

刑法立法解释,不仅是发展、完善刑法立法的重要方式,也是沟通、联接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的桥梁。而我国刑法立法解释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显消极滞后,亟需改进和完善:应提高对刑法立法解释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解释机构建设,提高立法解释的质与量;改革刑法司法解释制度,建立以法官适用解释为主体,以最高司法解释为补充的司法解释体制,使之与刑法立法解释相协调;促进我国刑法学派的形成和刑法学理解释的繁荣,从而推动刑法立法解释的发展与完善。     

刑法立法解释问题探析

刑法立法解释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不能成为刑法立法解释的有权主体,自治区、省或者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刑法立法解释的主体;刑法的解释性条文、特别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中的规定以及对刑法的起草说明或修订说明不应是刑法立法解释;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具有同等效力;刑法立法解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目前我国应该加强刑法立法解释,在将来可以适当限制刑法立法解释.     

《刑法修正案（八）》与刑法思维的转换

回顾从1979年《刑法》到《刑法修正案（七）》的刑法改革之路,可以发现,在犯罪圈的划定与刑罚量的调整方面,我国的刑事立法一直在延续着传统的权力刑法思维,即着眼于权力统治与强化社会管理,以＂秩序＂为价值中心,试图将犯罪预防与治理的所有细节纳入权力的控制范围之内。与之前不同的是,《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削减死刑罪名、强化对特殊群体的权利保护以及社区矫正立法化等内容,是权利刑法思维的体现。这一重大转变的背后,有着国际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决策者权利意识的增强与普通民众维权活动的增加等国内因素的影响。     

渎职罪因果关系的判断

对于结果犯占据了近半数的渎职犯罪而言,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成为认定此类犯罪的关键。一方面渎职罪因果关系的判断应遵循刑法因果判断的一般规则,另一方面由渎职罪所保护的法益所决定。其因果关系的认定具有法律拟制的特点。在具体判断时,既要基于渎职犯罪行为的特点进行一般考察,又要以法律上实质的原因力为标准进行因果关系的个别判断。     

刑法价值新论

刑法,作为规定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实体法,固有其体现普遍的社会价值的必要.然而,刑法要从其性质和人们的需要出发来界定自己的价值,以社会价值为目的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文认为刑法价值的动态体现是刑法的作用;刑法价值的静态体现是刑法的原则.但刑法的作用、刑法的原则本身并不等同于刑法的价值.     

刑法的明确性新解

为解决语言本身固有的模糊性和刑法的明确性要求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这一难题，必须对刑法的明确性概念予以全新的理解：刑法语境中的明确性就是刑法的确定性。在刑事法治背景下，应该信仰刑法整体的明确胜，并通过恰当的刑法解释提升刑法文本的明确性。     

真善美视野下刑法的社会情感性

刑法的社会情感性是先已存在的社会情感所决定的,是犯罪问题的社会情感性所赋予的。刑法的社会情感性通过尊重客观事实而体现刑法之真,通过促进刑罚的合目的性和刑法的正义性而体现刑法之善,通过表达同情、怜悯乃至体恤而体现刑法之美。刑法的社会情感性堪当刑法的一种精神。     

论刑法的价值核心在于公正

刑法的价值是刑法理论的核心问题。本文渊及价值哲学，对价值、法律价值、刑法价值的本义进行了深入地探讨，认为刑法价值的研究应着重探讨价值标准的应然，强调刑法的价值核心在于公正。     

制定独立的军事刑法是军事刑法发展的最佳选择

现行刑法采用了将军人违反职责罪并入刑法典,并增设危害国防利益罪的立法模式,将军事刑事规范统一于刑法典中。但统一的立法模式使刑法总分则之间产生了较大的理论冲突,司法实践中也出现许多法条适用的困难,制约了军事刑法理论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将军事方面的刑事规范从刑法典中剥离,制定相对独立的军事刑法,应当是军事刑法发展的最佳选择。     

海峡两岸遗弃罪之比较

海峡两岸刑法在价值追求、法律渊源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两岸刑法中的遗弃罪在立法规定及司法适用上各具特色,特别是在立法方式、构成特征、适用范围等方面各有优劣得失。将这些方面进行比较,有利于海峡两岸遗弃罪之立法完善。     

刑法总则与分则规定的矛盾及其协调问题探讨

我国刑法中存在诸如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罪刑法定原则、累犯与毒品累犯、自首与贿赂罪自首、一般缓刑与战时缓刑等在条文规定中总则与分则相矛盾的现象。因此,在刑事立法时,应当充分考虑刑法总则条款与分则条款之间彼此照应、相互协调的问题。     

论刑事法律观念的转换

转换刑事法律观念,必须批判政治刑法观和刑法工具主义,树立人权保障观;破除刑法万能主义,树立刑法谦抑观;破除重刑主义,树立社会防卫观。而且,要处理好理念刑法与规范刑法的关系,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刑事法制与刑法的关系。     

刑法身份的功能建构——以“共犯与身份”问题为中心

建构身份犯、限缩刑罚权、关注人身危险性是刑法身份的三大功能。违法身份犯（义务犯、表见的身份犯）的身份是违法的基本要素,因为违法是连带的,该身份如果发生效用会对无身份者参与行为的不法产生连带性影响;责任身份犯的身份是责任要素,因为责任是独立的,该身份对无身份者的责任不产生任何影响;其他限缩刑罚权的消极身份,基本上也受违法是连带的、责任是独立的共同犯罪归责原理影响。阻却构成要件的消极身份特别地受到法益概念的相对性影响。阻却可罚性的消极身份与量刑身份均属于个别化的要素,有类似于责任身份的规范特点。     

“醉驾”入罪的附随后果及制度危机化解

＂醉驾＂入罪是风险刑法范式的一种规定。中国对＂醉驾＂行为采取刑罚与行政处罚二元模式,其入罪表现为抽象危险犯且使行为人实际承受了有关职业等资格禁止、丧失的一些应属资格刑的附随后果。我国应借鉴德国刑法中有关刑罚以及＂酒驾罪＂制度设计,拓展资格刑范围以符合＂新财产权＂的司法最终处置原则,构建已丧失之资格和权利恢复的复权制度,以最大程度地消解＂醉驾＂入罪的制度后危机;为化解＂醉驾＂入罪的制度后危机,需认真对待刑法第13条的＂但书＂。